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想作开路的先锋。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
1937年7月15日，年轻的一群人聚集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剧团成立会议。
郝龙来了，这个美术专业的学生个子不高，壮壮的，浑身都透着热情。随他来的还有郭同震，那个被黄敬提醒有叛徒嫌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据说是沙滩“民先”（住在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起来的“民先”大队）大队长，人称“杂牌大队长”，在北平已经演过一些戏了，一介绍，大家立刻就笑着简称他为“杂牌”了。
杨易辰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这是一个性情豪爽无话不说的人，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身世。杨易辰出身在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父亲多年前也毕业于中国大学经济系，在政府里有着一份很好的职业。杨易辰是独子，深得父母的疼爱，他本该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但是，在沈阳读书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终生难忘，并永远地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
那是“九。一八”之夜，在沈阳冯庸大学预科高中的操场上，杨易辰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被日本兵当作人质围困了三天三夜。那夜，警报凄厉火光冲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强令校方交出训练用的枪械。后来，天上下起了大雨，被困的人又冷又饿，滴水未进的师生们支持不住就昏倒在地上。最终，为了大家的安全，校方不得不交出枪械，日本兵撤离，并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三天三夜决定了这个只有17岁的少年，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离开东北，只身前往北平打算投奔义勇军。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天津工作，他途径天津时竟过家门而不入。父亲听说宝贝儿子到了北平，赶紧派人去接他，却遭到了拒绝。后来，父亲硬是让表叔把他拖了回来，苦苦相劝。没有能参军的杨易辰只好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读书。两年后，转入中国大学法律系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在“一二。九”运动中跟着老同学任仲夷冲锋陷阵表现的十分勇敢，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1937年7月15日，对于他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还来了不少同学，他们相互介绍，有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的却从此成为一生彼此依靠的朋友。
那天，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把剧团的名字定为“农村服务旅行团”，他们还三三两两地抢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一起唱歌，情绪激动而热烈……在过去了很多年以后，虽然他们几乎无法说清那天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但回忆起那一天时，感觉还是那样兴奋和新鲜，那一天，对于他们永远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决定了他们中间多数人以后的命运，张瑞芳后来填写履历表时就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定在了那一天。在此之后的无数个漫长的日子里，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过那一天，都曾很多次地在心里对那一天的情景作过回放，他们常常会把后来那些艰难的、快乐的、苦涩的、自豪的，许许多多的体验都融汇到那一天里去描绘和感受。那一天，和以后许多的日子交汇，融合，变成了一体，永远地镶嵌在他们的生命中。
别了，北平
一切都做了准备，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8月7日，北平到天津的火车通车，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作出决定，由荣高棠、郝龙、荒煤、张楠、张瑞芳乘坐第一天的火车先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进行联络。
8月6日深夜，两姐妹穿上花旗袍打扮成回南方的阔小姐离开了家，行前，她们既兴奋又不舍，几次想要到娘的床前告别，但看到娘好像睡得很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作娘的怎么会睡得着呢，女儿一出门，娘就立即起身，追到窗前，一直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院落拐角处，很久，娘才转身默默地回到床上，发出了深深的叹息：没想到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却要分开……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出现在北平正阳门东的火车站。那是一个有着西式风格的老火车站。站门口上方的屋顶是弧形的，左侧是一个高高耸立起来的尖顶塔楼，结实的墙体上镶嵌着许多有着细密格子的长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风格。
那天，依然骄阳似火，火车站上人潮涌动，荒煤一袭洋装和同路的刘白羽一起陪伴在两姐妹左右，荣高棠剃了个光头装扮成佣人跟在她们的身后。大家事先说好了，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荒煤是她们的表兄，荣高棠是从老家来接她们的。
