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70部分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敦厚】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率真】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谈起与老师傅斯年的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治学】

　　傅斯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认为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傅斯年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