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耍�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红军将领，一个个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成员”、“外国间谍”等政治帽子，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迫害、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联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李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李莎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来往。”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李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李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将会实现了。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收发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给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于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趁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李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李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孰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让康生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于是，王明、康生等借机大整李立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李立三是不是“勾结日本特务”，有意向敌人泄密等可怕的问题。
李立三和王明的旧怨新仇
王明和康生为什么同李立三过不去呢？据王明说，他同李立三在国内就有嫌隙。具体情况是，王明是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届学员，因善于钻营，深得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局长兼校长米夫的青睐。1928年在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中立过功，当时的一千多名同学都被打成托派，只有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算是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米夫派他回国，原本是想让他替代李立三，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研究后，认为王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锻炼，于是，派他去苏区工作，他怕吃苦，不去；派他到基层工作，在工作中被捕后，又泄露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住址。党中央给了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决定：“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因而，一时得不到重用。
在国内批判李立三的斗争中，康生一击有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普通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阵营中，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两人沆瀣一气，妄图篡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康生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露骨。
当时，由于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只得由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作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王明与康生共同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辞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阴谋未能得逞。这就使王明、康生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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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乘机陷害李立三
斯大林“镇反肃托”运动开始后，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是他们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内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同时，捕风捉影，对李立三进行诬陷。要求解除李立三中共代表团成员、《救国时报》负责人等职务，引起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反对。王明、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诬陷李立三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就经过共产国际干部局于1937年９月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据一些知情人讲，苏联内务部从那时起就对李立三开始秘密监视了。
王明、康生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明、康生正准备回国，李立三也申请回国抗日。王明坚持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中共领导人”自居，打算在中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李立三在党内的资历远远超过王明，且历来与王明有矛盾，此时此刻放李立三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对王明非常不利。要不让李立三回去，就必须找出新的问题来，因为李立三对过去的错误反复检查过好几年，已无法成为不准他回国的借口。公文包的丢失恰好给王明、康生提供了口实，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王明、康生的诬陷，李立三坚持反驳，准备了一套书面材料及一块工作人的旁证，递交共产国际监委会。监委会于1937年10月5日开会，认为干部局提出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证据不足，需重新调查再作结论。11月间，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由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持他回国的要求。他于1938年２月初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线’的推行者，在苏联工作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派他回中国担任工会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立即批示同意，并对李立三回国要办的手续等细节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预定2月25日开会最后讨论，李立三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恰在这时，苏联内务部根据王明、康生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抢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1938年2月23日凌晨，“当当”的敲门声把李莎和李立三从酣梦中惊醒。