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团员宣誓，汪苏被关在大门外面。晚上到家她只说肚子不舒服，不想吃饭。李兰茹喊她洗碗，她坐着不动，说：“汪若不能洗呀？我又没吃饭。”李兰茹说：“汪若的手破了，不能沾水。”汪苏说：“那叫汪萱洗。”李兰茹声音高了起来。“汪萱啥时候洗过碗？你赶紧给我出来。”汪苏一听这话，干脆上床躺着，赌气说：“我就是不洗。”
李兰茹从外屋跑进来，站在床边儿，嘶着嗓子喊：“你是真不洗还是假不洗？”汪苏脸冲墙，纹丝不动。
李兰茹四下一看，顺手在桌上操起一根鸡毛掸子，照着她的屁股狠命抽下去。汪苏疼得身体一抖，本能地用手去挡。鸡毛掸子再抽下去，就抽在手上，她立刻觉得每一个关节都碎裂了。
李兰茹一边抽一边骂：“今儿又是谁惹你了，你跟我这样犟？”汪苏躺在床上，无处可躲，屁股上、手上火辣辣地疼着。她已经很久没有挨过家义和李兰茹的打。李兰茹打她的屁股，更使她羞辱难当。她不知哪来的一股狠劲儿，翻身从床上坐起来，劈手夺下鸡毛掸子，两手向内一用力，咔嚓一声，掸子断成两截。她狂乱地撕扯着上面的鸡毛，脸上带着一种失去理智的狂野。屋里立刻扬起一片鸡毛。
李兰茹被彻底激怒了，左右看看，见窗台上有一只墨水瓶，想也不想，抓在手里就朝汪苏砸过去。汪苏闪身躲开。墨水瓶砸在墙上，绽开一朵深蓝色的花，四溅的墨水飞洒在床单上，墙上，桌上，和两个人的身上，这个局面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汪苏吓得怔在那儿不说话，一片鸡毛挂在鬓边，在她愤怒和惊愕的表情里掺进一丝戏谑的味道。
李兰茹红着两眼，像一头困兽在狭小的屋里左转右转，想再找个东西打汪苏，嘴里疯了似的喊：“我今儿非打死你不可！我要你这个冤家有啥用？”汪若和汪萱闻声跑进来，吓得在一边儿哇哇大哭。李兰茹嘶着嗓子吼：“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在这儿哭丧。都给我滚出去。”
家义晚上回来，发现一屋子大大小小都不说话。汪苏面朝墙在床上躺着，好像在哭。问汪若墙上的墨水是谁弄的，汪若直拿眼睛看李兰茹。问李兰茹怎么回事儿，李兰茹垂着眼，也不吱声。愤怒平息过后，她意识到自己对汪苏下手太重，分明是把无名火烧在了孩子身上。
家义找头不找尾的，不好说啥，便去看汪苏。汪苏面朝墙躺着，一直在流泪。听到家义进来，身子更朝墙里挪挪，表示什么也不想跟人说。家义坐在床边儿，瞥见汪苏胳膊上有两道鲜红的血痕，想拉过来看看，被汪苏一甩手闪开。家义问：“又咋惹你妈怄气了？”汪苏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想死。”家义惊得一怔，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说出这等极端的话。正要说她，李兰茹在外屋发话了：“你想死？你知道你妈都想死过多少回了。”
一个个死字从李兰茹嘴里迸出来，听得家义心惊肉跳，在屋里虚张声势地吼道：“少说两句行不行？你现在咋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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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堂 第三章（16）
李兰茹在屋外反问：“我变成啥样了？”因为太瘦，她的两只大眼睛总像带着一丝惊恐和震怒。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在外面压抑着的情绪，往往就在几个孩子面前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发泄完了，要不一个人坐着发呆，要不就是向隅而泣。有时好几天跟谁都不说话。生汪萱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原状，贫血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头晕，经血过量，经期过长，心慌发闷，人瘦得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具体得了什么病。白血球指数低得只有一千，来去都像驾云，根本不是用两条腿在走。晚上往床上一躺，屋顶就开始旋转。转着转着，沉重的大木床变成一片树叶，轻飘飘地向着屋顶浮动。在床和屋顶之间，她自己的身体更轻薄得如一团柳絮，渐渐变轻，变轻，直到变成一缕烟飘出去。
