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 第1部分

在川之乐
我上了《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怀里坐着一只紧张的黑猫，背景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旧漆大门上的门神，黄花梨圈椅显得幽暗。最引人注意的是猫的双眼和我的双眼。
　　这个封面像一个时髦电影的剧照。尽管我多次上各类杂志，这个酷封面还是给了我一阵紧张感。标题出于我的意料，《平地崛起的一代》，干净利索，象这部电影的梗概，把我想说而又说不清楚的经历一语道出。
　　我是一介草民，无师承、无家传，平地抠饼，旱地拔葱。我不比别人强，尤其不比前人强，宋元明清至民国，所有收藏大家令我辈高山仰止，望而生畏。收藏这样耗钱财，耗精力，耗知识的雅事，本与草民无关；可谁知几十年对文物的漠视，对文化的敌视，让我在夹缝中得以落脚，而恰恰这夹缝中尚有一点点泥土，又让我生根。
　　我只能说，我是极为幸运的幸运儿，没有可比性，像一株山崖上的盆景，生成是个偶然。几千年来都值钱的物件，在我刚刚有支付能力时突然不值钱了，并展现在我眼前；长达十年的谷底让我充分体会了在大峡谷中徜徉捡拾的乐趣；我怎么也不清楚我对文物的兴趣如何与生俱来，如何乐此不疲，如何如醉如痴……
　　那十年，我是鱼，天天享受在川之乐。时间一晃，满头黑发，忽已成霜。手捧三联，翻阅文章时，事情一幕幕地再现，回忆一点点清晰。　我说过，如果经常回忆或者注重回忆，那一定是老了。即使抱上目光炯炯年轻的黑包包，仍无法掩饰岁月在我脸上留下的沧桑。
　　

四条腿的鸡
1969年1月23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启程去东北空军五七干校。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我清楚地记得欲行不行的人都冻得缩手缩脚。火车断断续续走了近一周，今天说起来都不可思议。
　　空军的五七干校条件还算好，利用废置的机场改建而成。我们全家四人与空政文工团的一位杨姓叔叔一家三人，分得一间房，七个人团结在一起。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本不相识的两家人由于革命的需要，攒成了一家人。多年以后，老有《红灯记》李奶奶的台词在我头脑中萦绕，就是这句“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今天说起此事很轻松，当个笑话听。在那个没有###概念的年代，两家人同住一房，只在床之间拉一道半截子床单，完全是象征意义。
　　反正我们都是孩子，我最大，也就十四岁，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我们的父亲呢？我那时不懂事，从未问过父亲的感受，后来长大了，事过境迁，也没想起让父亲回忆一下。
　　杨家孩子的名字都忘了，一男一女，当哥哥的老是欺负妹妹，只要其父不在，哥哥一定当仁不让，而妹妹唯一的杀手锏就是向父亲告状。
　　杨父为培养孩子自立，将半月饭票交与哥哥，并制定原则：荤菜两人吃一个，素菜一人吃一个。那时，大人都忙，孩子们往往先去食堂，卖菜窗口有一天有烧鸡，标价两元。哥哥与妹妹一合计爸爸的原则，遂即买下全食堂唯一的一只烧鸡，大吃。
　　待杨父瞧见时，鸡已剩其骨。杨父大怒，一巴掌拍在哥哥脸上问：“没过年过节，凭啥吃鸡！”妹妹告状：“哥哥只给我一只鸡腿！”杨父回头大声斥责：“你还想吃几只腿？！”妹妹哭泣中反问：“鸡不是有四条腿吗？”
　　

