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62部分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书呆】

　　金岳霖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常晚上睡觉做梦时还在背书，其投入程度令许多成年人由衷赞叹。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解放后，周源培让金岳霖去做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金岳霖说他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自己。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做。”金岳霖就来到北大任哲学系主任。不久之后有人当面大骂金岳霖，这要在解放前，一定会有一个人离开。金岳霖对于这件事的回忆是：“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业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文革时期，有某哲学家在北大批判逻辑学，会议主持人要求逻辑学家金岳霖谈体会，金先生仅语：“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

　　【仁厚】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奚若是金岳霖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一家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僵局。有一天早晨，他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很丰厚的一笔钱。忙问张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张先生也奇怪，不知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想到昨晚，金先生曾经到他家来聊天。恍然大悟说：“一定是老金办得好事！”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资助了几个家在沦陷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有一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了他。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哲学所不少人都得到过金岳霖的无私的资助，有了困难就去找他。而有些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和他直接说，就由他的学生周礼全去做中间的说客。

　　金岳霖先生有个学生梁志学，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被划为分右派后的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同志们，遵照哲学社会部第三届的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撰写评价资料。金先生和所领导的小组长姜丕之和贺林坐轿车去，梁志学骑自行车去。从街上从东往西穿过马路时，被两位民警撞倒在地。金先生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告诉了梁志学他们的对话，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金先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并且在基层党组织者面前说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使他很不平静。

　　50年代，沈从文生活极为落魄，金岳霖常去看望。每次探望时，金岳霖总要带些食物，与他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无比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金岳霖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他一生在经济上是充裕的。他的侄子金顺成回忆说，他每月用他的工资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支援的青年为数很多，都很感念他。50年代以来，他没有领取车马费和办公费，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最后，他将仅有的三千元交了公。

　　【逻辑】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清末民初，方言的问题比较大，大家到北京后，都开始学说北京话。金岳霖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主持的。礼毕，他和金岳霖一起走，他问金岳霖是否能听清楚他的话，金岳霖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金岳霖在文章中回忆道：“这句话仍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西南联大的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等人住在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季羡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