医生看不出的病，她自己心里却很清楚。虚弱和晕眩，都是因为身体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家里每一点好吃的东西，她都留给了家义和孩子，自己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没有外在的补充，她只能靠消耗自己来维持生命。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又逼使她像一架永动机一样不停地旋转。她的语言随着她恶劣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具有杀伤力。她学会了城里骂人的一套话，“短阳寿的”，“砍头的”，“讨债的”，一串接着一串往外跳，直到自己所有的怒气发泄完为止。
5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秋，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件大事接着一件大事，弄得老百姓简直有点儿目不暇接，悲喜交集之余，一时颇有些不知魏晋的迷惘。而且，震荡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时，人们发现庙堂与乡野间，还是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久积的冰雪，仅靠一日的阳光难以消融。但人们晦暗的内心，就像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微微开启了一扇窗户，尽管在明亮的光线里飘浮着雾一样的尘埃，但毕竟有什么东西已经被光照亮了。
两年之后，魏学贤摘了右派帽子。茅山去农场劳改的右派，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许多过去的熟人，出去时是一个老师，再回来，却俨然一副老农的打扮和神态。
宣布决定那天，家慧问该穿什么衣服。魏学贤说：“穿啥都行，只要干净。”家慧说：“穿补丁衣服总归不大好。”可是找了半天，找不出一件囫囵像样的。家慧说：“实在不行，找人借一件。”魏学贤说：“我又不是唱戏的，穿人家衣服干啥？我不穿。”家慧拗不过他，只好拣最囫囵的衣服洗干净，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睡一晚，第二天叫他穿了去开会。
组织部长讲完话，校长说：“魏老师，你起来说两句。”大家都把眼睛转过来，魏学贤却坐着不动。校长又说：“魏老师，你表个态。”组织部长也说：“表个态嘛。有啥心里话跟党说说。”
魏学贤站起来，一开口却使满座皆惊。他说：“我今天来开会，本来不想发言。既然非要我说，我就说两句实话。”大家都心跳着看他说什么实话，屋里气氛有点儿紧张。魏学贤说：“我没啥要感谢的，我也没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做的事，说的话，没有一样违背上面的要求，也没有一句违背我自己的良心。可是我的青春才华都为此浪费了。我只庆幸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终于得到恢复。”
学校领导的笑容僵在脸上，组织部门来的人眼睛看着桌子，也都不好为他这几句话鼓掌，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有些人在凝滞的空气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了。组织部长到底素质高些，对魏学贤，也是对大家说：“还是应该感谢党嘛，是党给了大家第二次生命，让大家又可以出来工作。没有党，哪有大家的今天。”校长连忙附和道：“对，对，对，说得对，说得对。大家鼓掌。”在呱呱唧唧的一片掌声中，领导宣布散会。