角色
人生有很多误会，大部分会顺势而解，时间久了，可能踪迹全无。只有自己知道，不说别人无从知晓。比如我，小时候的误会就是曾登台演过戏，当然是样板戏。
　　我十四岁随父去东北的空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得先解释一下，“五七”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让干部去农村这所大学校再锻炼一下，其实就是去劳动改造一下。当时各军种兵种以及政府各个部门都成立了五七干校学校。随后，我们全家都去了空军的五七干校。
　　空军五七干校学员来自空军各部门。其中有好些个漂亮的女兵，稍一打听就知是空政文工团的。###十年，好看有道的女孩一定想办法混进部队，部队是个大熔炉，锻炼人。
　　我属于先长后不长的孩子，十四岁就是###的个头。空政文工团的学员在干校很快就凑成一个演出班子，按毛主席的要求，普及样板戏。我好动，被文工团一个姓栾的叔叔看中，拉我进入演出队，排戏后东北林区巡回演出。
　　那时的演出盛况空前绝后，漫山遍野的观众，估计今天赵本山回家乡忽悠也不过如此。我肯定是个龙套，说实在的连龙套都算不上，演得那个角色连我今天都不好意思说。了解样板戏《红灯记》的读者知道，当李奶奶向李玉和发出情况紧急信号未奏效，李玉和一步跨进门就问：“妈，出事啦？！”李奶奶向门外一指说：“门外——有狗！”
　　我此时上场，站在电线杆旁，饰演我平生第一出戏，第一个角色，就是这只“狗”。
　　

黄历
随文工团在林区巡演让少年的我快乐无比。记得有时候赶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所有演员连妆都不卸，吃俩馒头喝口水就上路。一卡车人不分好坏人，“李铁梅”与“日本兵”说笑，我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
　　那时演出不分工，没有大腕。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服（装）化（妆）道（具）三位一体是本分。一个人少则顶仨角，多则从上台起就不停地换装，从头忙到尾。当我有了一点儿舞台经验时，我当完“狗”，又随鸠山闯入李奶奶家搜查“密电码”，在里屋将一本“黄历”拿出呈送主子，然后鸠山看了一眼，扫兴地说了一句“黄历！”扫兴而归。
　　剧情每日不变，所谓里屋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破凳子上放着一本“黄历”，每天我进来后抄起黄历，默数一二三，然后掀帘再次凳台。这一套表演程序我熟，观众比我更熟。可是有一天，当我钻进里屋，没有看见我熟悉的黄历，立刻头大如斗。由于道具的失误，让我这个没有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演员”一屁股坐在里屋，死活不肯再出去了。
　　后来，我清晰地听见台下的声音由嗡嗡声变得喧嚣，此时的我不是没了主意，而是坚定地认为错误不在我，没有道具，我无法再度登场。那天最后怎么收的场，我不得而知。事后，有前辈来安慰我，传授舞台经验：无论如何，在空中胡乱比划一下也得出场，“救场如救火”是艺人之艺德。
　　

老照片
母亲拿来一张老照片，是张合影，上面有七个幼童，都是我的长辈。照片的年代推算应该在1942年前，母亲当时不会超过十岁。深夜，我一个人在台灯下端详了照片许久，感慨人生。照片上的人大部分我都见过，不说名字，依稀也可以分辨谁是谁。母亲的头发浓密，盖满半张脸，脸若银盆，所以乳名叫小胖。
　　我小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所受教育都是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没一个人能过上好日子。祖国解放，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这些教育深入人心，以至于我曾长时间对母亲“小胖”的乳名持有疑惑。那样的社会人怎么可能胖呢？！
　　这张照片上的孩子们——我的长辈，一脸的祥和，一副城南旧事的心思，他们尚不知几年之后，一个时代的变迁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多大的影响，每个人都是这段动荡历史的见证。
　　历史再快，对于个人也是慢慢行驶的。我看着照片上的这些亲人们一天天地变老，感受着世事沧桑。母亲已经七十五岁了，声音洪亮，走路如风，与她一生性格无异。母亲的心直口快，历史上没少给自己惹麻烦。我们的文化，对直不宽容，对曲很欣赏。
　　从照片上的光线推测，这是一个冬日小阳春的午后，几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被长辈唤在一起，用相机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那时，母亲内心单纯，目光清澈，不知十多年后将生下我，更不知要养育我们兄妹三人，直至她老还要操心。
　　

