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
春朝雨霁轻尘歇。
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
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
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
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
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寇准这首送别词，即化用此诗的意境，改七律诗为长短句式的词，感情一起一伏，曲调跌宕多姿，更适合弹唱。寇准曾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和真宗咸平年间，在陕西渭北一带任职，此词可能做于这段时期。
寇准所处的太宗、真宗时代，宋词还未脱离五代的“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题材不离风花雪月、男女情愁、伤离念远、咏物酬唱等，格调温婉缠绵。寇准算不上大词家，但他作的此类小词，却也清丽宛转，柔美多情，别具风味。如表现离愁情怀的《夜度娘》：
“烟波渺渺一千里，
白蘋香散东风起。
日暮汀洲一望时，
柔情不断如春水。”
而更出名的是这首《江南春》，抒写少女伤春，朦胧而迷离，优美而伤感，被司马光赞为“一时脍炙”之作品：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远，
蘋满汀洲人未归。”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点寇准词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确实，这种婉约的词风，与寇准豪爽刚愎、任性使气的性情迥然不同。
寇准少年时期参加科考，当时宋太宗赵光义取士，在过目名单时，往往率先罢免年少者。因此，就有人劝说寇准虚增年龄，寇准昂然答曰：“我刚参加科考，怎能做这种欺君之事？”入仕后，寇准每每在朝会上，慷慨大言，极陈利害，不避权贵，赵光义于是对他刮目相看。一次，赵光义召见大臣商议，寇准大概说了某句不投机的话，赵光义很不高兴，拂衣而起，怒气冲冲地要离开。诸位大臣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唯独寇准快速奔过去，扯住皇帝衣衫不放，坚持要他把事情听完。赵光义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坐回椅子里，处理完事件才退朝。事后，赵光义为显示自己也有李世民那样的宽容肚量，说了一句非常抬举寇准的话：“朕得寇准，如同李世民得到魏徵一样啊！”
寇准的这种刚毅耿直个性，在景德元年的宋辽大战时期，表现得更加充分。
景德元年的冬天（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一次亲帅大军，进攻大宋，边境告急。宋真宗赵恒面对国内外交困局面，有些手足无措，而大臣们有的主战，有的主逃，有的主和，吵成一团。时任宰相的寇准接到前线的急报，干脆扣住不发，整日饮酒作乐。其他大臣将军情告知赵恒，赵恒大惊，自然责怪寇准。寇准却轻描淡写地说：“陛下真的想解决这场战争吗？不须太久，只要五日，亲临前线，即可一举击垮敌人！”
其余大臣听说要皇帝上前线，都怕出意外，纷纷反对。赵恒本就心虚，面有难色，搔了搔头，说要再考虑考虑，就想退缩回屋。寇准一把揪住赵恒的衣服，大声说道：“陛下一入后宫，我们再见您就不容易了，可是国家大事，机不可失，间不容发，还请陛下不要走，早作决定。”于是，赵恒又坐下，督促大家商议，安排御驾亲征之事。
赵恒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最后和辽国签订了百年和好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几十年的战乱，应该说，寇准的功劳是很大的。而寇准这种“夹天子行大令”、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敢行径，一直受到后来者，特别是范仲淹的高度推崇。《宋史》也赞曰：“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由于缔结“澶渊之盟”，寇准在朝野的声望达到了极点。寇准看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常常醉酒后，眯着眼睛，得意洋洋地对赵恒嚷：“陛下，如不是我，您哪做得了如今的太平天子啊！”赵恒是个厚道人，笑笑而已。
话说“枪打出头鸟”，寇准位高权重，难免同僚的嫉妒和中伤。好友张咏就多次提醒他要戒骄戒躁。张咏在成都时，听说寇准入相，就感慨道：“寇公奇材，可惜学术不足尔。”张咏从成都回京，寇准大开筵席接待，又亲送朋友到郊外，笑问曰：“乖崖（张咏的号），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张咏徐徐叮嘱道：“寇老西儿，《霍光传》不可不读啊。”
霍光是汉代名臣，忠心辅佐皇帝，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重大功勋，但却因太重权势、家人过于跋扈而遭灭族。张咏反复提醒寇准看《霍光传》，是希望他从中吸取教训。可惜寇准会错了意，回家后随手翻了翻《汉书》，当看到《霍光传》结尾处“不学无术”几字，竟哈哈大笑，无所谓地耸耸肩，道：“乖崖，你好哇，竟讽刺我‘不学无术’！”
