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拈香笺忆小莲”；“小萍”、“小莲”只是当年晏府里的美丽歌妓，晏几道就像出家的贾宝玉，始终丢不掉“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终身回忆大观园里那几个聪明伶俐的真情姐妹。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描写了他与当年歌妓的宴饮之乐、别后相思、及重逢的惊喜、凄凉，词语秀丽，沁人心脾，是脍炙人口的婉约名作：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銾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晁补之称赞说，晏几道“不蹈袭人语，风度闲雅，自成一家”，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一联中，就知他出生高贵，生活风流，“必不生于三家村中者。”程颐一向是个正襟危坐的道学家，听了这两句，也忍不住赞叹：“哇塞，鬼语啊！”
然而，晏几道在经历最初的挫折时，并不时一味沉沦、甘心下潦的，他也曾四处奔走，试图改善自己的际遇。元丰五年（1082年），晏几道在出任颍昌府许田镇监时，作了一首新词，献给府帅韩维，希望他能帮助自己。韩维是晏殊的昔日门生，但现在做了高官，不仅没有丝毫体谅之意，反而板起道学面孔，摆起长辈架子，大声责骂小晏“才有馀而德不足”，严厉训导小晏应该“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徳”，以免辜负自己这个“门下老吏之期望”，云云。
如同大冬天里，晏几道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寒透了。
从此，无论如何失意潦倒，他也不肯巴结权贵。后来，即使做了宰相的蔡京，要求他做几首重九冬至的小词，他也很冷淡，做了一首《鹧鸪天》，只写了歌咏太平“九日悲欢不到心，晓日迎长岁岁同”，全词竟无一语言及蔡京。
这样的孤高耿介、目中无人，自然无法为上层社会所认同。而晏几道也十分厌恶在官场厮混，还未到退休年龄，就从颍昌府许田镇监任上退了下来。以后的日子，如他在《乐府补亡》（即《小山词》）的自序中说的那样，都在“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缅怀既往的旧事和旧情，“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
他在“怀旧”情怀里如痴如醉，“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他躲在自己的封闭、狭小天地里，除了仅有的几个好友，他拒绝见任何人。
不仅拒绝见人，他也拒绝接受流行的慢词。他顽固地坚守晏殊时代的观念，视柳永引导的慢词为“下里巴人”，只愿意沉醉在“阳春白雪”的小令创作里，写那些柔情似水、回肠荡气的悲欢离合、困顿潦倒、无法遣怀的深愁遗恨。当然，由于他的努力，使得小令的技法有所发展，日臻纯熟，也丰富了小令，使小令更加多姿多彩。
小晏词，成了小令的最后一末夕照，灿烂无比，也迅速走向没落。
晏几道的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逼近乃父晏殊，故后人常常拿他们父子相比。王灼云：“晏元献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关于晏氏父子词的高下之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夏敬观认为“小晏词”胜过“大晏词”，不以“语”胜，而以“情”胜，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但叶嘉莹认为，小晏词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蕙风词话未刊稿》也认为小晏词不如大晏词，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我也曾经觉得，晏几道过于拘泥自身、心胸不够开阔；读小晏词，总觉意境不够大气、题材狭窄、感情相似，有些词还有点无病呻吟的味道，明显缺少大晏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富贵悠闲。
唉，晏几道如九泉有知，该是欲哭无泪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千古伤心人”的小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空谷少有回音。600多年后，有一位名为纳兰性德的词人，延续了他的缠绵悲怨词风，在清朝红得发紫，被大家赞为“清代的晏小山”。纳兰性德，不知可否算是小晏的知己？
小晏的词，没有东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气势，没有李煜“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气象，没有秦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美境。但他的词，语浅而情深，有“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的风流执着，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无比凄美；有“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的悲凉沉郁，有“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的疏狂浪漫。
俱往矣，历史的车轮悄然驶过，大晏小晏都已经“零落成泥辗作尘”，唯有词，香如故！
小传：
