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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托郭沫若带信给党中央
李立三与郭沫若，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李立三是起义的发起人之一，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苏联，身处逆境；郭沫若也因蒋介石的“通缉”，东渡日本，双方便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就向苏联交涉，让李立三回国工作。直到8月底，苏共联络部部长潘友新才对李立三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为做好回国准备，他让李立三先看一些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国内的报纸，以了解国内情况。这位苏共负责人曾经问李立三，你对于被捕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李立三回答说：“被怀疑是难免的，现在弄清楚了，苏联是正确的，斯大林是英明的。”但是这位负责人只告诉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告诉他什么时间可以回国。
1945年6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来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路上耽搁太久，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末尾。在苏联的特别优待下，单独给他安排了50天的参观游览活动，直到8月16日才离苏回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立三同老友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此期间，李立三在莫斯科多次去看望郭沫若，两人长时间叙旧。后来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写道：“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请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向苏联交涉，准许他尽快回国工作。
郭沫若从苏联回到国内，把李立三在苏联的情况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作了汇报，同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斯大林、苏共中央的再次交涉，才无条件地准许他回国。
李立三归心似箭
李立三获准无条件回国了，他要抛雏别妻，他和李莎又面临别离之痛。
1946年1月16日，在莫斯科火车站，李立三行装在身，即将登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杨至诚、袁牧之等人，他们将取道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苏联的军用飞机回国。月台上，李莎和亲友们来为李立三送行。李英男从李莎的怀里跳下来，抱住李立三喊：“爸爸，抱我。”李立三抱起李英男：“英男，爸爸回中国了，你要听妈妈的话，过一段时间我来接你和妈妈去中国。”“不，爸爸，我要和你一起走。”李立三笑了：“英男听话，先不走，将来跟妈妈一起去。”李莎抱过李英男，嗔怪道：“英男，妈妈抱，爸爸就要上车了。”
开车的铃声响起来了。李立三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最后，他拥抱住李莎和李英男，吻别她和女儿。李立三登上了火车。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动了。李立三从车窗伸出手来，向送行的人们招手致意。李英男大声地喊：“爸爸再见！”当她回过头时，发现李莎在默默地流泪，她用小手给妈妈擦泪，像个小大人似地劝哄李莎：“妈妈不哭，我也不哭。”这么说着，两滴眼泪从她那细嫩的脸蛋上滚落下来。火车开出好远了，李立三还在向亲人们招手。
李立三后来说，坐在火车上，闲来无事，闭目回顾这15年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由挨批判到成为阶下囚，他一直处在###的风口浪尖上。所幸的是他没有被摧垮，没有被险恶的浪涛吞没，终于结束了寄人篱下的岁月，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了。
实事求是地说，李立三也觉得苏联的15年没有白过，错综复杂的###使他得到了锻炼，积累了才干。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系统的把握，有了深刻的理解。同时，对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吃一堑，长一智。倘若现在再让他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决不会再搞城市中心起义了。应该说，在苏联的15年还是长了不少的见识的，这对于他回国参加中国的革命是有好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感谢苏联。
从个人生活讲，他的收获更大一些，得到了纯真的爱情，他感谢丘比特用金箭射中了他和李莎，他在莫斯科找到了同他终生相濡以沫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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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相思，两心相印
相见时难别亦难。李立三回国后，李莎留在莫斯科。这对患难夫妻，饱受别离的苦痛，虽然相隔万里，但两颗心却在两地相思，朝朝暮暮都在期盼着早日团聚。别离中两颗心贴得更紧了。李立三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委派，同饶漱石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东北调停小组的工作。每天同国民党唇枪舌箭，为争取和平、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一旦休息下来就禁不住思念他心爱的李莎和可爱的女儿英男。于是，他总会拿起笔来，给李莎写信，抒发他对她和女儿的思念之情；李莎也是恨不得插翅飞到李立三的身边，接到李立三来信，每信必复。这样，鸿雁传书，一封封书信由哈尔滨飞到莫斯科；一封封回信又从莫斯科飞回到哈尔滨。这些凄美感人的书信，合起来可以出一部《两地书》。只可惜这批书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没有退回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946年5月中旬，李立三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到延安。李立三见到毛泽东时，一开始就谈自己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汇报了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4个月的感受，衷心感激党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李立三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他还拜访了刘少奇。刘少奇曾与李立三在安源时期、五卅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一起工作过，非常关心李立三的生活，提议李立三与他的前妻李一纯复婚，重新建立家庭。李立三婉言谢绝道：“李莎对我很好，我们感情深厚，她是我在苏联遇到的患难知己，且生有一女。”李立三请求党中央与苏联联系，尽快帮他把妻子、女儿接回国内来。
