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书又有几百个图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化领域的评奖总是既令人孜孜以求又令人鄙夷。获奖者要么已经名满天下，再将奖颁给他无非锦上添花，要么是只有精英小圈子才听说过的人。
英格力士对声誉的生产和分配很感兴趣，而声誉的流通形式就是评奖，因而他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方法，写了一部现代文化评奖的历史。约瑟？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做了22年《美国学术》的编辑，此人以善于写揶揄他人的随笔著称，他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对《声誉经济学》一书的书评写道：“我对文学和文化评奖孜孜以求，老实说吧，我希望更多的奖授给我。目前为止我还没获得几个。未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获奖，除非我能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博格和建筑大师莱特一样，活到须发皆白，活到80多岁的长寿。到那时，就没有人出于反动或者用愚蠢的观点反对你了，获奖的机会才比较多。我得的奖既没增加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我的社会声望。我只有一个荣誉学位，不像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得了200多个。我获得了国家人文科学奖章，但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借此机会说，不得不由乔治？布什给我颁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耻辱。我回答说，我倒宁愿是亚伯拉罕？林肯来为我颁奖，但世事难得能够两全其美。”
“文化奖项因为授予了那些不该获奖的人、授给了大量蠢货而让自己失去了光环。人人都知道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比那些获奖了的人还出色——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奥登。而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人好像就已经作古了，不管他还将会再活多少年。比如奈保尔获奖之后，我就觉得我无需再读他的书了。”
文化类奖项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几乎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的颁奖委员会，每一个行业和运动也是这样。“我去一家高中，陪同的是该校乒乓球评奖委员会的主席。据说此人能用鞋而不是球拍打球，并且打得很好。下足够的工夫去寻找的话，你就可以将奖颁发给一位非犹太裔的、身高不到5英尺的同性恋女诗人。所有这些奖项将文化领域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的幼儿园，在那里，在毕业典礼上，甚至连那个最笨的孩子都得了一个奖，获奖理由是他没有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各种评奖和荣誉层出不穷，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设一个诗歌奖或者地方戏剧奖是纪念死去的亲人本小利大的法子。公司设立一个奖项，能显得它品位高雅、热衷慈善事业。
在书的附录里，英格力士列出了当前授予文化各领域的成就的奖项，非常广泛，“对于还没有设奖的地方，我一直想，应该设一个诺贝尔婚姻奖。这个奖可以颁给那些著名的患难夫妻中长期遭受折磨的一方。过去，可以获奖的应该有索菲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昂那多？伍尔芙（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莱昂内尔？特里林、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这两位克林顿中谁更有资格获奖还不太容易确定。”
在评奖泛滥的年代，如果有幸中奖，该以什么心态面对呢？“不管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奖项设立者居心何在，获奖就是一切。从声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获奖能够提高知名度，能找到好工作，可以让亲戚对你刮目相看。至于获奖本身，曾经有人对我说，如果有人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是做得最好的，问问那个人谁是第二好的。知道谁是第二好的，你就知道这个奖项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再把自己获奖太当回事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创意阶层在哪里落脚
“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秃顶、矮胖的男人挽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纽约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21万多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在创意经济的年代，选择住在哪个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因为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而暴得大名，部分是因为他把创意定义得很宽泛，但显然美国尚未变成一个人人都是网页设计师、制片人或发型师的国家。他大方地把科学家、医生和商人都算作创意阶层，其根据是人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创造。自此他反复表述这一概念，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之后又出版了《城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腾飞》，现在又出了《哪个是你的城市？》。《沙龙》杂志说：“这本书错误地假定人们，特别是创意阶层，需要一本书告诉他们该去哪个城市发展。那些自由地跑来跑去的人通常不考虑职业规划，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已经很清楚他们该去哪儿发展。找不到工作的人不会花美元买本书去了解该去哪儿找工作。”不过理查德的书中搜集了不少数据，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他说，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尖的。