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讲累了，才回到正题上，他让剧团到济南找教育厅长何思源联系，并表示要给剧团派一个团长去。
离开南京时，已经有种风雨飘摇的感觉，日本人越来越逼近，政府正准备撤离，老百姓人心惶惶。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这里，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争取到了立足的机会，但离开时，心中仍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本军队就开进了南京，在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还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很多年以后，正是这一段历史使剧团的所有成员都被定上了一条共同的罪状——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而他们以后的种种活动都被说成是特务活动。他们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造反派责问他们：你们去什么地方不行，为什么偏偏要去国民党统治区？他们解释，没人听，他们申辩，被呵斥为不肯认罪，只能罪加一等！面对着种种“罪证”，他们哭笑不得，只能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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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在前线
寒冬季节的山东雨雪霏霏，道路泥泞，一次演出后他们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群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也住了进来。被寒冷饥饿、危险和疲惫困扰着的士兵们看到有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伺机行动。见势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倒更来劲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部队的军官索性找到剧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剧团的几个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犯，冒犯！再也不提此事了。事后，荣高棠惟妙惟肖地学着那些人的样子在女同学们面前表演一番，弄得张家姐妹哭笑不得。
到鲁西南一带演出时，当地驻扎的主要是刘汝明的军队，还有从前线撤下来的机关和逃难百姓。一天，刘汝明急着要见剧团，见面后人还没坐下来，就急着辩解，说自己的部队没有逃跑，报上登的消息不对。自己只是奉命调动部队，还拿出一些钱来，说给每个人买一支笔。
12月27日，济南终于沦陷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在曹县，听说沦陷前一天，日本鬼子在鹊山上安了大炮，冲着济南城整整轰了一天，整个济南陷入一片黑暗中，到了夜里，日本人的“膏药旗”就插进了济南。接着，济宁失守、泰安失守，河北、山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深夜，剧团的人都熟睡了，程光烈和张昕还在刻蜡版赶印新的剧本和宣传小报，他们一字字地认真撰写、校对，然后打开油印机，铺上蜡版，调墨、印刷，油灯映着他们疲惫的脸颊，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血丝，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弄点凉水在额头上敷一下接着再干，当一张张散着油墨味道的小报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东方微现的晨曦正从窗棂间照射进来——1938年到了！他们在战争中迎来了中华民族浴血的一年！
济南沦陷后，山东省教育厅随政府撤退到徐州办公。剧团离开曹县步行出山东进入河南柳河，南下开封，又西行到兰封、考城（两县合并后成为兰考县）、民权、商丘后到达徐州。徐州是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是军事要地，全国*、平津流亡同学会和许多革命团体都聚集在这里。战火中的相逢，大家倍感亲切，纷纷交流经验，畅谈撤出平津以后的经历，举行了联合公演。李宗仁、白崇禧观看了演出并讲话。
徐州的伤兵越来越多，移动剧团除了演戏，还忙着慰问伤兵。一次，在医院慰问，伤兵们见到比自己小的学生们来演出、代写家信，都不由地想起了家中的老人和姐妹们，他们落泪了，有人还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表示，伤好了以后一定要再上前线杀敌。有两个女伤员，她们躺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绷带，伤口上的纱布浸着血迹，苍白的脸上勉强浮着虚弱的微笑，这让剧团的同学们看了心里更加难过，女生们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眼泪流过后是再次送同胞们走上战场。一次，他们在徐州车站上等待出发，正好一列火车满载着孙连仲的27师即将北上，几个宣传团体立刻在站台上排开队伍，向着一节节的车厢敬礼、高喊口号、唱歌，车厢里的士兵们，热烈地回应着他们，一时间，那个平时寂静的小站沸腾起来了，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剧团的同学们高呼着“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士兵们高喊“打到东京去！”“杀尽小日本！”，人们的声音嘶哑了，但没有一个人肯停止呼喊，直到火车蜿蜒着如长蛇般开出站台，歌声口号声还在苍茫的夜色里回响。
见到张自忠将军
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
最让他们难忘的是遇到了张自忠将军。
59军驻扎在徐州附近时，张自忠就邀请剧团到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剧团还没有去，部队就转移了。后来剧团到驻马店时再次遇到59军，张自忠便把移动剧团接到军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演出用的土台子，把一支支部队调上来看戏。他们在驻马店工作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演出一场。