路上，同行的一个老师余悸未消地悄声说他：“魏老师，你帽子还没戴怕？”魏学贤淡然一笑，慢悠悠地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家慧接过平反通知书，不敢相信是真的，问魏学贤：“单凭这张纸，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就算熬到头了？”魏学贤沉吟着不吱声。家慧问他：“死了的人呢？给不给平反？”魏学贤说：“不管死活，只要错了，一律平反。”家慧失声嚎啕起来。“家廉哪，你没等到这天，总算让你的儿子等到了。”魏学贤拍着她的背，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家慧说：“赶紧把昊昊叫回来，叫她也看看这张纸。”
魏昊在一九七六年冬结了婚，丈夫叫陈鹏。小两口赶了回来，一家人围着桌子喝酒庆祝。家慧说：“洋洋，你也喝点酒。”汪洋含着一口饭菜，两边腮帮子高高鼓起来，诧异地看着家慧。
魏昊明白家慧的意思，赶紧起身给他拿了只酒盅。魏晨说：“他还小，不能喝酒。”魏学贤说：“今天特殊，可以喝一点。”汪洋端起盅子，浅浅抿了一口，辣得龇牙咧嘴，连说：“难喝，难喝。”魏晨伸手喊道：“我也要喝。”家慧把自己的酒盅递给她。“喝吧，喝一口。”魏晨端起酒盅豪气地喝下一大口。魏学贤说：“这孩子往后是个闯江湖的。”
吃完饭，孩子们都睡了，家慧还在厨房忙碌。魏学贤问：“这么晚了，你还在弄啥？”家慧说：“我准备点儿东西，明儿你去爹妈坟上一趟，把你摘帽的事跟他们禀报禀报。四川那边儿，也去个信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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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堂 第三章（17）
两人上了床，絮絮叨叨说了半宿的话。东方破晓，鸡鸣四起时，魏学贤才睡着。刚一眯眼，家廉竟翩翩而至。穿着一身白色的湖州纺裤褂，像春天的湖光山色一样空灵飘逸。手里拿着一块喜饼，笑眯眯地看着他，叫他：“姐夫，你还好吧。”
魏学贤自己穿着一件黑色的马褂，里头是一袭万字锦的褐色长袍，头上戴着礼帽，一副新郎官的装扮。两人相对站在天井里，一个在北边的廊沿下，一个在南边的廊沿下。来贺喜的人神情喜悦地在他们之间穿梭来往。家廉在喧闹的房子里，那么奇异地安静着，使所有的热闹、喧哗都退变为一种背景。
有人在喊花轿来了。人们像潮水一样往门外拥去。家廉说：“恭喜你！今儿是你的喜日子！”魏学贤便随着人声回头去看，觉得门外影影绰绰的一团虚光。再回头时，家廉站的地方却什么都没了。他急得一间一间屋去找，嘶哑着嗓子喊叫。问谁，谁都不搭理他。找了一圈，最后只在家廉站过的地方，找见了掉在地上的半块喜饼。
到处是一团喜庆的红色，再也找不见穿着一袭白衣的人。那些从来不曾在梦里出现的人，这一晚也都跑进他的脑海，好像不约而同地要来问问他今天的感受。
他醒过来，不由又想到那段话：“嘉树之与恶木并生于天地间，初若无别也。至陵厉以秋霜，回薄于严风，而不能凋落，然后松柏之节见矣。君子与小人并居于世，初亦若无别也，至其诱于利害，劫于祸福，而不能变迁，然后君子小人见矣。”那些跟家廉一样，拿生命跟厄运抗争的人，恐怕枯骨都已经化成磷火，在空气干燥的深夜里，从泥土中潜出来作祟。还有那些活在他和家廉之间，既没有绝然而去，也没有等到第二春，而是半途夭折的人，他们的灵魂可曾安息？
家义几天后上门道喜。魏学贤说：“你们学校送去劳改的冉老师也回来了。前两天在街上看到他，手上拄根拐棍，腿好像坏了。我记得他当初好像判的是管制三年，劳动教养，咋一直在劳改农场呆到现在？”家义说：“我也说不清楚。自从他走，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听说他媳妇也跟他离了。”魏学贤说：“这就叫人未亡，家已破。”家义说：“我想去看看他，又怕他不愿见我。”魏学贤沉静地说：“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别的都不必去想。”
第二天，家义买了东西，一路问着寻过去。在黄道街一个巷子口，两三个人蹲在墙根底下扯闲话。家义上前问：“冉老师是住这儿吗？”几个人停止说话，都抬了头看他。其中一个表情茫然地嘀咕道：“冉老师？我们这儿从来没住过老师？”家义比画道：“个子高高的，才从外头回来，腿有点儿残疾。”几个人同时哦了一声，恍然大悟道：“你是说那个劳改犯？”一个小子站起身向巷子深处指指。“你从这儿走到头，再拐过去，厕所跟前那间偏厦就是。”家义道了谢，沿巷子走到头，又拐过两道山墙，才找到冉老师住的小屋。