全球化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是扩展，比如工厂，另一种是集聚。世界经济的很多东西可以分散，但这些都不是核心。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维度将继续集聚，人口、机会、技术革新和资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方。美国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高的社会，每年有4000万人搬家，1500万人迁往异国或者异地，其中单身的年轻人流动性最高，20来岁的人迁居的可能性是40来岁的人的3倍。几千万人迁居可能会造成少部分地区吸引了很多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单身人士，更多的年长者、缺少工作技能的人则坚守于一处。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
“我们查看地球夜晚的卫星图片，把明亮的地区称作一个超级地区。全世界有40个超级地区，它们占世界人口的17％，但经济产出占全世界的2/3，技术革新占全世界的90％，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推动力。美国有10到12个这样的地区，很多国家只有一个。”
经济活动不仅变得更加集中，而且更加专业化。纽约是港口城市、时尚设计和金融中心；附近有名校的旧金山是软件中心；洛杉矶的气候适合拍电影，是娱乐中心；纳什维尔是音乐制作中心。如果你想从事某种职业，并不是去哪一个大城市都行，因为现在对你来说重要的就那么几个城市。
研究发现，年轻人是先选定想去哪里生活，再去那里找工作。《福布斯》杂志调查年轻人选择在哪里生活所考虑的因素时，发现他们认为“异性的多少”比“就业机会”更重要，“夜生活”和“生活成本”的重要性更加靠后。他们需要知道，在美国各个城市遇到异性的机会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在美国，最适合单身男性的地方是东海岸和中西部的城市。在华盛顿，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5万人。
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大城市都是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25岁至44岁的适婚女性跑到大城市去的目的之一是争夺最合适的男子，因为她们不愿意跟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成婚。女性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占优势，比如在洛杉矶，单身的男性比女性多出9万人，旧金山、达拉斯、西雅图等地都是单身男性比女性多。这些城市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能提供高科技、建筑和服务业等各种就业机会。
另外，在考虑去哪个城市生活时，年轻人还要了解城市的性格类型。因为与自己性格类型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沉稳的人跟神经质的人在一起生活会变得紧张、焦躁。心理学家区分了5种人格类型：和善、尽责、外向、神经质和开放。美国各地区的人格类型刚好跟它们的经济特征吻合：芝加哥有很多外向型的销售人员；中西部是制造业中心，都是些尽责的人；南部有很多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汽车厂，以和善、认真的人为主；波士顿、洛杉矶等东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大厦情结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尔赛宫、泰姬陵、克里姆林宫：有钱有势的人总是试图借助建筑来让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抚慰自己、发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筑不仅是艺术，它还是一种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种宣传工具。寺庙、教堂和皇宫都是在展示威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建筑的这种功能不只存在于封建社会，被启蒙过的现代社会仍然有。建筑对建筑师来说就是目的，但它总是建筑师的雇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有时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筑师，一个永远在倒时差的马戏团，穿插跑动，接到同一个竞标邀请。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托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没人会笑话你”。
德扬？苏德吉是英国《观察家报》的建筑评论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厦情结》一书中探讨这一明显而又隐秘的现象，让人们深入思考建筑、政治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渴望、经济实力以及对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检视了20世纪历史上专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选总统的建筑梦想，解构了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的象征意义，重新思考了布莱尔关注下的伦敦千禧穹顶和纽约世贸遗址“归零地”之争。
另外，苏德吉还评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他回顾了很多著名设计师受雇于一些不名誉的雇主的历史。艾伯特？斯佩尔和密斯？凡？德？罗都曾准备为希特勒效劳，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尔为实现他的主子的建筑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建筑上没有做出让步。