寇准好刚使气，行事不检点，“颇自矜澶渊之功”，终于惹来了麻烦。他独断独行，擅自越级提拔资历低的人，“同列颇不悦”，背后叫骂撒气的人不在少数。而他又无缘无故地仇视南方人，以神童“晏殊”是南方人为由，主张不予重用。头号政敌参知政事王钦若更给了最致命的一击，攻击寇准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寇准为了个人勋业、拿皇帝做最后的孤注，其心可诛！
赵恒吃了一惊，静下心来，细细一想，觉得王钦若言之有理，从此冷淡寇准，又见寇准在朝中树敌越来越多，就在景德三年，罢去寇准相位，降为刑部尚书，贬到陕州，知天雄军。
寇准初知天雄军时，曾有辽国使者嘲弄道：“寇公德高望重，怎的不做宰相，反到了这偏僻荒原之地了？”寇准大刺刺地答道：“皇上觉得朝中没什么大事，倒是这把守北大门的重任，非我寇准不行啊，呵呵！”
寇准对这次被贬，心中是极为不服的，并没有痛改前非。碰到自己的生日，他就把筵席搞得像皇帝过寿一般，并特地订了一套黄色龙袍，穿在身上，簪花走马，声势浩大，四处张扬。没多久，就有大臣密奏“寇准叛变”。赵恒吓了一跳，急忙问宰相王旦：“寇准乃反耶？”王旦看了奏章，摇了摇头，笑道：“寇准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自重，真不像样！我立刻回信，骂他一顿。”赵恒这才松了口气，不再追究寇准，然而内心深处，难免对寇准有几分隔阂。
不仅如此，寇准还恃“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生活越发奢侈。
当然了，寇准从来就不是勤俭持家之人。
他十九岁中举，入仕后娶赵匡胤宋皇后的妹妹为妻，可谓少年富贵，春风得意，生活自然也就奢侈挥霍。寇准性情豪爽，喜欢大碗豪饮，“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骖以留之”，不醉不罢休。又喜欢歌舞，尤其沉湎于一种名为“柘枝”的歌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被人戏称为“柘枝颠”。
但有人依据《青箱杂记》的记载说，寇准在京城不买府邸，“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连辽国使者都曾怀着敬畏之心打听：“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可见寇准生活简朴云云。孰不知，北宋的士大夫都是高薪，寇准不买府邸，大抵属于月薪数万的“月光族”一类，与勤俭清廉毫不相干，与他生活奢侈也不矛盾。寇准曾在邓州做知府时，经常举行夜宴，全用蜡烛做灯，通宵达旦，每次罢宴，从厨房到马厩，都是“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可见浪费的惊人程度。而邓州的烛花享誉天下，据说也是托寇准之福。
寇准如此奢侈做派，自然也有看不惯的。某次宴会上，寇准一高兴，就赏赐了歌妓5匹绫罗，小妾茜桃认为太过浪费，就做诗劝阻。道：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准很不以为然，哈哈一笑，和诗一首，道：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乐须及早的意味。
这首《甘草子》，“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之语，也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况味：
“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
暖日笼啼鸟，初坼桃花小。
遥望碧天净如扫。
曳一缕、轻烟缥缈。
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但“任玉壶倾倒”之类，可算作是一种不得志的牢骚话。寇准毕竟是一个自许甚高又不甘寂寞的人，总想在辇毂之下大干一场的。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因病去世。寇准看到了机遇，在别人的劝说下，决定牺牲名节，上献皇帝喜欢的荒谬“天书”，换来了盼望已久的宰相宝座。
然而这一次，寇准栽得更惨。
寇准再次任相后，依旧高傲自大，言行粗陋，不拘小节，无意中得罪了大多数同僚。某次宴会上，丁谓见汤水弄脏了他的胡须，就帮他擦干净。寇准却不领情，还公然嘲笑道：“丁兄，你这参政也是国家大臣，竟为长官溜须，哼哼！”搞得丁谓一时下不了台，从此结下梁子。这也是“溜须”的来历。
令一个著名的武将曹利用也被他逼成敌人。因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立过功，受到赵恒重用，进入枢密院作了寇准的副手。但寇准老是嫌弃他文化不高，只要曹利用对政事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寇准当众大声喝斥：“一介武夫，懂什么国家大事？”寇准又喜欢饮酒作乐，也经常强迫同事与他同醉。曹利用不肯多酒，寇准就大怒，骂骂咧咧道：“不过一介武夫，敢尔耶？”曹利用也是性子刚烈之人，再也受不得这等鸟气，厉声回驳：“皇上安排我在枢密院，相公却诬蔑为一介武夫。好，明日一早，我跟相公在皇上面前辩个明白！”两人闹得极僵。
宋真宗赵恒晚年多病，无暇来调停这种矛盾，而太子赵祯年幼，朝中大事，均由皇后刘娥主持。寇准当年就以刘娥出身卑微为由，反对立她为皇后，现在，更受不了她来领导自己，就联合宦官周怀政，企图搞“太子监国”，从刘皇后手里夺权。不料，事情败露，刘娥后发制人，罢了寇准的相位，提拔丁谓为相。丁谓乘机联合曹利用，借着周怀政事败被诛之事，打着刘娥的名号，把寇准一贬再贬，恨不得把他往死里整。