晏几道（约1040～1112年），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第七子，晚年家境贫寒。著作《小山词》，文学与其父晏殊齐名，后人称他们父子为“大晏小晏”，称其词分别为“大晏词”、“小晏词”。甚至欲以他们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黄庭坚：黄花白发相牵挽
在北宋诗坛上，黄庭坚主张作诗“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成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并称“苏黄”。即便不懂宋诗、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也听说他是大书法家而心怀敬意。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书法流畅典雅，笔画劲瘦郁拔；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大家”。
但若说到他的词，大多数人就闻所未闻，茫然如坠云雾里，因《宋词三百首》等普及版本甚至未曾选过一首他的词。而宋朝人对他的词，确实大多评价不高。例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指出：“黄即尚故实，而多弊病。良玉有瑕，而价自减半。”当然，也有好评的，如陈师道就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余人不逮也。”可是，陈师道对词家辈出的现象视而不见，竟说只有“黄九”和“秦七”才是大词家，吹捧得太高，难免让人产生给“师兄们”抬轿子之嫌疑。
黄庭坚的词到底如何，大家不必忙于下结论，先看一个小故事：
一次，黄庭坚和苏轼在一起谈诗论词。苏轼说，他爱极了张志和的《渔歌子》，这首小诗“语极清丽”；可惜不符曲度；不便演唱；于是稍加数语，改写成一首《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
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如此改后，歌妓展袖演唱，果然抑扬妩媚、娓娓动听。黄庭坚连声称好，但不甘示弱，思索片刻，也作了一首《浣溪沙》：
“新妇滩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
惊鱼错认月沈钩，青箬笠前无限事。
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
“新妇滩”位于四川万县，“女儿浦”在江西九江。黄庭坚存心用这两个地名，借意于“玉肌花貌”的“新妇”和“女儿”，来比喻美丽的山光水色，自以为有创意，感觉良好，得意无比。
岂料，苏轼一见，哈哈大笑，戏谑道：“词意清新婉丽，果是好词。然而，你这渔夫，才出新妇滩，又入女儿浦，未免太过放浪也！”
当然，黄庭坚生活严谨，并不放浪。但苏轼说黄庭坚的词“清新婉丽”，确实也是黄词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他的词有俚俗如柳永者，有疏宕如东坡者，甚至有“亵诨”之作，风格复杂多变，都不算最出色，但也有几首小词，耐得一读。
如这首《清平乐》，语言清新，感情细腻，格调欢畅，乃惜春之作中的佳品：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生于书香之家，父亲黄庶和舅父李常皆是诗人。小黄庭坚自幼异常聪明，《道山清话》记载，他五岁就已对五经倒背如流，并问老师：“人人都说有‘六经’，先生您为何只教了我‘五经’？”老师答曰：“春秋不足读！”小孩立刻反驳道：“这是什么话呀？既然被称为‘经’，必有过人之处，焉得不读？”于是找到《春秋》细读，十日成诵，无一字遗。
七岁时，小黄庭坚作了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八岁时，见邻居书生赴京赶考，小男孩便也跃跃欲试，特作打油诗相送，云：“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这些小事经人传颂，一传十，十传百，轰动家乡洪州双井村，小黄庭坚被称为“双井神童”。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中了进士，登上仕途，更加致力于写诗，因游览舒州三祖山的山谷寺时，“乐其林泉之胜”，便取了“山谷道人”的别号。
熙宁五年（1072年），黄庭坚的岳父孙觉把诗文交给苏轼欣赏。苏轼一见，耸然动容，惊为天人，说：“作得如此好诗，绝非今世之人也。”孙觉马上接过话头，急切地说：“可惜知道他名字的人还不多，希望你多向士人推荐，帮他扬名。”
苏轼哈哈大笑，拍拍孙觉肩头，认真地说：“老孙，你急什么！你这宝贝女婿如精金美玉，不近于人而人急于近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咯，将来他为盛名所累，想逃名都不可得，哪须我来为他扬名！然而，若以文观人，他必定恃才傲物，恐怕为世不容也。”
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拜访苏轼，成为苏门弟子；黄庭坚也给苏轼写了封信，表示仰慕之意，并呈诗二首。苏轼当即复信，赞美他的诗，“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两人相见恨晚，从此结下至死不渝的友谊。
元祐年间，苏轼在京，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俱游于苏轼门下，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这段时期，黄庭坚经常和苏轼坐在一起谈诗说书，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