对这些史实作评论时，苏德吉得出结论说；“跟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比，独裁者、自我中心主义者和偏执狂给建筑师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机会”。这个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民主国家也上大项目，丹麦建筑师乌特松的悉尼歌剧院，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该书最有趣的章节，苏德吉回顾了一些独裁者的建筑规划。希特勒本人曾经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跟斯佩尔一道充分地将建筑用作宣传工具，美化他的统治、威吓震慑他的统治对象。他的总理府异常宏大，大厅高30英尺，门廊高17英尺。计划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纳18万人的大厦。1939年3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哈查心脏病发作，身体虚弱的他签订了将捷克交予德国的协议。
新德国的领导人想好了要清除东德的痕迹，将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专制统治的建筑遗产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难题。苏德吉写道：“直到今天意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残败的建筑，不少建筑水准都很高，是法西斯盖起来当党部用的。战后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没人知道该如何加以处置。全部推翻有点浪费，且有洗刷历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复他们的建设者的统治。”
Slate的建筑评论作者Witold在评论该书时说，苏德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失败的标志。个人和组织往往在衰微的时候开始搞建筑。1968年，英国历史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畅销书《帕金森定律》中记录了很多他对商业管理的错误做法的观察，他还提到了建筑，他说建筑是公司健康与否的气压计。“在令人兴奋的发现层出不穷、不断进步的时期，没有时间去规划完美的总部。这一时机来得比较晚，要在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之后。我们知道，完美是终结，终结就是死亡。”帕金森提供了几个历史事例。圣彼得教堂是在教皇陷入世俗事务、失去了很多道德权威之后兴建的；路易十四是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几十年、权力开始衰落的时候开始修建凡尔赛宫的；印度总督搬入新德里的新皇宫之后一年，国大党要求独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曼哈顿建了黑色花岗岩的“黑石”总部之后，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就去世了。泛美航空在统领航空业多年之后才在公园大道兴建了大型总部，但是盖好不久就在1991年破产了。微软和Google都还没在第五大道上竖立自己的世界级总部。
牛奶可乐经济学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他“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也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如果寻找因果解释得到的乐趣还不足以激发人们去那么做，那就要像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那样，采用强迫手段。他给学生们布置作业，要他们使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一个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有趣的问题，并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给出答案。
于是他的学生发现，牛奶用方盒子装，可乐却用圆瓶子装，这是因为牛奶需要放在冰柜里，方形容器能节约存储空间。相类似的是，硬币上的人像都是侧面像，而纸币上的人像却是正面像，这是因为在不大的金属硬币上表现正面肖像很困难，而在纸币上印制精细、复杂的正面像可以防止伪钞。
多年下来，他的学生已经设问了几千个问题，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为什么通常新娘会花数千美元买一套她们永不再穿的婚纱，而新郎通常是去租一套便宜的礼服，虽然他们将来还会参加很多次社交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女同学找到的答案是，大多数新娘都希望自己在结婚当天“发表自己的时尚宣言”。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对于每一种尺寸的婚纱，婚纱租赁公司都得置办四五十种，由此每件婚纱被租用的频率就会很低，每年大概只有四五次，于是租赁公司制定的租用价格就会高于婚纱的售价。比较而言，新郎愿意接受标准的款式，租赁公司只要每个型号备两三套就可以满足这一市场。
与服装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制造那些没人会去买的、镶着数百万元美元钻石的胸罩？因为该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商品，女人爱盯着钻石看，就像男人爱盯着女人的胸部看。“当海蒂？克拉姆穿着这样的胸罩出现在电视上时，女观众对着那些钻石流口水，男观众对着海蒂？克拉姆流口水。”
从堪萨斯到奥兰多的往返机票价格，要低于从奥兰多到堪萨斯的往返机票价格，这是因为从堪萨斯飞往奥兰多的人多半是去度假，这类顾客对价格更敏感，而从奥兰多去堪萨斯的人多半是出差，对价格不那么敏感。周末的机票也相对便宜，因为外出游玩的人多。
在美国，人们外出吃饭，会给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侍者小费。餐馆老板一开始引入客人给小费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如果侍者提供了良好服务，顾客愿意再次光临，老板愿意付给员工较高的工资，问题在于店主很难直接监督侍者的服务质量。通过把餐点稍微降点价，并告诉就餐者，如果对服务满意，应该给侍者一点小费，如此便能解决老板无法全面监督服务质量的问题。有些快餐厅承诺，如果你付钱时没拿到收银条，就可以享用一顿免费餐点，这也是为了让顾客来监督收银员。
为什么律师花在汽车和衣服上的钱，比同等收入的教授更多？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才能大致成正比。“没能跟同事保持同等支出水平的律师，会显得比真实能力要差一些，正如没能在打架时竖毛的狗，会显得比实际体格小一些。”另一个原因是，跟律师们要吸引客户相应的是，教授们要发论文、申报课题，而负责做这类决策的人不太在乎教授穿什么衣服。
《牛奶可乐经济学》中的大部分问题都很轻松，唯一例外的是：妇女愿意忍受高跟鞋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