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总统- 第210部分

　　　　袁克仁和阮义勇在接到洪洞县公安局长罗志军发来的专报，马上带人赶往了洪洞县的曹生村。没想到，他们赶到时，只见一排低矮的小黑窑，里面还有没来得及搬走的砖坯，窑口堆满了烧制变形了的次品砖；一堆半支半立的工棚，棚内打地铺用的纸板还留在原处。窑口的煤泥堆还没来得及用完。旁边尚未烧制的砖坯整齐码放，那凶猛的狼犬一条不见，农民工和童工居住的黑屋子居然被身份不明者焚毁，现场只剩下一堆瓦砾，场地一角散落着零零散散的破胶鞋、破旧衣服。

　　　　阮义勇揪住罗志军的衣襟，朝他吼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个警察局长，看起来很年轻，但年轻得不知道要保护现场和证人吗？”

　　　　罗志军说：“我们接到了临汾市主要领导的指示，发给了农民工和童工数百元路费和生活费。除自行离开的8人外，剩余23人被分批送到洪洞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自行返乡。”

　　　　阮义勇拔出腰间的佩枪，指着罗志军的脑袋说：“我不管谁的指示，你马上去把他们找回来。”

　　　　罗志军头上直冒冷汗。说：“这……受害人员离开匆忙，更有6人的地址资料不详，恐怕一时……”

　　　　袁克仁拉开阮义勇，说：“义勇，你别冲动，我看罗局长是个好官，不然他不会揭发这里的黑砖窑。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和家遇去市里查查。到底是谁的指示解散这些工人。我和曹生村村支书王东己聊一聊。”

　　　　阮义勇点点头，说：“这样也好。”

　　　　过了半个时辰。在翻越多处山坡后的一处简陋窑洞里，袁克仁见到了曹生村的老村支书王东己。在事发后，当地警察说他神秘失踪。但事实上，他一直躲在砖窑背后的荒山窑洞里。

　　　　王东己有过十年的参军经历，曾担任第二集团军的步兵副排长，在部队立过两次三等功，并加入复兴党，在对英军的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腿中弹残废，后来被锯掉，复员后担任村子里的支书，还是洪洞县里的议员代表。

　　　　见到袁克仁等廉政专员，58岁的王东己哇哇大哭，悔恨地说：“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的罪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事到如今，我不如一头撞死！”

　　　　袁克仁冷笑一声，说：“你没有对不起复兴党，没有对不起人民，你只是对不起那31位智障的农民工和受虐的童工而已。”

　　　　王东己跪在地上，声泪俱下：“我甘愿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理，我是在枪林弹雨里入党的，唯一的请求是希望保留党籍。”

　　　　袁克仁说：“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了什么要加入复兴党吗？对于活埋智障工人的事，你知罪吗？”

　　　　王东己说：“对死人的事，我确实不知情。一切都是我儿子王大东发财心切、咎由自取。自去年我的妻子因车祸意外去世后，我几乎很少去儿子家吃顿饭。”

　　　　王东己父子平时给村民留下的印象是“霸道、没人敢惹”。袁克仁严肃地说：“我刚在村子里打听过了，你几乎每天都经过砖窑，会毫不知情？”

　　　　王东己说，“我曾询问过衡庭汉那些呆傻工人和童工的来路，被答复为从家乡带来后，我看事情没看到骨子里”。

　　　　见王东己还在把一切推到儿子身上，袁克仁甩出了一叠曹生村的账本，吼道：“你截留国家拨付的农业补贴，每亩20元；农村宅基地批复费用，每块6000元，还霸占村里祖坟所在荒地，收取埋葬费用，好一只硕鼠！”

　　　　王东己说：“各位专员明察，村子里的这些钱都投入了对村小学的修建和道路建设等。”

　　　　袁克仁朝身后的警察一挥手，说：“把王东己先抓起来！王东己，你自作自受，先去牢里等你两个儿子吧！”

　　　　王东己一边反抗，一边高声叫道：“我是议员代表，你们无权抓我！”

　　　　袁克仁这才想起来，根据现行的法律，议员代表是不能直接抓捕的，必须等县里召开议员大会，终止资格才能逮捕。他想了一会，说：“那就先以严重违反党纪为由，先监禁起来！”

　　　　第二天，工头衡庭汉与3名打手也被抓捕归案。阮义勇也从临汾市里回来了，他对袁克仁说：“干预此案的人是临汾市长张公毅，但他也是受到了省里的压力。”

　　　　袁克仁道：“原来这黑砖窑背后还有大老虎！是谁？”

　　　　阮义勇答道：“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他此前担任省委常委、临汾市委书记。”

