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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困难，上不起中学，李莎考入了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1931年，17…岁的她毕业，便自愿报名去苏联远东工作（类似中国的“支边”），分配到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青团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李莎曾荣获一枚劳动奖章。有一天，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时，李莎被题名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她赶快核对原作，发现原名应为《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错误。那么“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她带着这些问题找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正对他进行批评。想起来了！就是画报上那个五卅时期的李立三！她那天真少女的想象力给她刻画出一副白发苍苍、前额布满皱纹的老者形象。担任中国共产党要职，又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肯定是这个样子！
两年以后，她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她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时任共产国际英语翻译）。萨尔达的爱人杨松，原名吴绍宜，1907年出生在中国的湖北省，1927年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列夫。1931—1933年，他在苏联远东工作时，与萨尔达结婚。1933年，他们一起调到共产国际工作。1934—1935年，杨松到东北参加抗日游击队，1935年返回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留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8年回国，在延安病逝。
那是1933年初秋的一天，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她和女友柯拉娃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萨尔达·雷菲洛娃家走去。——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19岁的少女，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的偶然机遇却改变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女友萨尔达家里，她们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青年；正在同杨松交谈。他高高的个子，蓬松的黑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同志”，萨尔达向她们介绍说。她们三个女友凑到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的俄语不够流利，不便插嘴，也可能是悄悄地在观察着她们。后来萨尔达才透露，她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柯拉娃是个相貌出众的俄罗斯少女——清秀端庄，碧绿色的大眼睛深沉、迷人。丽扎和她在一起总觉得处处不如人家，她原本是来做“灯泡”的。但不知为什么，李明没有看中柯拉娃，对丽扎却一见钟情，觉得她不仅外貌美艳动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一种聪慧、坚毅的性格。见过面之后，李###里就放不下她，总是寻找机会，同她见面。“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丽扎却成了李明追求的对象。于是，杨松、萨尔达、柯拉娃和她，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经常与李明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旅游划船。李明都表现得很干练出色，他有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红皮证件，给她们提供了不少便利。人多船少的时候，他到售票处拿出证件，马上就能租上一条船来。可能是因为她很年轻，留下的都是这些快活、轻松的回忆，至于李明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她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李明的心却被丽扎妩媚动人的神态拽住了。他一闭上眼仿佛就看见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在面前闪动，搅得他夜不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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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见不相识
1934年秋天，丽扎和柯拉娃听说李明搬了家，就顺便去看看他，发现满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丽扎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丽扎将信将疑，知道此时已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她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丽扎和柯拉娃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看，但是，她们还是向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她们心里却已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她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李明走后，丽扎才弄清他的真名，还是那些远东的朋友们偶然说出来的。有一次，女友们谈天，有人提起李立三，说好久没有看见他了。丽扎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的呀！”“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丽扎更加感到费解。“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她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然已经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20多岁。李明的年轻精干，李立三的大有作为，在她的心里合并成一个人的时候，丽扎心动了。她时常想，他这种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竟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也需要反对吗？这些问题丽扎当时心里怎么也搞不通，经常翻来覆去地寻思。可惜的是，李明也罢，李立三也罢，他已经消失了，如石沉大海，她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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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1）
一年过去了。丽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1935年夏，她从工农夜校毕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风餐露宿、四海为家，是她当时浪漫的梦想。正在埋头准备考试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丽扎拿起话筒，听到一声熟悉的中国湖南口音：“请找丽扎”。“你是李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感到惊奇，因为按照惯例，一个外国共产党员回国，不可能这么快返回莫斯科来。李立三含糊其辞，没有说明他是从哪里来的。
