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敦厚】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率真】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谈起与老师傅斯年的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治学】
傅斯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认为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傅斯年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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