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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金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顺服】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带头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并谦虚地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今年是一年级，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解放初，金岳霖应邀到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明确地对金岳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一下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1956年春节，毛泽东在宴请知识界人士时，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重要，应该搞，你应该写书介绍数理逻辑，书出来后我愿意看。1957年4月，逻辑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毛泽东在约见哲学界、逻辑学界代表时，再次邀请了金岳霖。1959年，在毛泽东“要学点逻辑”的指示下，金岳霖带领同事，开始逻辑教材改革和逻辑学的普及工作。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金岳霖写过一篇是《我没有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他是56年入党，但是他说入党后，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说“衣服在冬天仍穿满清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的批评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
“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六万人的时候，激动得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不多久，哲学所就开会，解除他的行政职务，评为一级研究员。金岳霖认为一级研究院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金岳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岳霖怕光，所以他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岳霖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向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提及此事。林告诉金岳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才恍然大悟。
晚年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而梁从诫叫他“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他不时会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
【长眠】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享誉】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书法家欧阳中石回忆金岳霖：“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像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创始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二、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性情】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南京沦陷后，武汉告急，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一天，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冯友兰因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而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这段故事，金岳霖教授曾对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开玩笑地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缅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情况与现在很有些相似。冯友兰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
人至晚年，沉心书斋做学问，冯友兰先生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自然对一些东西了解得不很及时不很确切。这时候，女儿宗璞作为冯先生沟通外界的“耳目”之一，有意向冯先生透露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消息。“文革”骤起，天下大乱，宗璞在中国社科院上班，自然会听到种种传闻。一日回家，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对宗璞的提醒，一心追随新中国的冯先生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冯友兰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冯友兰高寿，大家问长寿秘诀，他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叀笔嵌旅嬉部刹鹞耸耍８鹪懒氐亩粤牵骸昂沃褂诿祝嗥谝圆瑁宦鄹甙茁恚莱嗯！！鼻傲骄渫罅骄涫嵌越鹪懒芈呒吐鄣婪矫娴脑尢荆郝郾绫裙锪摹鞍茁矸锹怼甭垡撸宦鄣莱镒徘嗯５睦献印�
【为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学术界的反应是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晚年，冯友兰先生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一位年过80的垂垂老者，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据他最后的博士生回忆，冯先生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90之后，虽然冯友兰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