《苕溪渔隐丛话》说，苏轼曾经评价黄庭坚的诗文：“黄九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而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也不客气，回敬道：“子瞻，你的文章确实精妙一世，诗句毕竟也有不如古人者。”
《独醒杂志》记载东坡与黄庭坚谈论书法。东坡说：“黄九，你的字虽然清劲，然而笔势有时太瘦，近似树梢挂蛇。”黄庭坚也说：“大苏的字，天下人都叫好，我固然不敢轻议，然而有时，也觉得褊浅，就像石压虾蟆一般。”二人鼓掌大笑，都认为对方一针见血，点中了自己的缺点。
苏黄戏谑打趣，毫无师生之礼。但是，黄庭坚背后却对苏轼十分尊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说，黄庭坚将苏轼的画像悬挂于堂，每天早上对着画像整衣理冠、焚香施礼。有人很奇怪，就说，你们两位年龄相若、名声相仿，何必如此？黄庭坚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拼命摇手：“我黄九乃东坡的弟子，怎敢失了师生之序？”后人总是将“苏黄”并称，黄庭坚九泉下如知，肯定心有不安。
与苏轼的诗词唱和，是黄庭坚一生中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但在“王安石变法”的前前后后，也跟着苏轼倒尽了霉头。虽然，他政治上比较超然，并不积极地介入党派斗争，且在王安石下台后，多次写诗赞美和怀念“半山老人”，但由于和苏轼、司马光的亲密交情，自然被人看成是反对变法的旧派党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党派斗争的险恶漩涡，也把岸边上的黄庭坚给卷了进去，受尽折磨。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章淳、蔡卞等人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排除异已，打击报复：司马光、吕公著被夺去谥号，吕大防、范纯仁和苏轼兄弟等先后被贬，黄庭坚因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也被罗织了“低毁先帝神宗”的罪名。在受到传讯时，黄庭坚毫无惧色，据理力争，逐条反驳，让审讯者抓不到把柄，罗织的罪状大都落了空。蔡卞等人不甘罢休，又别有用心地指出，黄庭坚曾书写“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一语，逼问是否影射、攻击先帝。所谓“铁龙爪”，是由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
黄庭坚十分忿怒，大声答道：“我当时任北都官，亲自看见‘铁龙爪’挖掘泥沙，劳民伤财、毫无效果，真儿戏耳！”
这种强硬愤慨的姿态，触怒了年轻气盛的哲宗皇帝，加上章淳、蔡卞等人的推波助澜，黄庭坚于绍圣二年（1097）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再贬一级，移戎州（今四川宜宾）。
由于遭到莫明其妙的贬谪，少年时期的报国理想跌得粉碎，黄庭坚难免心有怨气。他本就恃才傲物，仕途受挫，更加倔强孤傲、愤世嫉俗。在贬涪州时，他自号“涪翁”，索性我行我素、侮世慢俗，成了一个“狂狷之士”。在贬谪戎州时，他与“眉山隐客” 史应之诗酒唱和，喝得醉醺醺的，活脱一介魏晋狂士，作了《鹧鸪天》来抒发胸中的苦闷和激愤：
“###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然而，倔强狂狷并不是黄庭坚性格的全部，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他曾与翰林学士顾子敦一道共事，见顾子敦身体魁伟，就经常乘其夏天午睡之时，把其宽阔的胸腹当成练字板，写字取乐。顾子敦每以为苦，一日伏案而睡，醒后，没发现胸腹间有字，不禁眉开眼笑：“黄九，这下你奈何不了我吧，呵呵！”等到回家，顾夫人惊奇地盯着他的背。顾子敦脱衣一看，真真哭笑不得，原来黄庭坚竟把一首市井俚语编成小诗，写在了自己背上：
“绿暗红稀出凤城，
暮云楼阁古今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
流尽年光是此声。”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暂由向太后执政，诏复司马光等人。在贬谪多年之后，黄庭坚终于熬到还朝，不禁欢喜；想到苏轼和秦观等人都已在归途中去逝，又不禁唏嘘。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新一轮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就开始了。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蔡京擅权，又兴党祸。四月，赵佶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六月，罢免黄庭坚的太平州知州的职务；九月，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苏黄都在其中。担任副宰相的赵挺之，因曾与黄庭坚有过政见冲突，假公营报私怨，更是“痛打落水狗”，诬告他“幸灾谤国”。至此，黄庭坚受到了人生最严厉的打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宣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编管。
当时，黄庭坚已经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听说要流放到宜州这种“南方瘴雾”之地，家人都为他忧心忡忡、伤心落泪。黄庭坚却笑呵呵道：“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