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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两年多过去，李莎默默送走了越南留学生后，很长时间里主要是负责北外俄语青年教师和全国俄语进修老师的培训。她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的俄语教育和翻译事业上，为中国培养了数不清的俄语人才。可以说，全国俄语教学、翻译方面的骨干、学术带头人、全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听过李莎的讲课。
李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课堂上，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认真教学和辅导；在办公室里，她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找来后进学生“单兵教练”，耐心辅导；在家里，她伏案备课，精益求精……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俄语人才，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外事、外贸、科研和教学岗位上，说是桃李满天下，一点也不夸张。
一个和谐的国际家庭
李莎和李立三的家庭，是一个国际组合的家庭。
李立三，中国人，李莎，俄罗斯人，他们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代。
李英男，李莎和李立三的大女儿，原配刘和忠是中国人，英年早逝，英男又与俄罗斯知名教授付拉季米尔·阿格诺索夫结婚；李雅兰，李莎和李立三的小女儿，先和中国著名诗人、第一代“朦胧诗歌”创始人郭路生结婚，因感情不合离异，后又与俄罗斯籍（中俄混血儿）瓦列利·张·鲁登科（父亲是李立三的老战友张报）结婚，这是第二代。
刘铉，李英男的小儿子，与乌克兰姑娘莲娜结婚，这是第三代。
这个家庭，有这样几个特点：
讲多种语言。李莎、李立三同说汉语、俄语、法语。汉语是李立三的母语，俄语是李莎的母语。李立三在苏联生活、工作15年，李莎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共同的生活，使他们精通汉语和俄语。李立三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学过法语，会讲法语；李莎于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毕业。英男、雅兰生活在这个家庭，汉语、俄语是她们共同的母语。同时，她们还在中学学英语，在家里自学法语和西班牙语。英男很崇拜古巴的格瓦拉，在她的床头上挂着格瓦拉的画像，因而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学西班牙语。这个国际家庭，可以用多种语言交流，走遍全球，用不着找别人翻译。
教育世家。李莎是外国语大学教授。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是黑龙江大学教授，二儿子李人俊是大连海军学院讲师，李英男后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教授，李雅兰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师。如果再往上追踪的话，李立三在莫斯科时曾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兼职副教授。李立三的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因此，可以说这个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教育世家。
中苏友好的使者。李莎和李立三为中苏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在苏联，在中国，李莎和李立三共同翻译了中、苏两国许多重要文献和经典的文学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莎和李立三合作翻译了列宁著的《国家和革命》、《论合作制》，西蒙诺夫的《考验》、《在辽远的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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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子女成长（1）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相夫教子”是一位“贤妻良母”的主要职责。李莎在做好本职工作、为李立三当好后勤的同时，又费心地帮助李立三教育子女。
李立三共有六个孩子，分别出生在醴陵、武汉、香港、上海、莫斯科、哈尔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劳碌奔波的一生。最先出生的四个孩子，都是从小就离开父亲，有的送回老家，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不但互不相识，而且互不相知。直到建国前后，才陆续回到他们身边。
李立三和李莎对孩子们的教育原则是：政治思想上关心，首先教育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上很照顾，但不许特殊，使他们同广大青少年一样，在平等的环境中成长，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两个最大的是儿子，一个是李人纪，一个是李人俊，他们一到革命阵营中，李立三就反复强调，你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做人要光明磊落，在组织和同志们面前不讲假话，一定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组织详细交代清楚。这是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今后一辈子都将站不稳脚跟。并且举出很多事例，说明在革命队伍里讲假话是要垮台的道理。他还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为孩子做出了榜样。
比如，当人纪、人俊最初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候，他就问孩子：“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们则说，听到过一点，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他所犯的“立三路线”的错误讲了一遍后，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就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过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
