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好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人物马君武先生在书摊发现了这本奇书，并且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赎回转赠于马一浮先生，物归原主，适得其宜。再后来，抗战中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学执教，遂将此书赠与图书馆；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先生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了。
《竺可桢日记》1950年7月有段记载，竺先生从中科院历史所的向达先生处获悉，马一浮先生不独阅读过《资本论》，且有阅读笔记，有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他也在解放后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他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二人结识的过程：“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颖悟】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书香门第，幼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他8岁初学作诗，9岁就能读《文选》、《楚辞》。
九岁时，父亲为马一浮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他读书。可是没过多久，郑先生就坚决请辞。父亲以为儿子少年玩劣，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学生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老师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老师走后，父亲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但更多的时间是马一浮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远在同考的周树人、周作人昆仲之上（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故可见马一浮古文功底之深厚。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茶趣】
作家何满子先生曾作如此评价：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唯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久居杭州，晚年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常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喝的却是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带来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试之，果如所说，经过几次品尝，便对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相比之下，龙井茶太谈了。云南沱茶杭州无供应，购买便成了难题。开始时，由友人从云南带来，数量虽不多，但胜似雪中送炭；后又托人买一些。但天天喝茶，托人在云南购买，实在是“远茶难解近渴”。马老的亲属汤彦森先生，十分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发现在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有了茶，选用茶具就成了大事。
古人很注重烹茶工具、炊具，且对于茶具制作，已有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于是马一浮模仿古人，或自制，或选购，操持了一套很有艺术价值的茶具。譬如茶炉，他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只体积小，形体园，比排球略大些的小茶炉。还有炖壶，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绝没有铁锈味道。但最讲究的茶具，当推泡茶用的紫砂壶了，由马老亲自订做，宜兴名家选用标准紫砂泥，按照传统工艺，精心烧制而成。这把紫砂壶，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马一浮的整套茶具，小巧玲拢，富有艺术性。比如拔弄炭火的小火钳，铜做的，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他用的小茶杯形同玩具，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也很具观赏性。这套茶具，马一浮用了几十年，十分珍贵。可惜十年浩劫中已经不知去向，实在遗憾。
煮水的火也有讲究。起初，马一浮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仍有黑烟乱窜，水味不纯。一段时间之后，马一浮研制成了一种优质小炭饼，做法是：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小木模（月饼大小），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这种“小炭饼”无烟无臭，火缓而稳，既不影响水质，也不污染空气，烹茶最为适用。
马一浮把烹好的茶沏好之后，常常是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品茶时，往往把诗与禅联在一起。例如，他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要说声：“这是道家境界！”他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也会说声：“一派仙气”。读到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便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饮茶，有的习惯，令人发笑，例如紫砂壶中的“茶锈”（实是“茶垢”）他美其名曰“茶山”，虽然已经发黑，甚至很脏了，却从不洗涤，仅每天早上用清水冲一下算数。有人问过此事，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一浮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面对文革浩劫，马一浮写下：“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七、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狂傲】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