有意思的是，寇准并不知道是自己言行不检惹的祸。他在贬谪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时，悲愤难抑，百姓围观送行，马亦复踖蹙不行。寇准狠狠地挥鞭打马，喝道：“皇令在此，我都不敢逗留，你还敢不走？”马于是跑起来。寇准流着泪，对送行的同事道：“你们有机会问问丁谓，我到底负了他什么事，他竟恨不得整死我！”后来，丁谓也被贬谪到海南，经过道州时，有人谈起寇准的话。丁谓还愣了愣，叹道：“对他不满的人太多了，岂独我一人！”
寇准对自己晚年的不幸遭遇，显然是愤愤不平的，他曾在某寺庙前插下几支竹笋，发誓道：“我寇准一生，如有负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国家，此枯竹当再生。”后来，枯竹茂盛生长，让他得到些许安慰。
寇准曾作过一首《踏莎行》的闺怨词，描写闺中少妇思念故人，言辞温婉清新，感情沉郁细腻，“红英落尽青梅小”之语，更流露出韶光流失、美人迟暮的惆怅、孤寂之情：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馀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人生在世如朝露。最难堪，英雄老去，美人迟暮。古代文人常以美人自喻，寇准感慨美人迟暮，是不是借此感慨自己英雄末路、风光难再呢？
寇准早年中举，名头极响。三次为相，位极人臣；但每一次干的时间都不长，而每一次遭遇罢相，虽说有“奸臣作崇”的因素，但也与他恃才傲物、与同事关系紧张有关。
淳化五年十月（公元994年），赵光义将年仅三十出头的寇准调到身边，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寄予了厚望，认真听取了寇准关于立太子的建议，并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但干了两年不到，寇准就与冯拯等同事闹得势如水火。赵光义进行调解时，冯拯等人认输服理，寇准却毫不领情，还大言不惭，当着众人的面与皇帝强词夺理。赵光义十分光火，摇头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将他罢相，贬至邓州。
寇准到死，大概也没明白“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吧？
而今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又有多少人，能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呢？
小传：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莱国公，晚年遭贬，谥号忠愍。著有《寇莱公集》七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一首。
林逋：吴山青，越山青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仕途不顺，就嚷嚷要归隐的文人有很多，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仅寥寥几人。诸葛亮在南阳耕种，是待价而诂；李白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还不停地奔走于权贵之间；明朝大儒陈继儒也曾说要归隐，直到做了高官才罢休，直被人讥讽“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说到底，这世上多是营役之辈，“隐居”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真实愿望还是走“终南捷径”。但有两个是大家公认的隐士，一个是两晋的陶渊明，另一个是北宋前期的林逋。
《宋史 隐逸传》记载，林逋“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他喜好读书，通晓百家，才华过人，少年时就是一个满腹锦绣的才子，成年后也曾游走于江淮都市，终是不喜闹市，回到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这种“远离俗世”的隐居生活，可能会令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闲愁万种的贾宝玉们艳煞不已，惊呼高雅脱俗，但其清苦贫寒程度，实和农民、村夫无异。林逋自幼父母双亡，“家贫衣食不足”，据说，他在孤山种了三百多株梅花，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出售梅花、梅子，一点一滴地赚取生活所必需的柴油米醋、粗布麻衣。
闲暇的日子里，林逋读书作诗，与梅花、白鹤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调鹤种梅如性命”，世人戏称为“梅妻鹤子”。林逋的书法和诗词造诣极高，《宋史》称他“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峡峭特，多奇句”。林逋的诗以擅咏梅著称，《山园小梅》尤其独树一帜、清丽幽寂，为后人赞佩为“咏梅之绝句”：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林逋另有一首《霜天晓角》，虽不如《山园小梅》为世人所传颂，但也是咏梅的妙词，抒发的都是他淡泊自适、冰清高雅的隐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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