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象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表达爱国情怀：“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至孝】
李叔同五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时，他奉母携妻到上海定居。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注：他将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人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于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为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天津《大公报》对李母的“告别会”作了系列报导，还特别刊发了《西国丧服制考》一文。据该报报道，李母追悼会上收挽联哀辞共200多首，到会致哀的中外来宾凡400余人，多为天津各界的显要名流，师友亲朋之外，还包括外国驻华使节，如奥地利工部官员阿氏、医官克氏，日本学者宫藤氏与松长氏，天津各大学堂的校长等。
李叔同出家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母亲七十寿辰时，弘一在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集缀华严偈语成联句，手书成《华严集联三百》，纪念母亲。
弘一法师曾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静权法师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出家修行，既于一切众生普怀慈悲之心，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亦幻法师回忆：“是年（一九三○）十月十五日，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宣讲地藏经，弥陀要解。弘一法师参加听法，两个月没有缺过一座。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1935年，弘一法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其母冥诞，法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情爱】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青年时代，喜欢到茶园去看戏。当时，河北梆子戏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天晚上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家里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十八岁时，李叔同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俞氏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她是一位旧式女子，相夫教子，克己持家，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并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夭折。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从此，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俞氏打击极大，李端回忆，李叔同出家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当时没有前往。但他们对于他的出家并不理解，而李叔同则对家人说：“你们只当我得‘虎列拉’死去就完了。”
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她最终没有等到能与李叔同破镜重圆的一刻。
弘一出家后，从未回过天津。1922年，他曾致函侄儿李圣章，说他日道业有成，或可与家人相聚。夫人俞氏过世时，他曾有过回乡省亲之念，但终未成行。1927年，二哥李文熙六十大寿，特来信请弘一回天津，并汇大洋百元作为盘资。弘一带着弟子准备回去，但到上海后，他未再北上。
李叔同在上海期间，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自觉应脱离这种生活。1902年秋，李叔同致信许幻园道：“……小楼兄（张小楼）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作序，在序中，李叔同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二人曾有诗词互赠。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写得一手好诗词，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几部诗文集就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李苹香自幼聪颖，八岁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偶然看到她的诗作后，拍案叫绝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多岁，长相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老家嘉兴是邻县。他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李氏母子，并让他们在上海继续游玩，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尊母命，与潘某同居。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儿。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来到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让李去做妓女，李苹香从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上海。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上海名花。
1901年夏，李叔同避祸沪上，与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互相引为知己。
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
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决定远赴日本留学。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告别李苹香，李苹香一写诗回赠。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名妓朱惠百、李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