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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李立三写《自述》（1）
李立三虽然出狱，内务部的审查已告结束，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借机继续诬陷李立三，提供假证，歪曲中###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革命事件诬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看到这份假证后，决心继续斗争。回到家里，他一天也没有休息，马上要李莎帮他着手写一份详细材料予以回击。在这份材料里，他用自述的形式，写了家庭、童年和学习情况，国民党军队中的两年，留法两年，萍乡煤矿上的一年半，在湖北区委工作八个月，在上海的工作，1926年的工作，在武汉的工作，南昌起义期间的工作，在广东工作，在六大上，六大后在中央工作的一年半，“立三路线”时期，共十三个部分，通过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派胡言进行了批驳。用事实有力回击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当时李立三用俄语口授，李莎从文字上斟酌加工、记录整理。他们两人就这样每天合作直到深夜，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准备了长达240多页的材料，李莎最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由李立三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李立三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这份控诉书已经由李英男译成中文本。当时李立三曾愤愤不平地给李莎讲：“如果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完全可以忍受，可以沉默。但这些显然是歪曲历史，纯属诬蔑，说什么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是冒险主义的暴动，中国共产党六大是布哈林操纵的等等，这有损于我们党的声誉，我决不能漠然视之。”
苍天不负有心人。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终于接受了李立三的要求，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和他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周恩来、王稼祥到会，支持李立三的观点。会议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议。
这种模棱两可的决定显然是想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王稼祥对此持保留态度，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在苏联就再没有人理睬了。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助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1公里以外），没有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李立三又一次陷入困境，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在世界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没有了生活来源，全靠李莎微薄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给的2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没有住处，只能挤进李莎的妈妈和她的哥嫂共住的房间，由白布屏风隔开，两家三代共住一室。更为严重的是，按规定他在莫斯科不能办理户口。为此，李莎心里十分紧张：我们这对患难夫妻难道又要被拆散吗？
但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依斯基，总算找到门了。曼努依斯基批示，把李立三重新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为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此时李立三因失去党籍，已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但他的工作热情没有因此受到打击。李立三积极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文献以及苏联文学著作。周围很多人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每逢十月革命节、五一劳动节，单位组织节日游行，他也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利都没有。
协助李立三写《自述》（2）
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狱中生活没有改变他那刚强、豁达的禀性。他只是减少了一些冲动，变得更加稳重、更加成熟了。李立三和李莎之间的话比过去更多了。也许是因为李立三在狱中一直努力学习，经常借阅图书室的书籍，阅读了诸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俄文本著作，还有哲学、天文学等许多科学书籍，他的俄语水平和俄文表达能力有了显著的进步，达到相当流利的程度。可惜，牢房中阴暗的光线，损伤了他的视力，他患上了近视眼。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好像生来就是戴眼镜的，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李立三并不近视，他的眼镜是出狱后自1940年起才戴上的。
经历苏联卫国战争的考验（1）
1941年来到了。新年之际，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6月间，李莎忙于毕业考试，准备拿到文凭后，同李立三一道到郊外休息几天。6月22日恰逢星期日，天气格外晴朗，风和日丽。李莎和李立三刚要出门，桌子上的收音机响了。播音员郑重宣布，中午12点要播放重要的政府声明。李立三马上改变了原来的休息计划，他说：“事关重大，我们哪里都不去了。”当天中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通过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苏联发动了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当即全国人民总动员，适龄男子纷纷入伍，奔赴前线。李立三深知法西斯不但对苏联是威胁，对中国、对全世界同样是严重威胁，他身为外国人也绝不能袖手旁观。战争一开始，他就写了一份参军申请书，要求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上前线作战。因为“政治上不可靠”，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后来德寇逼近莫斯科时，李立三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在市外修工事、挖战壕。敌人的飞机每晚对莫斯科进行狂轰滥炸，李立三作为防空队的一员，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在历时四年的卫国战争中，李立三就以普通士兵的姿态在后方与苏联人民并肩奋战，显示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令周围的人们都对他刮目相看。
艰苦的生活时时伴随着李立三。卫国战争爆发后，李莎家人便疏散到外地，李立三只身留在莫斯科坚守工作岗位。当时，人们再也吃不上肉、蔬菜、鸡蛋，每人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百克黑面包。李立三也和大家一样，半夜三四点钟来到商店门口，冒着刺骨的寒风，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领取自己的一份黑面包。木柴和煤炭的短缺使城市的住房停止了供暖。室外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室内墙壁上挂满了冰霜。李立三头戴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但他从无怨言，也没有半句牢骚，总是充满了乐观精神。这样一直坚持到1941年10月16日，德寇逼近莫斯科时，李立三才和外文局的同志们一起奉命撤离。