　　　　袁克仁说：“那我们真得好好摸摸老虎屁股了！先把查明的案情真相向各大报纸公布，减轻办案压力！我们要凭自己的能力，还那些童工和智障民工一个公道！”（未完待续）
正文　第六章　不要民选政府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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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洪洞县人民议事会终止了曹生村支部书记王东己的代表资格，他被开除出复兴党，并被洪洞县公安局连夜带走。

　　　　这时，王大兵的妻子张梅开始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她冀望于指控基层官员的渎职，来为丈夫求得一线生机。她找到办案的廉政专员阮义勇，诉说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她出示了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事发后向她索取3。3万元办案经费的收据。

　　　　阮义勇到广胜寺派出所调查，广胜寺派出所所长王伟忠如坐针毡，亲自登门退还了王家3。3万元的经费，并收回了收据。王伟忠承认分管该区的片警此前竟一次未去过砖窑，是重大失职。而且事发后，派出所因场地有限，将获解救工人重新送回黑窑场看护，致使8名工人连夜逃散。阮义勇最后决定以渎职罪起诉王伟忠。

　　　　张作霖随即要求山西立即在全省开展清查黑砖窑行动。当时，在农村开个砖厂，开个小作坊，不经政府批准登记就生产、雇人，这种现象在山西还不少。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山西发现全省三千多个砖窑里面，三分之二属于无证照经营的非法砖窑，其中牵涉拐骗殴打工人、非法使用童工、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刑事犯罪的，有一千多家。

　　　　这些案件的细节，被袁克仁和阮义勇公开后，发端于山西洪洞的“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被《强国报》、《申报》等各大报称为一场民族的灾难。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迅速席卷临汾市，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省，紧接着，远在北京的大总统宋骁飞都知道了事情内幕。他拍案而起，电报指示张作霖一查到底，牵涉到谁。依法处理，绝不姑息。

　　　　这时。全国的舆论风暴开始了，外界对复兴党长期执政非常不满，酝酿出惊涛骇浪。一向言辞犀利的鲁迅在《申报》中发了一篇时评《不要民选政府行吗》：

　　　　这几天，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撼了舆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常常见到表达愤怒的词汇，“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这些都适用于如今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事实表明，当前基层政府运作与公民利益相背离。纵观世界，一国政府之职能，最低目标是保护其国民，最高目标乃为国民创福祉。童工和智障民工遭奴役甚至殒命的悲惨事件，在山西各地呈现普遍态势却久无遏止，可见基层政府与公民利益的疏离与隔膜，官员渎职失职可能制造怎样的公民悲剧。因此，我们谴责无良残暴的个人之恶，也尤其要揭露那些不能容忍的基层官员的失职渎职之恶。

　　　　即便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没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家。仅仅只是金钱和暴利的诱惑吗？是什么给此类反人类暴行提供了温床？这事件能给这冷漠的社会一丝触动吗？难道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伤痛？

　　　　我所在的北京大都市，窗外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车水马龙。女孩时髦而性感，她们正在西单百货挑选她们喜欢的衣服。酒吧里，青年男女正在享用美酒。火锅店里人声鼎沸。然而，在那些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一出出无法想象的人间悲剧在上演。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京剧《玉堂春》中，被冤屈的苏三就发生在洪洞县。这位孤苦伶仃的明朝女子，被赃官打入死牢后，发出了绝望的呼喊。五百年前。当权者没有好好保护柔弱的苏三，五百年后。公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成为“现代包身工”的依靠。

　　　　以前是封建**社会，现在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的核心在于依法治官，对那些手握公权却涉嫌贪渎的官员，绝不能宽容。我们需要政府为死难者降国旗，以国家的名义，来表达社会修复文明底线的决心，凝聚我们的人心。黑砖窑事件也是中国整个管理体系，整个政府机构失败、失效的一个明证。我们不得不想一想，不要民主，不要一个为选民负责的政府，行吗？”

　　　　鲁迅的诘问振聋发聩，而此时风暴的核心区，山西省、临汾市和洪洞县的官员们却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找到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说：“兹事体大，听说大总统都已经震怒，如果不淡化处理，恐怕山西官场将会有一场大地震。”

　　　　丁宝铨想了想，点头认同令从军的看法，给协助执行此案侦察的山西高等法院院长白云勇打电话，要求淡化处理黑砖窑事件。同日，复兴党山西省委员会主办的党报《山西日报》还刊发了一则消息反驳鲁迅的文章，说：“山西各地官员正日以继夜紧急查处洪洞县黑砖窑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砖窑窑主王大兵己经被刑事拘留，殴打农民工的工头和5名打手己被全部抓获。与此同时，解救被拐骗民工，打击黑砖窑主专项行动己在全省开展，山西省11个市己开始用工大检查，尤其对小煤矿，小砖窑，小工队，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证明山西官场依然在有效运转，呵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则消息涉及黑砖窑事件的定性问题——“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立即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击，《大公报》甚至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山西日报对黑砖窑事件定性”为标题发表意见，指出“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案”，无视一个事实，即还有那些被拐的童工奴隶，某些人企图借助“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把此案往民事纠纷上套，然后由山西权力部门出来帮农民工领工资，最后结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黑砖窑事件是典型的反人类罪行！