身穿军装、荷枪实弹的两个人闯进屋来，亮出逮捕证，然后翻箱倒柜地满屋进行搜查。“跟我们走！”对李立三的这一声吼叫使李莎肝肠寸断。李立三将瑞士手表交给她，换上一身最旧的衣服。他神色镇定，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李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这些话一定转告我们中国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李立三被带走了。李莎强忍住眼里的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陈潭秋见脸无血色的李莎进来，大概已猜出她带来的消息凶多吉少。“李明被捕了。”李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转告的话，我都记下来了。”说罢，李莎把纸条递到陈潭秋手里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员把李莎赶出大楼，勒令她搬进院内阴森、潮湿的一间小平房里。这是“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她们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了革命、为了寻求真理，跟随父母、丈夫或兄长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又和苏联干部、百姓一道受无辜迫害之苦。李莎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同情她、安慰她的外国朋友。
李立三入狱 李莎不要团证要丈夫
李立三被捕入狱的第二天，李莎向外国语师范学院团委报告了丈夫被捕的情况。近几年，外国语学院此类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团委书记毫无吃惊之意，他绷着脸对李莎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你好好反省吧。”两年前，李莎向组织表示能否同李立三结婚时，当时书记的态度颇为友善。“你这个对象是什么人？”李莎说：“他是中###员，在共产国际工作。”“噢，那是兄弟党，是我们的同志。没有意见，你当然可以结婚。”说得很爽快，蛮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胸怀。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只要是外国人，统统被怀疑成“特务”、“间谍”，李莎接受不了这种变化。党团干部反复做她的工作，要求她和丈夫划清界线，说：“既然是个外国人，你怎么能替他担保呢？”但这些好心人的规劝没有使李莎动摇。有一点她坚信不移：李立三绝不会是坏人。因为李立三的经历、为人、为中共所做的贡献，她心里一清二楚。
几天后，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召开了规模很大的全体团员大会，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要李莎站稳立场，同丈夫划清阶级界线。
团委书记大声宣布：“基什金娜的丈夫、叛徒李明现被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会场里50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注视着她。过去，那些微笑和善意地望着她的眼睛，今天，大都变成了冷漠和轻蔑。
李莎过去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什么会议的主角，可今天，她是当然的并不情愿的主角。她不敢迎视那些目光，她嗫嚅地低下了头。李莎想此时此刻，有谁了解我，有谁同情我？只有他！李莎想起了李立三，如果有他在身边，一定会给我强有力的支持的。可是，正因为他，我才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我并不后悔。我不会忘记：多少个美丽的夜晚，依偎在李立三的身旁，听他憧憬共产国际宏伟的蓝图，企盼着冰封大地的中国早发春华；多少个休息日，我俩漫步红场，抒发着为党为人民奋斗终身的豪情壮志；多少个党团活动日，他对我讲，要忠于祖国，忠于苏维埃；多少次上班的路上，他告诉我工作就是幸福，我们的一切首先是属于党，其次才是属于爱人……这样忠心耿耿的人，能是坏人吗？这样满腔热忱的人，能是敌人吗？不，他绝对不是坏人，更不是人民的敌人。想到这里，李莎的心踏实了，她抬起头，勇敢地扫视会场。台下虎视眈眈的眼光不免使她胆怯生畏，但她决不能后退。她鼓起勇气向大会坚决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作出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为。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的指控，我不能接受。”这番话引起一片哗然。有人陆续上台批判李莎“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为人民之敌涂脂抹粉，同流合污”等等。最后，大会表决开除李莎的团籍。她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挺着胸膛默默地走出了会场。
监狱苦寻李立三
李立三受诬陷被捕入狱。李莎离开了共产国际干部宿舍“柳克斯”，同妈妈、哥哥、嫂子住在一起。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拆散了。
李立三被捕后，曾有些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组家庭。但是李莎和她的母亲、哥哥、嫂子都一致认为不能这样。李莎的妈妈说：“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说：“我了解立三，我一定要寻找他，全力以赴地解救他。”李莎开始了查找莫斯科的所有监狱、苦寻李立三下落的艰难历程。
李莎先打听到莫斯科市各个监狱的地址，到处询问查找。每逢礼拜天，她一清早就到监狱接待室门前，排在长长的队伍里边，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好不容易走到窗口满怀希望地拿出身份证查问，总听到粗暴的声音回答说：“没有这个人！”然后啪的一声把身份证扔出来。就这样，她找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一直找不到李立三的踪影。特别是当她听到排队的人们议论说，内务部对于政治案件采取“三人小组”连审带判的办法，几分钟就能判处死刑或监护劳改。这些议论使人心惊胆寒，悲观失望。走出监狱后，李莎常在大街上徘徊到深夜，久久不能平息，但她心里总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她：正义必将胜利，立三必定能回来。
俗话说：“上天有眼。”中国有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半年后的一天，李莎再一次来到塔岗卡监狱，习惯性地排队到窗口，这次她得到了意外的答复：李立三确实关在此地，但不能探监，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她兴奋不已，飞跑回家，心想，只要立三活着，我们定能见面！当时她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妈妈不得不给人家洗衣、做缝纫活儿。她们节衣缩食、变卖旧什物，每月给立三留够50卢布的生活费。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李莎每月送钱去监狱。后来，经过狱方的允许，她可以给李立三送些蔬菜来。每次探监前，她都要精心挑选一些胡萝卜、西红柿、洋葱等营养丰富的东西带给丈夫。尽管她每次来都见不到丈夫，尽管报纸上不断披露有关“反革命分子”被审讯、判决、枪毙的消息，尽管她周围有不少同学、朋友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只要她送去的钱物没有被退回来，那就说明李立三还在，她的心就会得到暂时的慰藉。每次去监狱，李莎都要穿得整整洁洁，希望有机会能和李立三相会。一墙之隔，却见不到亲人，李莎不甘心！她继续向有关部门交涉，打听审讯情况。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