多年以后丽扎才得知，那次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的，在靠近中国边疆的地方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往来。当时白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地下电台停止了工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随军电台在敌人轰炸中也被毁坏，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恢复联络是当务之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曾指派阎红彦和“七人小组”两批人先后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26军建立联系，还制定了与红26军联络后、进而寻找长征途中红军主力的计划，但因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未能成功。李立三提出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共产国际也没有批准。最后，还是由刘长胜和林育英（林彪堂兄）带着李立三亲自编写的密码，克服种种困难回国，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在国外出版发行《救国时报》主编，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即《八一宣言》），就首先在《救国时报》上编发。《救国时报》的前身是《救国报》，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先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陈云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也发表在《救国时报》上；此外，还发表了蒋经国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申明要同他决裂。《救国时报》在苏联、在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写信称赞它是“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好报，并动员干部、战士捐款1300元。
1935年，丽扎与李立三开始单独约会了。
一个初秋的季节里，久别重逢的李立三和丽扎，在莫斯科的小河上荡舟，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做了一次畅怀的深谈。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政治上犯的错误，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李立三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缺乏文化理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不在国内；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这次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耿直爽朗的人。丽扎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丽扎，进而使她爱上了他。李立三将丽扎送回家门口，丽扎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脉脉含情地回眸一笑，撩起裙子进了大门。李立三惊喜地接过这个悄悄送过来的爱情信号，激动不已。两个异国男女相爱了。
李立三很主动，天天下了班都想见到丽扎，经常给丽扎打电话，和丽扎同住的邻居们都熟悉了他的声音，不用问就叫她说：“丽扎，快来接电话，还是你那个中国朋友打来的！”丽扎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李立三努力使她开心，约她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音乐，在音乐会上甚至会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她，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2）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丽扎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他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买的童养媳，17岁时，父亲强迫他们结婚，这是中国那个封建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年纪轻轻的便患风瘫去世了。
李立三的第二个妻子是李一纯，他们曾一起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李一纯另有所爱，离开了李立三。她为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李立三的第三个妻子是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他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她为李立三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李竞，二女儿李力，另一个就是后来找到的谢志佩。
李立三认为：爱情的基础是忠诚，他爱丽扎就要老实坦白自己的过去，他的这三次不幸婚姻有着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自身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是李立三游戏人生，而是他生命的旅程中出现的几次不和谐的音符。值得庆幸的是，李立三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摧垮，那是因为他把爱情置于革命事业之下，他认为爱情不过是事业的浪花而已。听了李立三的叙述，心中的疑团烟消云散，丽扎对他却有了几分同情：一个革命者，他在婚姻上也常常是历经磨难的。尽管他再一次提醒她：“请考虑我的过去。”丽扎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注重的是现在，更憧憬未来。”
1933年春，李立三终于由上海来莫斯科学习的党内朋友周恩来处得知了李崇善的准确消息。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李立三离开上海不久，他的妻子李崇善就生下一个女孩。李崇善无力抚养，且李立三临走时有嘱咐，不论是男是女，都把这个孩子送人。李崇善就把这个女孩送给了一个信得过的老工人当养女。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更大的折磨则是心灵的孤独。她想念李立三，可他却滞留苏联迟迟不得回归，正所谓“遥望归期未有期”，不知何年何月夫妻才能团圆。不久，李崇善被捕入狱。她知道自己作为李立三的妻子身份不同别人，一定是敌人感兴趣的重要案犯，便做了一死的打算。党组织关心李崇善，经多方营救，使她得以出狱。
走出监狱的李崇善心力交瘁，这期间得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扣在苏联，名为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处分，一种比软禁好听一点的惩罚。看那架势，能否回到中国还是未知数。于是李立三托人带信给李崇善，让她在国内另组家庭，李崇善思之再三，含泪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李立三预料之中的，却仍使他很难过。但他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男子汉，不仅不怪李崇善，相反，却表示出理解和同情。他知道，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李崇善在国统区里生活将要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妻子则为他东躲西藏，没过上一天舒心安宁的日子。更何况，他现在旅居苏联，没有确定的归期，让妻子没有了指望，将如何等下去？她是个妻子，是个年轻的女人，她有权利获得更为美满的爱情生活，她也需要身旁有个男人，替她支撑起半边天。李立三感激李崇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虽然离他而去，却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母亲，她一定不会亏待她们的，这使他可以得以安心。这样想来，李立三便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李崇善新的婚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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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3）
丽扎知道了这个消息，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但因李立三心情压抑，她也就不快活，她甚至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安慰李立三，只能用少女的温柔和体贴给予李立三更多的爱。
李立三在苏联还有过一次婚姻。他告诉丽扎，他在莫斯科学习结束后。1932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被派往苏联远东伯力，在华侨中间工作，这期间，他同李汉辅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李立三的第四位妻子。李汉辅毕业于浙江宁波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担任翻译工作，在东方大学与一起学习的沈志远结婚，1927年生下了儿子沈林如。1931年沈志远回国后，李汉辅与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