为了让孩子们能在思想上健康成长，李立三除了经常讲解自己犯过的“立三路线”错误外，很少讲自己对革命的贡献。由于安源离李立三的老家不远，不少乡亲来京时，常给孩子们讲当年曾经目睹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出生入死的情况，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甚至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老同志来家里串门，也向孩子们介绍李立三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如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发动的几次大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的联合大示威，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察队收回武汉英租界等等。所以，孩子们和他在一起时，总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但不管是故意问也好，或闲谈时偶然涉及也好，他总是笑着把话岔开。谈起过去的斗争，也总是夸赞那些牺牲了的同志。
记得有一次人俊提到李立三年轻时跑到程潜的护国军去当兵时写的一首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孩子们很敬佩爸爸的这种行动，也很欣赏这首诗。但他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说：“我都记不大清了，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样闹革命，是不知道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待孩子们渐渐懂事以后，便问李莎，爸爸为什么对自己，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只讲“走麦城”呢？李莎说，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李立三！
在生活上，他们对孩子十分关心，尽量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送两个儿子到外国语学校读书；送两个女儿去大连学习；送两个小女儿到苏联大使馆学校读书。但是，生活上决不许他们搞特殊。1949年春，送人俊到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时候，李立三就曾经对他说：“你从小就离开了我，这是革命年代里不得已的事。现在全国胜利了，我送你去上学，算是弥补父亲培养子女的责任。今后就要靠你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为人民立功，不要有任何特殊的想法。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世袭制。这并不是像反动派所污蔑的那样，‘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如果不认亲属，就不会叫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我如果让你显得比别人不同，那就会害了你。”
教育子女成长（2）
李立三经常强调要孩子们以普通学生的面貌生活在群众中，不要有任何特殊。当时全国都是过供给制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除了享受规定的一份津贴费用外，他们从不另寄钱和衣物，李立三经常说：“当年我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学费、生活费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你们一切都有组织负责，就应该完全满足了。”
两个最小的女儿英男和雅兰，生活在他们身边，条件好一些。但从入小学开始就坐公交车上学。雅兰七岁时，大人也只将她送到公交车站，然后自己乘车去学校。当她们年纪稍大一点后，李莎就常对她们讲：“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党对我们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要求了。”1965年，李立三、李莎夫妇鼓励英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并要她争取去艰苦的边远地区。当她从山区写信回来，谈到在那里睡土炕，吃窝窝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的时候，李立三非常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没上这一课，就不能真正算大学毕业。”
孩子们有一个叔父，是李立三唯一的亲兄弟，在家乡教小学。解放初期，他因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跑到北京来找李立三，说养不活家，要另找工作。李立三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不是这么个找法，要群众拥护，组织挑选，况且教书也是很好的工作。至于生活困难，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只能替你出这么个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农子弟教好，饭不够吃，你就吃粥，但是，千万不要装阔。如果你吃了三个月粥，而且照样努力工作，党和群众不来帮你解决困难，那就是怪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现在过的是供给制，党只负责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顾你，我不能伸这个手，党里也没有这个制度。”就这样，李立三和李莎给了叔父一些平时积攒下的钱，就把他劝说回去了，以后叔父就一直安心留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工作，没有再来找李立三。