一行人裹在拥挤的人流中终于上了车。车厢里几乎全是流亡学生，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端着大盖枪的日本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时而趴在车窗上向里张望，或许是因为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有力量对付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没有上车检查。8月炎热的气息释放着威力，使得整个车厢像是要着起火来，人们在难耐的灼热中沉默着，对着车窗外的日本人闪动着仇视的目光。
汽笛总算是拉响了，荣高棠松了口气，荒煤松了口气，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瑞芳望着窗外，炎炎烈日下的站台、树木缓缓地向后倒去，越来越远。她知道这次是真的走了，想到娘和弟妹们，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灯光明亮的剧院里扮演《日出》中的陈白露，沙龙剧团还一再邀请自己出演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曹禺《雷雨》中的四凤……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而今天，自己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走向抗日前线，这选择是对的吗？她看看旁边的姐姐，张楠正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秘密信件的小包，一脸沉思地望着前方……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有人哼起了歌，沉闷嘶哑的歌声刚一响起来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响应，歌声从弱到强，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高亢，那一节节沙丁鱼罐头般密不透风的车厢就带着满车汗流浃背的青年们和他们的歌声，驶出了车站，驶向城外，开始了他们复仇的行程……
两个名字，一个剧团
从离开北平，他们就过起了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日子，现在总算是住下了，但生活的困窘立刻就显现了出来。他们睡在教室里，课桌就是床，没有被褥和枕头，好在正值盛夏，盖件衣服就可以睡。张楠和瑞芳两姐妹睡在一张乒乓球台上，用捡来的罐头盒当作枕头用，夜间翻身时，一不小心罐头盒滚落在地发出当朗朗的响声，惊得一屋子人都心跳不已。有时候睡不着，就不由地想起娘和北平那个温暖舒适的家……长这么大，她们还是第一次体验挨饿的滋味，每天只有两顿饭：馒头、芥菜丝、米汤。白天还好，饿了就找水喝，一到深夜肚子就咕咕叫个不停，偏偏隔墙的街上不时地传来卖烧鸡的吆喝声，这更让大伙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天，瑞芳实在忍不住了，悄悄向姐姐要烧鸡吃，张楠没有答应。瑞芳想起了临离开家时娘给的那份钱，一出发就被姐姐收走了。在家一向大手大脚的姐姐自从做了剧团的财务总管就变成了铁公鸡，她板着脸教训妹妹说：大家的钱都凑到一起了，到实在揭不开锅时才能用呢！瑞芳知道姐姐说得有道理，但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委屈的样子。张楠心软了，叹了口气跑了出去，回来后她把妹妹带到操场上，递给她一个纸包，里面裹着一只比鸽子还小的烧鸡。几十年后，瑞芳都记得那只自己一生中吃得最香的小烧鸡，记得大姐那半带心疼半带不满的表情，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把纸包捧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吃着，并且没有忘记让姐姐也吃一点，可姐姐拧着身子背对着她拒绝了。
为剧团改名正是这时候。一天，他们在报上看到邹韬奋发表的《战地移动剧团》，感到很受启发，原有的“农村服务旅行社”的名字已经不再适用，他们的阵地不再限于农村，而要向前线转移。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把剧团定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新改的名字使他们既自豪也很兴奋，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移动剧团也只有这一个。
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的江凌秘密地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员关系的任仲夷。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他们不能在济南久留，必须南下。南下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找到崔嵬，让他加入剧团，这是荒煤在北平时提出来的。他坚持认为要担当抗日演剧的任务，必须有真正懂得戏剧的人参加剧团，眼前这支队伍，除了张瑞芳、郝龙以外多数都是没有什么演剧经验的大学生，他有些担心。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们便决定到南京去。那天，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棠担任了大队长，他奔前跑后地指挥着同学们上了火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火车开了，坐在货物的缝隙中间，8月的风穿过原野吹拂着他们，开始他们还觉得挺舒服挺得意，没想到车刚过徐州就下起了大雨，他们急忙把包行李的油布解下来撑在头顶上。雨越下越大，水不停地从油布的四周流下来，很快敞篷车厢里就积满了水，行李也湿透了。正在焦急中，荣高棠忽然挥舞着手臂喊道：女同学们，别客气了，你们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的腿上来吧！哄笑中，女同学便纷纷毫不客气地坐到了男生们的腿上。雨还是下个不停，油布中间的积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沉，眼看油布就撑不住了，荒煤赶紧站起来拿个棍子往中间一捅，水哗地从四周倾泻下来，洒得大家脸上身上都是，叫嚷声中，杨易辰带头诌起打油诗来：
车篷像牛肚，
老陈用棍杵，
四边直流水，
湿的是屁股。
大家又笑了，笑声在雨中显得特别清脆。