　　　　袁克仁、阮义勇等人也觉得山西日报的定性不妥。袁克仁和阮义勇亲自去找负责审理此案的山西省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

　　　　在刘为民的办公室，袁克仁道：“根据我们廉政专员的调查。黑砖窑涉黑社会性质犯罪，你们为什么说他们犯的黑社会罪不成立？”

　　　　刘为民想了想，说：“我也是按照法律宣判。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非法控制方是片或者面，而不是点。‘黑砖窑’案件显然是一个点。就是黑心窑主在他所承包经营的黑砖厂内对民工限制自由、打骂、强迫劳动，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就其犯罪行为的力度或者波及力而言，它是一种开放型，黑砖窑案件显然是封闭型的。”

　　　　袁克仁说：“那黑砖窑涉案人员中，为什么把‘非法拘禁罪’定性为‘强迫劳动罪’，法院如何解释？”

　　　　刘为民说：“不需要解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发生在山西临汾部分县的黑砖窑案，主要是强迫职工劳动。”

　　　　堂堂省级高等法院的**官、副院长。竟然不顾正义，利用法律漏洞为黑心砖窑主辩护，阮义勇很气愤，说：“你这分明是在袒护！强迫职工劳动的手段限制了人身自由，又犯了‘非法拘禁罪’。黑砖窑事件的性质之所以‘黑’，一是无合法证照，非法用工；二是这些农民工，童工不是自愿应招来的，而是被黑恶势力拐骗来的；三是在黑砖窑的劳动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强迫的劳动。我们不仅会对涉嫌犯罪的窑主、承包经营者进行起诉。还会对你们这些渎职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开展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

　　　　阮义勇这一番话，让刘为民的额头直冒冷汗，他故作镇静。说：“你们请自便！”

　　　　袁克仁和阮义勇随即对侦办此案的官员进行了调查。这时，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找到廉政总署副总长张作霖，请求终止对山西官员的调查，张作霖很为难，说：“这些专员，可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们要追求公平正义，我能有什么办法阻止吗？”

　　　　不久，袁克仁和阮义勇查出临汾市长张公毅竟然和山西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串通。为一些黑砖窑伪造聘用合同，补上的合同把黑砖窑的一些违法行为“白纸黑字”写下来。

　　　　阮义勇当即带了四个廉政专员。去临汾市政府大楼抓张公毅。他们来到张公毅的办公室，出示了证件和逮捕令。抓捕张公毅。

　　　　秃头的张公毅不太配合，大声喊叫，一大堆市政府的办公人员过来围观，指指点点，阮义勇亮明身份，掏出一把佩枪，拍在办公桌上，朝围观的人喊：“谁再妨碍公务，我就准备回去写我的枪走火报告了！”

　　　　围观的人很快就鸟散了，张公毅叹了一口气，“我没事时，一群人在周围对我摇尾巴，现在有点事，竟然没有一个人真心送行！”

　　　　阮义勇冷笑道：“你以为你那些下属，是对你摇尾巴？他们只是对权力摇尾巴而已。”

　　　　袁克仁也在山西省高等法院逮捕了刘为民，他们被以伪造合同罪和渎职罪被起诉。

　　　　最终，在袁克仁和阮义勇的努力下，山西廉政公署对“黑砖窑”事件中涉及犯罪的27起69人予以起诉，山西高等法院依法进行公开宣判：洪泂县曹生村黑砖窑案中致人死命的赵大兵、监工赵大江、包工头衡庭汉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它打手分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赵大兵的父亲王东己以包庇罪、渎职罪判处尤其徒刑十年。

　　　　临汾市长张公毅和山西高等法院副院长刘为民被撤职，开除党籍，以伪造合同罪和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长令从军被撤职，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洞县等其他发现黑砖窑的县市行政处分561人，移送司法机关120多人。

　　　　同时，宋骁飞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复兴党中央委员大会，山西省委书记丁宝铨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扣除五年的“俸禄”，并被责令公开向全国人民谢罪！

　　　　袁克仁、阮义勇等人在山西侦办的第一个大案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第一次面对社会如此血淋淋的现实，唏嘘不已，同时也知道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还任重道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