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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 ；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未完待续。。）u
第四章 中国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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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宋骁飞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召开了会议。= ； ；复兴党中央委员一共是208名，候补委员54人，在京中央委员160人，包括其他一些邀请列席的高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大约三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依法治国的政治纲领，进一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同时，宋骁飞发表了重要讲话，击中回答了游行示威的青年关切的热点问题，宣布实行“中国新政”。
宋骁飞面色沉重走上国民议会的演讲台，下面黑压压的人头，会场一片沉默，静候着大总统的演讲。
宋骁飞握紧拳头，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在实行新政之前，关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统一思想，我今天的话，希望在座的都能理解，如果不能理解，那么就服从！任何人以后只要触犯下面的原则，马上滚回家种红薯去。”
宋骁飞当大总统之后，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讲话，特别是思想的争论，一般都是讨论解决。此时，会议气氛很严肃，会场上鸦雀无声，都盯着宋骁飞。宋骁飞并没有用手稿，开始谈一些社会思想的争论，他说：“首先，我们来谈产权保护问题。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很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就像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好人，也要保护坏人，人人平等。我们的政府。要确保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劳动成果不被侵犯，穷人才有机会变富。我们提倡合法致富光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那些期待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智慧来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人，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是在做梦！我们要名正言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政府可以通过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累进所得税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失业救济、健康补助、单亲补助、慈善项目等对穷人进行救济，使收入差别得到缓解。”
宋骁飞以前很少公开替富人说话，这话相当于给在场的大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席慕青的姐姐席慕嫣，现在已经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也列席了会议。她带头鼓起掌来。会场上掌声雷动！
宋骁飞举手示意他们停止鼓掌，继续说道：“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私利，这是建立道德社会的基础。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者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利益必须被具体的人所得到。就像很多国企，表面上说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支配权却归一小部分的国企领导。比如北京汽车厂，哪一个人去偷一个轮胎，都会犯盗窃罪，但是北京汽车厂的厂长，却可以任意使用厂里的财产。下一步，我们国家必须加快对非军工国企的改革。”
宋骁飞这番话让在座的国企老总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紧张得大汗淋漓，知道自己国企“旱涝保收”的好日子不久了。
宋骁飞接着说：“我们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要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任何别人的东西权力大的人都可以据为已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那么人人都去从事掠夺，没有人从事生产了。此时，强盗和盗贼就会消失，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人类就会退化到原始社会的野蛮群体。我国过去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经常破坏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得到发展。现在我们工商立国，再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是十分正确。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说，保护私有财产同样有利于所有人。”
宋骁飞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有的掏出笔记，开始记录下来。宋骁飞开始讲起第三个问题：“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要求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怎么办？最后真的共产共妻吗？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按需分配？每个人的**都是无限的，谁来生产？人与人的绝对平等只存在于想像中，再隔几千年，这种想像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我们要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人们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贿赂、特权、贪污。”
宋骁飞说完，在座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宋骁飞询问在座的人谁还有问题，这时，列席会议的鲁迅站起来，问道：“市场经济只讲竞争和私利，不讲良心道德。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大总统怎么看？”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道德，相反，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道德良心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更需要商家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就会进入互害社会！比如农民种菜，喷洒农药自己不吃。饭馆用地沟油，老板员工不吃自家饭菜。大米添加白蜡，加工者自己不吃。服装生产者劣质服装，自己不穿。开发商拿下工程，偷工减料，自己不走。但最后，谁是受害者？这样不讲良心的社会，人人自危，害人终害己。怎么办？不要市场经济？那就太傻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期望着市场的经营者自觉自律，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管！政府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实际上已经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凡是生产有害食品的，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这样一来，现在的市场经济，和封建、君主**下的经济相比，总的说来更有利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社会，迫于生计而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会大大减少。而且因为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国民会议的会场气氛很不错，这时，街头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袁克仁并没有能说服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他们那群“太子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