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人。不只是我笑着冲向终点的时候，她在一旁为我加油鼓劲，而是无论发生什么，她都无条件地支持我。所以，还没顾得上看记分牌，我就下意识地寻找她。我发现妈妈和姐姐们正站在观众席里欢呼。然后，我瞥了一眼记分牌，我的名字旁边标了“WR”——世界纪录。我把手臂举向天空，感觉就好像做梦一样，我知道我第一个抵达终点，但是不到我亲眼看见记分牌上显示出“第一名——菲尔普斯”，我怎么也不敢肯定我真的赢了。我一直等到那个小小的“第一”出现，“迈克尔，迈克尔！”我听见第一泳道的方向有人喊我的名字。哦，是埃里克，他向我游过来。我都没注意到他得了第二。我们分别得了第一、第二！“嘿，文迪特！”我大喊着，“我们赢啦！”
第一章 我的奇迹（4）
那一刻，我真为埃里克感到高兴。继我们的队友，汤姆·多兰4年前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银牌之后，埃里克也赢了一块银牌。没有人比他更配得这块奖牌了。在我们队的介绍上说他的身高是米，实际上他没这么高。他的身体条件不像其他游泳选手那么好，但是他比谁训练得都刻苦。我从没想过我会跟一个红袜队球迷一起欢呼，但是，还有什么比跟你的队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令人陶醉的呢？
“哦，文迪特，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和埃里克在泳池里拥抱着，叫喊着。直到过了接受记者采访的混合区，我都还觉得迷迷糊糊的。我晕得早就不记得我跟记者们说过什么了。鲍勃追上了我，递给我一杯速溶早餐饮料。我需要这种富含能量的饮品，高强度训练或者比赛后，它能帮我保持体重并补充营养。“我真为你骄傲！”鲍勃说。“我觉得棒极了！”我告诉他。
鲍勃想让我尽快回到练习池，这样我可以赶快放松身体，释放掉腿中的乳酸。尤其是我明天还有三项比赛要参加，这种情况下，赛后的放松和赛前的热身一样至关重要。
每次比赛结束，我们都要参加兴奋剂检查。不过不需要马上检查，我们首先要向药检官员报到，填表确认我们被告知需要参加兴奋剂检查。那天晚上，一个药检官员走过来，像放慢镜头一样地对我说：“迈、迈克、迈克尔，菲·菲尔普斯，你有，你已经，我是来告诉你，你被要求参、参加兴奋剂检查。你可以，你可以选、选择，我、我可以解释。”“把表格给他就行了，让他签了。”这时候还是鲍勃插进来，帮我解了围。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挡这些，他帮我保持情绪稳定，从兴奋中平静下来，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但是今天有点儿难，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我来到观众席后面的训练池，到这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一边游一边笑。另一个官员走过来通知鲍勃叫我去参加颁奖典礼。“让菲尔普斯5分钟之后参加颁奖。”他告诉鲍勃。“可是时间表上说的是20分钟之后。”鲍勃不太满意。“是这样写的，不过他们还得等……”“抱歉，他15分钟之后才能去。”
颁奖仪式棒极了。我以前也曾经站在领奖台上，但我从来没得过奥运会的奖牌，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先是介绍获奖运动员，然后颁奖。之后，为表示对古代希腊运动会的崇敬，奥组委给我们每人颁发了一顶花冠。我们之前对这个都没有准备，所以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我把花冠摘下来捧在了胸前。
妈妈总是教我不要喜怒形于色。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试图保持冷静。我盯着升起的国旗，小时候的一幕幕从眼前闪过，我仿佛看见一个怕水的巴尔的摩小男孩儿，我仿佛看见一个老师告诉那个男孩儿，他将会一事无成，因为他不能专心做事情，我仿佛看见一个教练罚小男孩儿游24个来回，我仿佛看见那全力支持男孩儿的一家人。现在站在领奖台上的这个我，真的是当初那个小男孩儿吗？我闭上眼睛，就好像使劲按下遥控器，不让脑袋里的“电影”再重复放映了。
我和埃里克走过专为获奖运动员照相的区域。我看见观众席里的希拉里正拿家用摄像机拍着，我听见那个只要有一丁点儿激动就爱把一个字说两遍的多兰拼命狂喊：“好，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显然太兴奋了。正好，妈妈走过来，我把花束朝她所在的观众席使劲扔去，然后就回训练池了。
我又游了45分钟，接到希拉里的短信，就给她打了电话。“你们在哪儿？”我问她。“我们在你后面的一个栅栏门外边，他们正打算把我们轰出去呢！”
“等一下，”我对她说，“我去找你们。”
几分钟以后，我找到了她们，妈妈和姐姐在栅栏门外朝我使劲招手。我抻着身子吻了惠特尼和希拉里。然后他们把妈妈举起来也吻了我。感谢上帝，保安没有撵我们。这边没有大批的记者，只有希拉里一个人在拍照，我不需要再拼命抑制感情了。我把胳膊伸出栅栏门的空隙，让妈妈可以握着我的手。我给她看那块金牌，让她握着它，我又一次哽咽了，妈妈的泪水也止不住地往外涌。那一刻，我觉得有千言万语从脑海中闪过，可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好像在“半昏迷”状态，除了大喊“我成功了，妈妈！我成功了！”，我实在是记不得自己还说过什么。
“嗨，你们好，这里怎么样了？”一个声音说道，哦，天，我又晕了。是鲍勃，他一直站在一边，让我们尽情享受那美妙的一刻。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迈克尔，你现在有一个媒体发布会和一个药检，而且明天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