此时在莫斯科，李莎要带女儿英男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有的说，那里落后，中国人口多，国家穷，别自找苦吃。有的则劝她在苏联国内再找婆家，重组家庭。母亲也舍不得她离开。但是，李莎像是吃了秤砣似的，拒不答应。她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李莎急不可耐，几乎天天到外事部门去催问，逼迫人家早点给她签发护照。她觉得与丈夫分别的时间太久了，她挂念李立三，他身边没有妻子的照料，生活起居会多有不便，她恨不得立刻飞到中国，飞到丈夫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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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写信劝李莎尽早启程
李立三通过努力，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托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莎在莫斯科积极准备来华时，哈尔滨的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我军曾一度考虑撤离哈尔滨。显然，这种时候李莎不宜来中国。李立三赶紧先发出了电报，劝李莎暂缓来华，但是思念之情又急不可耐。于是，9月20日又写了下面这样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劝李莎早日来华。
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丽扎：
五天连续收到您的两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时停下来试泪。您想象不到，我是那么想念您。当然，到了办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里，顿时感到孤单、空虚。家里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住五间房，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志，是我的下级，我们之间谈论的都是公事，心事却无法向他们诉说。
我们这所住宅，非常像俄罗斯的郊外小房，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每当我在花园里散步，我总是想起您和小女儿。心想：为什么我的丽扎和小英男不在这里？为什么她们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何时才能团聚？假如她们能在这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满，她们母女二人又会多么幸福呀！瞧，这里有一堆沙土，小英男来了，可以在这里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么喜欢玩沙子啊，还让我用沙子给她堆成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以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两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1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中共中央签发的准予她来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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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告别祖国、母亲来到中国
经过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李莎终于获得了来中国的签证。她带着苏共中央联络部的证明，于1946年9月底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在莫斯科车站，亲友们来为她送行。对李莎来说，最难割舍的是老妈妈，妈妈给予女儿的爱如大江大河一样深。李莎和母亲约定，一俟她在中国有了稳定的生活，就接母亲去中国居住，她要为母亲养老送终。
在办去中国手续过程中，苏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烈士遗孤、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将与她同行，路上对她们母女好有个照顾。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境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这一趟旅程需时多日。但是，尽管这样，也没动摇了李莎的心，她已是箭在弦上了。
1946年9月的一天，林利、孙维世在车站和李莎母女会合后，踏上了路程。
一路上李莎母女和林、孙二人熟了起来。三岁的英男很聪明，说话词汇丰富，在经过西伯利亚的大森林时，她站在窗口赞道：“多么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呀。”
火车颠簸七天抵达赤塔。下车后得知须过一夜才能搭乘去边界奥特波尔的车。她们拖着行李进了车站的母婴休息室，在一个角落蹲了一夜，然后再上车。
奥特波尔是个边境小站，边防军人仔细查看了她们的证件，特别挑剔地检查她们的箱子，把书一本一本地翻开看。李莎因带着孩子，东西多，大行李就有三件，检查时被翻得一塌糊涂。准备带她们过境的窄轨小火车停在站口，火车司机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催她们上车。苏联边防军毫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地乱翻一气，她们急得要命，最后孩子坐在一堆翻出的东西上哭。不知过了几个小时，这才让她们上路。林利和孙维世忙着把来不及整理好的行李塞上小火车。车上只她们大小四人。边境两边都是寸草不生的荒地。天还没黑火车就到了满洲里。总算来到了中国！
李立三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李莎母女，她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她们乘的那列火车根本没有什么乘客，尽管宽敞，她们还是都挤在一间包厢里，林利和孙维世睡上铺，李莎母女睡下铺。一觉醒来，李立三的警卫员刘胜送来许多食物，有烧鸡什么的。经过战争年代和战后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听刘胜说，这一路不太平，有土匪出没。10多天后，她们才平安到达哈尔滨。这时大约已是9月底10月初了。
记得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当她们的视野里出现一抹古老东方的景色时，李莎很激动：“中国，为了我心爱的丈夫，我来到了你的怀抱。你将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哈尔滨火车站，李立三因为开会，没有能亲自迎接李莎母女，但是，他早理了头发，刮了胡须，穿上整洁的军装，等待李莎和女儿的到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