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89部分

　　弘一法师的俗侄李晋章挽弘一法师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法师的事迹。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正式率团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马一浮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赴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游历。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它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长篇史诗，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马一浮撰写《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马一浮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特请马一浮作校歌。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立见虚空碎，能消倏忽谋。
　　神工同铸鼎，小智失藏舟。
　　一勺沧溟竭，须弥芥子收。
　　机轮随处转，早晚灭蚩尤。

　　弧矢威天下，风雷动百蛮。
　　令如流水速，国似泰山安。
　　掷杖为龙去，乘槎贯月还。
　　两阶干羽在，万众正胪欢。

　　销兵猛志压群雄，奇器阴谋势已穷。
　　从此波旬齐俯首，象王行处绝狐踪。〗

　　【沉潜】

　　1903年，马一浮20岁，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一位中英文基础俱佳的人担任秘书。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最后挑中了马一浮。六月，马一浮来到了美国北部的圣路易斯，任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在美国整整一年间，马一浮没有进入学校接受那种教育体制下的既定教育，而是在文牍工作之余买书、译书、读书，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要读的著作。

　　从西方国度归来，马一浮开始认真总结及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与少年时代的游学同伴谢无量一同隐居在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他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唐·吉诃德》翻译成中文，题为《稽先生传》，刊登在《独立周报》上。

　　在国外的两年，让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循着西学之路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重兴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以心性之学来转移社会风气，矫正人们的思想，才是正途。

　　1905年底，马一浮到杭州，寄居在杭州西湖广化寺。他天天到文澜阁读《四库全书》。此期间，马一浮3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

　　1911年，马一浮回国，他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

　　马一浮青年时，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马一浮曾赴南洋考察，见到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两相对照，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马一浮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解放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将他带到蒋庄访问马一浮，并向他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惟一的理学家。”会见中，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又以“恕不奉陪”婉拒。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马一浮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