那时，莫斯科市内掀起恐慌浪潮。机关、工厂、普通市民，有组织、无组织地统统涌向火车站，强行上车。在你争我夺的一片慌乱中，惟独李立三所在的出版社中文部的中国同志们表现得最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听从指挥，秩序井然地上车，遇到苏联老人、小孩，也很热情地给以照顾，受到大家的称赞。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李立三仍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上车之前给李莎拍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去恩格斯城，要求她赶快启程找他。
那时，李莎在伏尔加河畔高尔基州的农村。她是1941年8月间偕同母亲、嫂子及五岁的小侄儿，和出版社其他家属一道疏散到这里的。李莎下田参加秋收，后又在当地学校教法语，用挣来的钱养活一家四口人。挣到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了，乡民们再也不愿拿出所剩不多的土豆、蔬菜来换回一摞无用的钞票。冬天来临了，面对着挨饿受冻的威胁，李莎心里感到很恐慌。恰在这时，李立三的电报奇迹般地送到了她的手里，真是喜从天降！只要能和李立三在一起，天大的困难她都不怕。李莎带着家人立即动身，在码头上熬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乘上末班客轮，沿着冰块已漂浮在水面，眼看要随着结冰的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来到萨拉托夫市对岸的恩格斯城，和李立三团聚了。
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苦。疏散到恩格斯城的出版社职工和家属被安排到当地印刷厂的一栋楼房里，大家不分国家、不分民族混住在一起，3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住进了二三十个人。没有床铺，大家躺在光地上睡觉；没有自来水，就从楼下一桶一桶地提水；没有下水道，就跑到雪地里去大小便。面包、食品极为短缺，全部凭票供应。李立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隆冬严寒中排队买黑面包，回到家里也无法暖身，因为没有暖气，墙上挂着冰霜。一杯水，一夜之间便冻成了死死的冰块。食堂里供应的只有一撮面加一锅水做成的稀稀的“糊糊”。人们整天饥肠辘辘地坚持上班。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上维生素缺乏症，牙齿松动，牙床出血，身体浮肿……
经历苏联卫国战争的考验（2）
多亏冬去春来，冰雪融化，青草冒芽。法国同事们带头摘蒲公英，教大家吃，这是法国人最爱吃的凉拌菜。接着，大家动手开荒，种上自己的菜园子。在种菜方面，还是中国人最能干、最勤劳。就连书香门第出身的李立三也是这样喜爱土地，细心做农活儿，把硬邦邦的土坷垃耐心地用手揉开，种上菜籽儿，又不辞辛苦地一桶一桶地提水浇灌。1942年回到莫斯科后，李立三和李莎一家人仍坚持在业余时间到郊外开荒种地。到了秋收季节，中文部菜园的土豆、蔬菜长得最大、最好，大家高高兴兴地庆贺丰收。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1943年夏库尔斯克大捷，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的上空升起红红绿绿的节日礼花，李立三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英男到窗口观看，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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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英男出世
李莎与立三同在外文出版社上班，两人都在勤奋地工作。早晨，两人手挽着手走出家门；晚上，又肩并着肩走回家来，过着温馨的幸福生活。这是对前一段流离失所生活的补偿。
1943年8月10日，李莎生下一个女孩。孩子很健康，哭声很响，她的诞生给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增加了生气和乐趣。第一次做母亲的李莎尽管身体很虚弱，还是把女儿捧在怀里亲了又亲。李立三查遍字典，最后给女儿取名李英男，大概是希望女儿英勇如男或英雄胜男之意吧。
李立三平冤出狱了，李莎的团籍恢复了，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英男又出生了。在中国这叫做“三喜临门”。
有了孩子之后，家务事增多了，李立三尽量帮李莎做些家务事。除了做饭炒菜之外，喂奶洗尿布他也抢着干。开始时，苏联卫国战争尚未结束，经济还十分困难，生活依然艰苦，牛奶或者奶粉很难买到。英男没有奶吃，经常饿得哇哇哭。后来，买到了从美国进口的鸡蛋粉，用开水冲成浆糊状喂孩子，虽不如牛奶，但是可以充饥，也就解了燃眉之急。李立三常常抚摸着女儿的脸蛋，类似于自言自语：“孩子，你生活在困难的时期，但愿这困难的时期磨炼你的意志，多难兴邦啊！”
李莎休完产假后，便上班了。为了便于工作，他们雇了一个保姆，早晨上班时把英男送到保姆家，晚上下班时再把英男接回来，生活虽然辛苦一些，但却格外甜蜜。
救助患难中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
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到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等。
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名将，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搭乘林彪的专机回国。林彪原来也同意了，但在临登飞机之前，他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就这样他们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只得流落在乌兰巴托。1942年12月9日，他辗转到阿拉木图，化名“黄训”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该尔达》、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等作品。在延安还陆续撰写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等著名论著。
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于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在十月大街44号22室；生活十分艰苦。贫病中的冼星海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作品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1945年初夏，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来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
听了冼星海诉说的处境，出版社的同仁们深感同情，却又无能为力，这时，李立三挺身而出，坦诚地对冼星海说：“我是李立三，如果你不怕受牵连的话，就先到我家去住吧。”冼星海望着李立三，他早知道李立三的鼎鼎大名，在国内时无缘见面，想不到在苏联碰上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来到家里，李立三给李莎、岳母和哥嫂作了介绍，出于对这位中国音乐家深深的敬意，一家人表示欢迎。
当时，李立三一家仍挤住在李莎母亲家中。房子只有约2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哥哥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母亲、女儿英男三代四口。李莎一家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