门虚掩着，家义轻轻一推，门扇艰涩地响了一声。屋里一个人在灰暗的光里闻声回头，正是冉老师。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裆部的纽扣散着，露出里面浅色的内裤。看见家义，他略显得有些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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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义把买的东西搁在桌上，笑着说：“你这地方可真难找。”冉老师表情平淡地点点头。“谢谢你来探监，还带了慰问品。”家义一时有些发窘，转着头四处看看，发现除了门，屋里没有第二个透光通气的地方。一张黑得看不出原色的小方桌搁在屋中间，上面散着些切碎的葱花。锅里剩了半碗面汤，铁锅铲就搁在汤里泡着。屋里除了床，没有一件家什是靠墙支的，桌子、灶、椅子、水桶、煤球围着冉老师环成一圈儿，挤挤挨挨地亲密着他。
家义不由得问：“谁来照顾你的生活？”冉老师说：“大儿子时常过来看看，帮我买些东西。”家义试探地问：“你的腿咋成了这样？”冉老师说：“在农场摔的，没接好。”他拍拍那条残腿。“我也成章瘸子了。”
家义看见一个气度洒脱的壮年人负罪离开，回来时已成老朽，内心真是百感交集。二十几年前那个仪表堂堂，爱穿长衫，头发总是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冉老师已经像一座衰败的老房子，兀立在那儿，让人平添一层伤感和不敢接近的冷寂。
冉老师突然问：“你现在还吹口琴吗？”家义一怔，脱口想问：“你现在还唱山二簧吗？”可是说出来的却是：“口琴的魂都找不到在哪儿了。”
冉老师说：“你好像说过你喜欢八大山人的画？”家义笑了笑，说：“那都是年轻时的附庸风雅。”冉老师说：“你有没有注意过，八大山人的签名既像哭之，又像笑之。”家义窘迫地说：“我还真没注意过。”冉老师说：“我也是在书上看的。”家义问：“他为啥要这么写？”冉老师说：“因为人世间有太多哭笑不得之事。”
家义回去，把收藏的八大山人画集找出来，果然如冉老师所说，草书的八大山人既像哭之，又像笑之。
过了不到半年，冉老师儿子忽然来说父亲走了。家义惊愕地问：“咋会呢？”好像别人会骗他似的。他隐隐约约听说，这个儿子跟继父的关系一直不好，也只有他坚持姓冉，没有改姓。
儿子说，查出来是肝癌，根本没去住院，只挨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父亲独自躺在床上，没有一句话。眼睛盯着屋顶棚，好像上面在放他一生的电影，怎么看也看不到结尾。没听见他叫疼，可是靠床的那面墙壁，被他抠出一道道的深痕。指甲里嵌的都是黑墙土，有几个还殷殷地渗出血来。一次疼得昏迷过去，大儿子听见他清清楚楚说了句：“我是个教书的。”说得那么无奈，又那么肯定，好像前面就站着听他说话的人。他必得跟那人报个身份，或是做个交代，才能撒手西去。
益生堂 第三章（18）
家义痛心地说：“既然这样了，咋不通知我们过去看看？”冉老师儿子说：“父亲特别交代了，不叫跟你们说。他说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家义一时间仿佛又看到那个穿着长衫、皮鞋，头戴呢帽，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冉老师，那个有着尊严的、儒雅的，连学生在课堂上吐痰放屁都要约束的洁身自好的冉老师。家义说：“我得去送送他。”
灵堂设在冉老师刚住了半年的巷道里，除了一张墨黑大奠字，其他啥也没有。家义问：“咋没找人给你爸写副挽联？”冉老师儿子说：“找谁呢？谁会给他写？”
家义心里忽然起了一阵冲动，自告奋勇说：“这事交给我。”他一阵风似的跑出门，径自就往魏学贤那儿跑。进门正遇见汪洋出去，便问：“你爸在吗？”汪洋瞟了他一眼，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