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同行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仁宗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哈哈大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欧阳公，请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欧阳修的文章享誉天下，但他十分谦虚，但凡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仍然十分客气地向人请教。刘攽只是一个小文人，学问远远不如他，但欧阳修认为刘攽对典制掌故之类很有造诣，就写信请教“入阁起于何年”。据说刘攽接到他的信时，正在与客人喝酒，就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信，没好气地说：“我正忙着呢，明天回信！”
送信人告辞离开。但刘攽转而一想：这么好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怎好错过！马上将送信人追回，当场回了信，还对着满场宾客，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看看，欧九不过尔尔！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惜不甚读书耳！”
这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大笑起来，道：“天哪，连欧阳公都要被讥讽不读书，刘老道，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
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例三：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
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
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例四：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
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
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例五：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
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伤春之感，呈现新清雅丽、幽美静谧的世界。
安闲自适的晚年生活，足令人艳羡，但白发苍苍的欧阳修又闲不住了，开始自修《新五代史》。他竭力考据钻研，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惮一再修改，往往是“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欧阳夫人心疼他，就苦口婆心地劝道：“老公，你这是何苦来着！你已经名满天下了，难道还怕当年的先生来责骂不成？”
欧阳修揉了揉眼睛，呵呵一笑，道：“嘿嘿，不怕先生骂，可怕后生笑！”
小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主持编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有《归田录》、《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传世。
司马光：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而司马光的词，则很少被人提到。《宋词300首》和《宋词精选》等大众普及本，都看不到司马光的踪影。但是，这并不表示他的词写得不好，怪只怪两宋是词的黄金朝代，写得一手好词的牛人着实太多。
先看看司马光的这首《阮郎归》吧：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
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阮郎归》又名《宴桃源》、《醉桃源》等，典出西汉刘晨、阮肇的遇仙故事，因此，此调常用来写冶游、艳遇、桃源仙境等。司马光的这首《阮郎归》，大意是一青年男子，无意间驾舟闯入春日仙境，遇见美貌仙女，一番浪漫，兴尽而返，恍如一梦。全词婉丽淡雅，“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流露出淡淡的惋惜、惆怅、追忆之情，虽然还是延续“花间词”的伤感风韵，但却没有过于颓废沉湎。
这首吟叹艳遇的《阮郎归》词，竟是道德君子司马光所写？相信许多人都不敢相信、大吃一惊的。
司马光名字的来历比较有趣，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取名为“光”。对此，吾友“新开铺掌柜”常常引以为憾，说：要是司马光出生在南山就好了，他定会取名为“南”，……那么，名垂青史的一定是“司马南”，而不是“司马光”！
少年的司马光，就是个冷静机智的厉害角色，“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宋史 司马光》记载了他砸缸救友的先进事迹：“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一时间，司马光名动京华。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少年得志、功名早成。
但司马光做人低调，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只是谦虚地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不喜歌舞，却依旧会欣赏美女，也会偶尔为舞女怦然心动。可从《西江月》中窥见一二：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两语，直抒胸臆，浅俗直白，接近柳永。但司马光的写相思之艳词，不柳永的俚俗是完全不同的，此词清新自然、朴素典雅，“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之语，勾勒出淡雅绝俗的美人身姿，犹如素面朝天的大家闺秀，不施粉黛，不着红裙绿袄，依然“天生丽姿难自弃”！
司马光尽管偶尔会为歌女心动，但私生活极为严谨，绝无绯闻艳事。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
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
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回答完毕！”
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
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
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
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得搞“地下工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次，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奸”。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走。歌妓胆小，不肯跳墙，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是害怕，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摇头叹气，做了一首诗来调侃同僚：
“年去年来来去忙，蹔偷闲卧老僧床。
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司马光对朋友也是有情有义。他担任并州通判时，亲见西夏人入侵，扰乱治安，便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何不修筑城堡阻止西夏？”庞籍听从了，派郭恩前去办理。可惜郭恩行事不密，在带领部队过河时，被西夏人伺机消灭，庞籍也因此被罢官。司马光极为过意不去，多次上书自责，并在庞籍死后，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长大。
司马光是真正的诚实人。他曾让人仆人卖马，叮嘱仆人说：“这马夏月有肺病，一定要对买者说明。”他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
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如此司马光，一生为官居家，人品皆无可挑剔，即使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心悦诚服。《三朝名臣言行录》对他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他在当时民间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谈到司马光时，都说“君实乃真正的脚踏实地人也。”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专权，借口复辟“王安石变法”，将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党籍”，司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亲自上书，召集工匠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在长安，参与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说：“我是愚蠢无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义。但名单上的那些人，如司马相公之类，天下老百姓都说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们今天竟说是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须刻石，否则就是对抗圣上，死罪难逃！
常安民哭了，请求说：“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后人以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旋涡中，司马光也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友谊和交恶、王安石变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难尽。
司马光为何成了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拗相公”？这可能与他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弊端有关，也与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关。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性格为人。
嘉祐七年，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闪亮登场、激情表演时，众人大乐，惟独司马光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司马光愤然不已，立即挥笔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但是，这篇强烈呼吁严禁女子相扑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就象他那些反对变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里一样，仅仅“扑通”一声，就“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令司马光非常伤心、失望。我想，赵祯大概瞥了一眼他的奏章，随即扔进垃圾箱，还坏笑了几声：“哼，禁你个鸟！朕要的就是这美女裸扑的效果，懒得理你！”
虽然司马光连连上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王安石变法还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司马光不得已沉默下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 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退居洛阳，一呆就是十年余。
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过五旬，自觉一事无成，未免伤感叹息。《锦堂春》中，借抒发春光流逝之叹，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离愁，言词闲雅，哀伤含蓄，大概就作于此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司马光呕心励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赞为“除《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果能如此，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
然而，我想说的是，司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孔老夫子欲以《论语》重建道德纲纪、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