平时有些乡亲，特别是长辈来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们写封回信，但只用他们的名义，李立三自己从不署名。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人家很容易通过我们来看共产党。如果根本不回信，他们会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对党的影响不好；但如果我署了名，说不定他们又会借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对党的影响更不好。”他还多次向李莎和孩子们打招呼，凡是家乡亲友，如果想通过他们找他办什么事，一概不要答应。他说：“国民党就爱讲私人关系，共产党就不兴这一套。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但接着，他又笑一笑说：“说共产党不讲私人关系，也不完全对，以前我们搞白区工作，有时候也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不过，我们只是利用私人关系为党做事情，决不利用党的关系去为私人做事情。”
1950年春的一天，李立三的妹妹和妹夫从醴陵老家来了，说他们那里要开始土地改革了，妹夫的成分高，可能要定为地主，而现在当地的领导，都是在哥哥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想让哥哥帮他们说句话，要给他留条生路，别把土地财物都分光。李立三听说后，马上对他们说：“你（妹夫）是什么成分，有什么问题，当地的政府和群众最清楚了。该怎么处理都有政策，你们这样跑到北京来找我是错误的，那是要加重处罚的，你们赶快回去。”就这样，第二天给他们买上车票让他们回醴陵了。当时孩子们觉得这事父亲做得太不尽情理了，就跟他说：“人家大老远的跑来找你，你又都认识当地的人，就帮他们说说呗。”李立三听后板起面孔，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行，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土改是党的政策，我只能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我要说了话，下面就可能不按政策去办了，那就糟了，搞不好，会影响党的声誉。”
这些事情，对孩子们都是活生生的教育，他们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都好好学习，成长为挺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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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叫她“李莎妈妈”
李莎和李立三的家庭很和谐，他们对待子女不光是只讲原则，而不讲感情。
李立三同前妻生的两男两女，李莎生的两女，李立三的弟媳生的一男，七个子女同李莎和李立三组成的这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长子李人纪，是李立三的第一位夫人林杏仙所生；次子李人俊，是李立三的第二位夫人李一纯所生；长女李竞、次女李力，三女谢志佩是李立三的第三位夫人李崇善所生；四女李英男、五女李雅兰是李莎所生；侄子毛毛是李立三的弟媳所生。李莎对这些子女都如同己出，不分彼此，不厚你薄他。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尊敬她。李立三的前妻留下的四个子女，都亲切地叫李莎“李莎妈妈”；李莎所生的两个女儿叫李莎“妈妈”；李立三的侄子叫李莎“李莎大妈”。
叫妈妈的女儿，叫大妈的侄子理所当然。叫“李莎妈妈”的子女，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不是李莎生的，其年龄相差也不太大。英男说：大哥比妈妈只小四岁，是第一个叫“妈妈”的人，当时不仅大哥难开口，就是妈妈也不好意思答应。大哥开口了，以后二哥、大姐、二姐随着也叫“妈妈”了。
子女们对李莎尊重，兄弟姐妹之间也都融洽。人纪称人俊弟弟，称李竞、李力、英男？、雅兰大妹、二妹、三妹、小妹；英男、雅兰称人纪、人俊、李竞、李力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兄妹之间十分和睦。
有人曾问李莎：你和子女们为什么相处得如此融洽？李莎说：我既然来到中国，是中国人的妻子，就应当做一个中国人所称道的“贤妻良母”。
李莎对李立三前妻所生的子女，还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这些孩子也是在苦难中长大成人的。他们都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李立三的身份，且又不在国内，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有的成了孤儿。解放以后，是党帮助把他们从四面八方找来的，他们能与李立三团聚很不容易。李莎说：“我作为立三的妻子，应当为他的孩子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基于这种认识，李莎十分高兴地把李立三的子女都接了回来，而且帮助李立三对孩子们进行思想教育，安排他们的学习，关照他们的生活。所以孩子们对李莎由衷地尊重，并亲切地称李莎“李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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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母找她要“海子”
婆母和李莎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李莎对婆母像母亲一样地孝敬。婆母生长在中国的湖南，李莎成长在苏联的莫斯科，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李莎完全根据婆母的要求，安排她的吃喝穿戴，使她过得舒心、舒服。婆母常对人夸奖：“李莎是个好媳妇。”李莎和婆母不仅生活得融洽，而且在思想上也常有交流。但是一个说湖南方言，一个说俄语，沟通很不方便，因此，常常闹出笑话。上世纪50年代在家属中流传的婆母找李莎要“海子”的故事，就是李莎因为听不懂湖南方言闹出来的笑话。
一天，婆母向李莎要“海子”，李莎以为她要找孩子，马上就把英男、雅兰叫来，领到婆母眼前。但她摇头，表示不要。李莎以为，婆母不是要孙女，而是要孙子。于是赶快把毛毛（李立三的侄子）叫了过来。老太太仍然摇头，一边着急地说“海子”，一边指着自己的脚。这样一家人才明白，她是要鞋子。这个故事成了这个和睦家庭的笑谈。
李莎和婆母一起生活多年，直到婆母过世。虽然李莎工作很忙，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她常说：“母亲养育了我，婆母养育了立三，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如今，她们老了，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