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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九、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革命】
鲁迅称乃师章太炎的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的《家训》中有一条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意思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
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先生（章太炎）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章太炎16岁参加“童子试”，时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章太炎面对此题，想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这样的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凝于笔端，最后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小时，章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他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再看其文，大骇。此时章正要步出考场，主考官拍案而起，喝止道：“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一片哗然。主考官怕事情闹大，便令两名差役将章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吓得面无人色，但章却神情自若。
188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章太炎异常气愤，从杭州寄给康有为设立的上海强学会16元会费，加入该会。次年年底，章应梁启超之邀，担任《时务报》撰述，结识谭嗣同等人。在梁、谭等人影响下，章的思想渐趋革命。198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
1988年12月，章太炎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因发表言论，触怒台湾当局，随后赴日本，八月回国。在日本期间，章太炎认识了孙中山。
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章在书中提倡复兴诸子之学，排满，反对列强，并首倡光复之说，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清廷后来因“苏报案”诉章太炎时，此书也是清廷指控章的罪状之一。不久，章又发表《正仇满论》，章在书中首次对清廷及保皇主义进行公开批判。这一年，章太炎剪辫发，立志革命。
1901年，由吴君遂介绍，章太炎到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当时章教授中文课程，但他在课堂上不谈经史，却大谈民族大义，倡导学生走光复道路，一时哗然。保皇派十分震惊，视章为“乱党”。次年元月，江苏巡抚恩寿到学校通知该校美籍校长，要缉拿章太炎，是章太炎回家过年，得到吴君遂的通报后，匆忙逃往日本。
在日本，章太炎于明崇祯皇帝的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清室干预，日本警方驱散学生，孙中山及数百留学生未能与会，后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共计七十余杯，章太炎亦未醉。
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该书为“义师先声”，因文中有“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同年6月，康有为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足一月，便抢购一空。此时，《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廷下令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与邹容。后经外国法庭审判，章太炎被判刑三年。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到日本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论战。章太炎的加入论战，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一时，《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最后《新民丛报》不得不停战，关门了事。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称：“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章还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为实现政治抱负，曾拥护袁世凯。后他发现袁的称帝野心，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并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篡夺北伐军领导权。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篡权，章任该会理事。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