到南京后，剧团住进了设在下关八府塘中学的“平津流亡同学会”。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打听到黄敬介绍的五个人中只有沈钧儒在南京。商量后，决定荣高棠等人立即前往。
沈钧儒住的地方在中山陵附近，那里戒备森严，一行人刚刚走近就被岗哨拦了回来。荣高棠想起在天津闯租界的经验，没过两天就设法租了部车子开过去，居然很顺利就通过了，他们不由地暗笑，哨兵真是势利眼。
他们终于见到了沈钧儒。身为“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刚从监狱中放出来不久，身体有些虚弱，精神却没有半点颓唐，他个子不高，宽大发亮的脑门好像蕴藏着不少智慧，说话声音不大，但句句字斟句酌。
张楠把黄敬的信交给了沈钧儒，黄敬曾在上海呆过，他的化名，笔迹和口气都是沈钧儒熟悉的，读信后沈钧儒立刻表现出不同一般的热情。他很细心，考虑到自己刚刚出狱，不便出面，就决定写信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再由他把剧团介绍给适当的人。
有了沈钧儒的信，他们很快就见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又把他们介绍给*长陈立夫，陈立夫表示，用演剧的方式宣传抗日是好的，*也需要这种人才，但是他本人不懂文艺，于是介绍他们去见张道藩。
曾经西渡英国，凭着一身才气，成为伦敦大学美术部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张道藩时任国民党*次长，在政治上他是陈立夫CC派的骨干，在文化上颇有建树，被人称为“艺术全才”，他创立的中国文艺社、国立戏剧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材。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有陈立夫的信他不得不见，但是面对年轻的学生们，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或许是因为明显地感觉到他所流露出的不信任。荣高棠、张楠看着他也不大顺眼，同去的瑞芳很多年后还记忆深刻地形容他，架子很大，人很讲究，头油亮得能滑倒苍蝇，像是一个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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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屠杀前离开南京
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这里，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争取到了立足的机会，但离开时，心中仍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本军队就开进了南京，在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剧团终于取得了合法身份，大伙儿都高兴极了。
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三妹张昕终于无法再呆在北平读书，她和同学一起从烟台赶到南京，和两个姐姐在南京团聚了。姐妹相见分外亲热，张楠、瑞芳围着张昕不停地询问娘和弟弟的情况，瑞芳还急着向她描述离家后的一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张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她打断两个妹妹没完没了的话题，把张昕拉到一边问她带了多少钱，把临行前母亲给妹妹细细地缝在被子里的几百元钱全部拿出来充公了。张昕对姐姐的做法毫不反对，只是她对演戏兴趣不大，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了她另外的特长——写有一手秀丽的字体，这对剧团油印小报，制作宣传材料大有用场。张昕得意起来，她这个聪明活泼有点厉害的中学生，现在终于和一直把她当成小孩看待的大学生们在一起了，谁也不敢再小看她了。
剧团初战告捷，又增加了张昕、胡述文几个人，扩大了的队伍情绪高涨，准备再次返回济南。
离开前，荣高棠、张楠分别前去与沈钧儒、张道藩辞行。张楠见张道藩已经好几次了，一次在他家里，他正在画油画，画的尺寸和气派都很大，他就站在那里，一边随意地涂抹着油彩一边和他们说话。还有一次是“九﹒一八”纪念日，张道藩说他要吃素。这次辞行就在张道藩的办公室里，一见面他好像不太高兴，不知是不是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察觉，开始说话没一会儿，就突然骂起沈钧儒来，他说这些人很坏，他们就是听共产党的，共产党就是听苏联的，他们抗日就是要和苏联接上头……张楠坐在那里只是听没有吭声。转而，他又追问起张楠的家世背景来。
当听说张楠父亲的情况时，张道藩有些吃惊，他把身子向前倾斜着盯住张楠，用尽可能恳切的口吻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还带着两个妹妹跟着这么跑，多危险！还是赶紧回家吧！张楠嘴硬地说：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来干嘛。张道藩更加不高兴了，教训地说：你打算干什么？你这样做不对！你要对你的妹妹们负责任！你们这样跑来跑去，谁知道将来会碰到什么情况！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转身又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地图越发地显得激动起来，“你要知道，共产党北上抗日并不是为了打日本人，陕北离苏联很近，共产党是打算在抗日战争形势不好时，就近投靠苏联……”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红军长征如何如何的话。
张楠始终不作声地听着，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她真的不知道，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北平，那个温暖的家，在母亲身边那种平静的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着珍贵。她当然也为妹妹们的安全担心，可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并且对前途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张道藩讲累了，才回到正题上，他让剧团到济南找教育厅长何思源联系，并表示要给剧团派一个团长去。
离开南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