就算在那样的时刻，鲍勃也总是想着明天和下一个挑战。整个奥运会期间，他不给我一点回顾的机会。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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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紧急事件（1）
1985年6月30日，从这天起，妈妈的日程安排就被填得满满的，因为我——一个9磅6盎司（约*千克）的男孩儿——出生了。好像我是专为了把妈妈累趴下而设计的，不是我故意制造麻烦，但是小时候，总有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我总有办法把一些可以打破的东西弄到手，嗯，好吧，我好像确实有制造点儿小麻烦的“嗜好”。
1987年，我两岁。那年的圣诞前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高烧不退，情况越来越糟。我父母给儿科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让他们把我赶快送到医院看急诊。我爸爸，弗雷德，当时是马里兰州的一名警察。他把我塞进警车，一路狂飙朝距我家45分钟车程的怀特福德医院驶去。他打开警灯，拉响警笛，及时地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我得的是严重的滤过性病毒感染，这种病毒正吞噬白血球，我觉得浑身无力，体温一直升到40℃。医生说如果这种病人在一两个小时内得不到救治，恐怕就没命了。你看，即使在那时，秒表在我生命中就已经那么重要了。
我小时候喜欢在后院的花园里跳来跳去。院子里种了西红柿、土豆、玉米、豆子、洋葱、萝卜和甜瓜，我们还给它们取名字。家里有一条白色德国牧羊犬，叫撒督。它一般对到狗舍给它喂食的女孩儿都很友好。撒督以前的主人让它玩玩具娃娃，它总是要么咬着娃娃甩来甩去，要么使劲啃，用嘴把娃娃抛出去，然后再追上去叼回来继续啃。那时候，希拉里和惠特尼一个10岁，一个8岁，我只有3岁。撒督比较习惯和比我大很多的孩子在一起。一天早上，我去狗舍喂它。而它大概误以为我是个玩具娃娃，它咬住我后脖颈处，啃我。它还把我从狗舍的一头甩到另一头。它的个头儿比我大多了，我根本挣脱不开。希拉里开始尖叫，并试图拉开撒督，它就像我平时一样精力充沛，而我就好像一个玩具。直到几分钟后爸爸赶来，才把它从我身上拉开。我身上好几处都被撒督咬伤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看起来，它并没有打算咬断我的脖子。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在我家附近发现两只浣熊的尸体，经检验，一只死于狂犬病，一只死于犬瘟热。这次，我爸爸决定不再把撒督留在家里了，既然周围出现狂犬病例，如果撒督再次咬人，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至于我，我所有的幼年记忆大概就是从撒督把我当狗玩具那天开始的。
当然，我父母告诉过我要小心撒督。可是父母的警告一般情况下不能阻止我探险或搞怪的冲动。我的第一个与水有关的故事其实和游泳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7岁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们去一家叫“Chi Chi’s”的墨西哥餐厅吃晚饭。他们告诉我吃桌边碗里的辣酱时一定要小心。你知道你告诉一个孩子要小心时会发生什么吗？你会把藏在他心里的“冒险鬼”吵醒的。那碗红色的酱看起来就像番茄酱一样，不可能太辣，是吧？我拿了一块烤干酪玉米片，厚厚地涂上一大勺特级辣椒酱，然后咬了一口。哇哦！哇哦！哇哦！没过几秒钟，我就开始像风车一样挥着手臂，眼睛好像水龙头一样，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水！水！我需要水！“迈克尔，我们告诉过你要小心。”还要水！水！妈妈的水，爸爸，还有你的！
“如果我们告诉你那个东西特别辣……那你就得小心点儿。”希拉里的水呢！服务生，请再来点儿水！我喝得太快了，结果有一半都顺着腮帮子流出来了。我就好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拼命地想找到哪怕一丁点儿湿润的地方。我猜我父母是了解了，虽然我不听他们的话，但我会自己体验。
第二章 紧急事件（2）
在饭桌前，我的手总闲不住。因为我非得要拿着点儿什么。比如用中间的手指转笔，如果桌上没笔，我会拿小盐瓶或牛排刀代替。我还试过转装了牛奶的玻璃杯，当然后果相当惨。食物来了的时候，一般由妈妈负责把任何可能被打碎、洒出来、造成身体伤害或者给意大利扁面条放太多调料的东西挪到我够不着的地方。如果我吃饱了，我还爱玩儿食物。拿点儿番茄酱，一些美奶滋，一点儿糖，几块土豆，几片菠菜叶，然后就像做沙锅那样把它们混在一起。这都快把妈妈气死了。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好像还没吃饱，就吃点儿我混合的“沙锅”。其实味道还可以，尤其是再倒上点儿牛奶。至于冰激凌，我觉得化了之后或者压烂了的更好吃。
我其实就是不能安静地待着。照相时我爱做鬼脸，回答问题时顺便再提个问题，或者爬到不该爬的东西上。大多数人对我都很有耐心，除了一个小学老师。她对我妈妈说：“迈克尔干什么都精神不集中。”“嗯，”妈妈说，“或许他觉得上课学的东西很无聊？”不过老师可不这么认为，她说：“菲尔普斯太太，您不会是说迈克尔实际上是大智若愚的天才吧？我可不这么想，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专心做任何事。”