“文革”时的西餐厅
过去中国人只吃中国菜，没吃过外国菜，西餐仅限极少数人享用。“###”前北京主要有三家西餐厅。北京展览馆西侧的莫斯科餐厅，气势宏伟，今天去看仍奢华之至。很多怀旧的影视剧都把莫斯科餐厅当过场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的《梦开始的地方》，都在这家餐厅渲染过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狂妄与无知。
　　第二家是东安市场中的和平餐厅，“###”中东安市场改名叫东风市场。这家西餐厅夹在偌大市场之中，给当时逛东风（安）市场的顾客以极大###。那时的中国人，吃餐厅是天大的事，吃西餐想都不敢想，路过门口都胆战心惊，斜眼往里瞅瞅就算过了瘾。我第一次吃这家餐厅是个恶作剧，请客的朋友一向吝啬，不知何故非要请我们吃西餐，可当我们一桌稳稳坐定，他却借口上厕所溜了。好在那时吃饭要先付钱，我们的洋相出得还不算太大，追出门去，那孙子正挤103路电车呢！
　　还有一家是崇文门的新侨餐厅，周恩来总理的最爱。这家餐厅小资情调最重，与附近的食客构成有关。莫斯科餐厅在西郊，部队大院特多，坏孩子随之也特多；和平餐厅在东城，政要云集，老贵族新贵族都绷着劲儿，拿着范儿，谁也不服气；而新侨餐厅，尽是些受洋教育，喝过洋风的现在叫“海归”的主儿，一进门就不一样儿，连音乐都轻曼，说不出曲名。
　　三家西餐厅早年我都去吃过，每次吃完吹牛至少一礼拜。那时胃亏肉，西餐多奶也不嫌奶，多油也不嫌油，这就是我至今仍能吃西餐的历史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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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绿芥末
我第一次吃日餐不在北京，反倒是在天津。好像是在利顺德大饭店，记不太清楚了。利顺德是天津不得了的饭店，孙中山住过，其他人就不用提了，个个如雷贯耳。
　　我自小就不挑食，而且生冷不忌，一听说吃日餐就高兴——凡是我没吃过的东西，我都愿意试一试。我一向认为，别人能吃我就能吃，而且往往在试吃中获得新的乐趣。
　　日餐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量太少，不够吃。由于正规日餐分餐，一人一盘子，端上来中看不中吃，给我印象并不太好。那天，我斜着眼看别人如何吃，咱好学习，谁知没人先动筷子，都侷着面子，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我对盘中的食物分析了一下，基本上能看懂，无非是泡菜、汤、米饭、烤鱼等等，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在乡下时，老说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表示自己有触类旁通的能力。可那天，我看见盘中有这一小窝头模样的绿色食品，脑子里思考了一下，与中国食品比对，发现与仿膳饭庄中慈禧太后的粟子面小窝头差不多，只是个头小一点儿。我心说，日本人就是抠，绿窝头比慈禧的黄窝头还小，加之我已经很饿了，我就从容地先夹起这个我以为甜食的“绿色小窝头”一口放入嘴中。
　　下面的描述是我的心里活动：这是什么？！反正吃不死！吞下去！镇定！别让人笑话！要装成若无其事！千万别张嘴！否则会出大问题！
　　日本的调味品绿芥末就这样让我深刻地领略了日本餐饮文化，那天可以说我是以泪洗面。
　　

