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亲切，和一种最近距离地面对历史的震撼。我很难抗拒这种力量对我的吸引，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要把日记整理出来。
那个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是读着这些日记度过的。
这是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
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着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评判，他们青春的脸庞活泼的身影，闪现在古老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学里：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1937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联。
在相隔1937年60多年后的一个日子里，应我的请求，他们之中还健在的几位老人坐到了一起，回首往事，93岁的荣高棠老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头头，感慨万分，他说：
“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过。”
我注意到他用了“最值得记忆”这样的语言，并且强调“以后再也没有过”，这让我感到意外。荣高棠曾经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他经历的沧桑和辉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提醒他，这一年其实既不是你一生最有成就的一年，也不是影响你仕途的关键时刻，甚至不是你生命中最惊险最艰难的阶段，即便如此，你也真的这样评价吗？
“是的，就是这一年，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参透人生种种的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他甚至用着半开玩笑的武断口气对我说：“你用不着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我们也用不着对口供了，我完全可以代表大家，尽管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永远是这一年！”
那是怎样的一年！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充满个性的鲜活青春记忆又有多少存留在他们的心里，鼓舞着他们走过漫长的人生路途？
一个个问题在我面前展现，可惜，日记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它只记载了1938年2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的部分事情，而且，从表面上看它还是琐碎的。于是，我开始探访那些健在的老人们，并对昔日仅存的历史资料一一进行艰苦的查询。
有人说，历史学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擅长把支离零碎、断裂残破的史料点化成为让人兴味盎然的完整叙述，使人们对往事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是历史学家，但这种说法却鼓舞我不断地通过“发现”、“鉴别”，抽出种种细小的线头，小心编织，把埋藏在岁月尘埃中的故事呈现出来。
就这样，在整理日记之余，我终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下来，并希望通过这些对昔日历史的片段回溯，展示那个大时代，展示年轻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处于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思考……
一个伟大的女性
……故事真的是很老了，那是1929年初，一位坚强的女性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带着六个孩子从老家回到北平，买下了这座大院子。这里曾经是梅兰芳的房产，三进套，前后有五个院子，大小十八间。一进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带栅栏的大车门，水泥甬道，是用来走车的，两旁的空地上有竹子、杏树、和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一路走进去就让人感到幽静和舒适。二进门是北平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圆形的门洞，旁边是门房，门洞后是环着院子的房屋，多是用来放东西和住佣人的。三进门里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迎面一排宽大的北房三大两小，隔开一段是东西厢房，从侧面绕过去是通往后面的两个小跨院。房子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帮着看的，母亲所以选中了这里，更多的是看中了这里的幽静，它们宽大空旷，可以让她有施展的余地，她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些空地，她想要他们在这里有自由的空间，过一种淳朴的田园般的生活。
这所院落里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父亲的灵堂。灵堂设在后面的跨院，是用原来的一个花房改造的。灵堂很大，长条供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是放大成照片的父亲亲笔遗嘱，遗像前供奉着每日与家人一样的食物水果，还有开在不同时节里的鲜花。灵堂门口一边一棵梨树，开花时满院花朵满院飘香。母亲让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玩，那里一尘不染，充满生气，孩子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阴森冷落的气息。
父亲张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曾出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他军人的辉煌生涯似乎和孩子们关系不大，他魁梧的身材却让孩子们记忆深刻：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板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扬起，才能把父亲看全，在孩子们心里他真是一个很帅的父亲。
因为小，孩子们并不懂得父亲，只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每次出门前告别时总要逐个捏鼻子的亲昵动作。直到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军人以一种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竟是那么宝贵。
长大后，他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是1928年初，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挂帅第一集团军发动二次北伐，准备统一中国，父亲受命担任炮兵总指挥。5月，父亲率部队向山东进发的途中，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调他到徐州参战。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只来得及自己赶到徐州，徐州已经失守。事实上，狡猾的上峰事先已打定嫁祸于人的主意。性情刚烈的父亲面对败局痛苦不堪，彻夜难眠，终于留下遗书，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是一名军人，认定自己要为整个指挥系统的失误负责。那时候，母亲不到四十岁，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弟弟只有3岁。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追悔自己没有在丈夫身边给他最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毅然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作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
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张家三姐妹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作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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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组织、讲演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私下里她悄悄地告诉娘，是*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一向是放心的，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盖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