我小时候是个精力过于旺盛的孩子，我喜欢跟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不过也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直到7岁，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时我们还住在切萨皮克街的老房子里，有一天，我走进父母的房间，妈妈看起来难过极了，而姐姐们正在哭。就是那种你意外地走进一间屋子，才意识到自己不小心闯入了极其严肃的谈话场合，完全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才能脱身的感觉。以前，我也曾经见过妈妈和姐姐们不高兴或者吵架的样子，但是我记得那天的气氛和以往不同，因为大家都看起来很悲伤。我觉得这看起来不像是我这样的小孩儿该知道的，所以打算离开。
“迈克尔，”妈妈说，“我有话要对你说。”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分开”或者“离婚”这样的字眼儿。爸爸妈妈总是在一起。总是要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一起照顾像我一样的孩子们，教导我们，拍拍我们的背，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我听见妈妈对我解释说爸爸不再和我们住一起了，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觉得爸爸一定也就是买什么东西去了。
直到有一天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切。每次想玩游戏的时候，我总是冲进书房，焦急地等着爸爸离开电脑，然后我就可以玩了。突然之间，我不用等了。或许，爸爸真的不再回来了？或许，他从来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或许有更多的事情已经改变了。
我问妈妈和姐姐，可她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或许根本没有人知道答案。爸爸妈妈在一起很久了，他们都在马里兰州的工业小镇长大。那里以造纸业著称，当地人纯朴保守，热爱体育。我爸爸来自大概只有100户居民的鲁克，妈妈在距那里1英里的人口约2 000人的西伯特长大。他们在高中时代就相爱了，妈妈那时是拉拉队队长，爸爸是出色的橄榄球队后卫，他还曾经参加过华盛顿红皮（一支美国橄榄球队）训练营。他们都拿到了大学学位。妈妈成了家政课教师，爸爸在州警察局工作。他们都不曾是游泳运动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紧急事件（3）
妈妈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在学校教健康和营养课，曾经两次被选为马里兰州年度教师。这些都证明了，上大学时，仅仅给妈妈一个“C”的那个“育儿课”老师的看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亲爱的教授们，来看看这些，我妈妈有资格得“A＋”吧。
我爸爸年轻时喜欢打猎和钓鱼，并曾经在亚特兰大当过保镖。他把争吵看成挺平常的事，用他的话讲：“我们就是讨论了一下。”他是一名警官，他从事警务工作大概有30年，之后当了名独立安全官员。
自从意识到爸爸可能不回来了，我开始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那时妈妈已经开始让希拉里和惠特尼学习游泳了，因为家庭医生查尔斯·瓦克西认为这样有助于孩子们更安全地接触水。姐姐们在洛亚拉高中的游泳馆学游泳。这里其实就是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创始地，后来俱乐部才迁到了现在所在的梅多布鲁克。姐姐们很努力地练习，因为我记得以前闹钟早晨4点就响，然后爸爸要开车送希拉里去训练。我还记得姐姐们参加每年7月4日俱乐部举行的庆祝活动，她们坐在充气船上用胳膊划水。我那时候忙着玩别的体育项目，不过我也想游泳。所以，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次游泳课。
你是不是觉得我第一天学游泳就马上变成了海豚一样，不愿意离开水了？事实可不是这样的。我开始一点儿也不喜欢游泳。这里我说的可是“尖叫，踢人，扔东西，满地打滚”的那种“不喜欢”。游泳和我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我们的邻居，也是妈妈的好朋友卡西·利尔斯在俱乐部给我上了第一课。我快把她逼疯了。我或许有两个擅长游泳的姐姐，但是当卡西小姐带我下到水里时，我才发现，我怕水。卡西小姐尝试着不托着我，可是我根本不行。在浅池的时候还可以，因为我知道脚可以触到池底，可以站起来，不用担心沉下去。但是一旦脚够不着池底，我就开始紧张，身体开始变得僵硬，不能游了。卡西小姐看出我的胆怯，但是她让我继续游。我想找借口呢，比如“我很冷”，“我要去厕所”，“或许我可以坐在池边看看别的孩子是怎么游的”……可不走运的是，卡西小姐说：“是你自己的问题，迈克尔·菲尔普斯。你妈妈让你学游泳，所以你必须继续游。”卡西小姐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最后，她找了个折中的办法：“好吧，你试试仰泳，”她说，“你必须至少学一种。”这样至少我不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