书的沧桑
这些日子因奥运有点儿闲暇，每天晚上看完比赛就收拾书柜。书柜很长时间没收拾，很乱，有时为找一本书累得满头大汗，心急上火。按说我的书柜不能算小了，但仍是不够用，所以过一段日子就想淘汰一些用不上的书，腾出地方让给新书。
　　新书上架总是显得神气活现，装祯豪华，其实认真一读许多也是应该淘汰的货色。现在东拼西凑的“新书”特多，防不胜防，滥竽充数。
　　我离文学界久了，许多年轻时斥巨资买的文学名著显得占地，咬牙忍痛让其下架。从书架请下这些名著时随手一翻，感慨良多，说也说不出来。我年轻时曾以为文学是一生的事业，回头一看仅仅是维持了十年的一个梦。
　　《老舍文集》十卷，从1980年11月第一版第一卷出版，至1986年8月第一版第十卷出版，历经近六年，十卷共计元，每卷五百页左右；
　　《沈从文文集》十二卷，1982年1月至1984年7月出齐，共计元，每卷四百页左右；
　　《郁达夫文集》十二卷，1982年1月至1985年4月出齐，共计元，页码也平均四百页左右；
　　《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1984年2月第二版，一次出齐，硬皮精装，共计元，页码也每卷四百页；
　　《傅雷译文集》十五卷，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用了四年时间出齐，软精装，共计元，最厚一卷达八百五十八页；这些书都附有黑白照片，当时算是优良图书。
　　这五套书累加六十卷，洋洋大观，总共才花了元。
　　说来也巧，这六十册书的最后一本《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卷，购自王府井新华书店，具体怎么买的实在记不清了，书中夹着的那张发票算是文物了，时间是1986年2月15日，而这一卷也是最贵的，书价八元，因为有不少彩图。其余五十九卷贵的也就三元左右，便宜的都一元来钱。世事沧桑，这话我年轻时说自己都觉得矫情，今天说真是内心酸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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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柳
入伏后天气连续闷热了几天。现在的人娇气，见面就诉苦说天气热，无心工作，无心会友。昨天晚上下了场雨，虽不算透雨，但多少解了几分暑气。
　　我去故宫找王亚民先生，他答应送我几本故宫出版的新书。照例从东华门进去，又沿着灰灰的宫墙走，远远地就看见柳树已满树碧绿，垂枝如发，不见一片黄叶。一只鸣蝉，独唱般的声音，使下午的灰墙碧柳立刻生机盎然。
　　春天烟雨濛濛的垂柳，已变成记忆，想看只有等待来年。眼前的透绿，让人看不见远，看不见近，不知这层层垂柳在掩盖着什么，挡住来者的视线！
　　亚民先生告诉我《紫禁城》来年的设想，我欣然应允为其开一专栏《瓷之色》。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我们眼中能分辨颜色，花红柳绿，蓝天白云。人类在瓷器颜色的追求上，比我们自己想象得要艰辛，要充满乐趣。
　　亚民先生陪我去新开馆的陶瓷馆，经过上驷院，那是过去为皇帝养马的地方。现在无马可养　，可这片草依然长得特好，年复一年，野草成茵，为人工植被不可企及。我掐了一根草，白色浆汁立刻涌出；抬头望去，无名的野花，大部分小如芥豆，高高低低地开放，不矫情，不讨好，不精心打扮，不争先恐后；让人感叹啊，当花也是自然最好。这些久违的野草，让我想起童年的快乐，那个快乐实在太简单了，只是掐断野草看涌出的白浆。我很奇怪，能回忆起的快乐，都是简单的快乐，那些复杂的快乐呢？
　　我想，秋天时我再来故宫吧，看看垂柳黄叶的飘落，看看留下种子却自行枯萎的野草。在这座宫殿里，君王会更替，臣子也会更替；寒来暑往，日升月恒，只有这些渺小而有灵性的植物生生不息，无视朝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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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豆
我们全家刚到东北的时候，由于必须吃食堂，成天挨饿。在北京时，好赖都是自家做饭，油盐总是足的。可吃干校食堂，首先感到缺油腥，饿在日积月累中渐渐形成。那种饿是今天无法体会的。长时间的缺嘴，使体内产生一种莫名其妙难以抵抗的###。
　　在干校的头几个月，这种###在体内迅速形成，什么都想吃，但什么都吃不上。当时不懂，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