他们亲眼看到演出前张自忠给自己的部队训话，将军站在部队前面，用宏亮的嗓音大声地向官兵们询问：参加过第几次第几次战役的请把头低下，只见刷的一下队伍里许多人的头都低下了，他又接着问：参加过某地战役的把头低下，队伍中又是一批年轻战士的头低下了，几次询问的结果是，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士兵没有那个人是不曾打过仗的流过血的！张自忠挺着胸膛骄傲地挥舞着拳头：“你们都是好兵！为国出力了！”官兵们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鼓励。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移动剧团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感到热血沸腾。
有一部戏叫《反正》，描写沦陷区的士兵不甘受日伪汉奸的压迫，齐心铲除不愿抗日的军官，一起离开沦陷区。第一次在部队演出这个剧目时，军方有些不安，演出一结束，一位副军长立刻跳上台向士兵讲话，说剧中的长官不见得是不愿意抗日的，官兵一心都是为了打鬼子。以后每演出一场，长官必定上台演说一遍。
演出《烙痕》时，张自忠哭了，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犟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了下来。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剧团住的后台漏雨无法睡觉，大家就把行李搬到前台，坐在行李上唱起歌来。正在这时，张自忠披着雨衣，打着赤脚来看望他们，身后跟着参谋长和副师长等人。他逐个询问同学们家里情况，当听说张家三姐妹父亲的名字时，随同的参谋长惊喜地插嘴说，我是你们父亲的学生啊！接着感叹道：你看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家里享福的，结果出来受罪！张自忠又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
与张自忠将军在一起的情景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照片前排左四为张将军，虽然岁月已使图像变得十分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前排右二为张昕，后排右二为荒煤
后来，张自忠还带同学们去看黄河，看着黄河滔天浊浪翻卷而来，大家在巨大的浪涛声中都感受到一种力量的震撼。
连续不断的频繁演出，使剧团面临新的问题，表现在台柱子张瑞芳身上更为明显。最初，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靠着自身充沛的感情，但时间长了，就不可能总像第一场演出那样保持忘我的状态，而且无节制的感情宣泄也常常会影响下一场的演出效果。与荒煤姚时晓讨论后，她开始寻找可以激发情绪，使人物性格自然地推向高潮的兴奋点。在扮演《打鬼子去》中的大嫂时，她发现这个兴奋点是孩子的死亡，而更具体的刺激点是当人物伸手去摸孩子的刹那间，为了加强这个关键点，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在道具上下了功夫：把红墨水和糖拌在一起，使墨水变成了黏稠的汁液，然后用一块棉花将液体浸透，放在香烟罐里塞进道具孩子的襁褓中。当衣衫凌乱的张大嫂抱着孩子踉踉跄跄上台，一边拍打和呼唤着孩子的时候，她很自然地顺手摸到了香烟罐里吸满“血”的棉花，定睛一看，满手是血，那是孩子的血啊！张大嫂“啊”的一声大叫，人就进入了癫狂状态！瑞芳把这一抓设定为调动情绪控制情绪的关键点，借助这一外部刺激，比较准确地，有层次地把握了人物情绪的变化，成功地把人物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顶峰，也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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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荒煤
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经历最复杂、感情最激荡、生活最动荡的一年……——荒煤
1937年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荒煤和剧团的同伴们一起经历着炮火的考验，经历着艰苦生活的磨炼。然而，性格原本就有些忧郁的荒煤还是和大家不同。他不像荣高棠那样老是梗着脖子呵呵地笑，也不像杨易辰那样爱在别人难受的时候唱歌，童年生活给他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烙印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和那些大学生比，荒煤显得孤独和伤感，他忧虑时局，感伤民众和士兵的颠沛流离，也思念自己久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妹们。战争根本看不到希望，第五战区的形势一度越来越糟。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一年时间里，就是不断地唱着救亡歌曲，既不断地呼吁“战斗”，又不断地哀叹“流浪流浪”……凄凉的音调，总是不绝地萦绕在心头。
使荒煤感到忧郁的还有别的方面。
虽然接连不断的演出使剧团在艺术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荒煤还是不满足。他看得出来，尽管剧团的人对演出充满了热情，但除了姚时晓、张瑞芳不多几个人外，其它人对戏剧本无更多的兴趣，演戏只是他们宣传抗日，实现革命目标的一种临时手段。他们对荒煤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很难有更大的回应和理解，这不能不使荒煤感到些许的寂寞和失落。
荒煤深深地热爱着创作，写作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是他对生活的希望。战乱的年代，连绵不断的漂泊，不仅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希望，相反那些积攒起来的感受，使写作的欲望更加强烈……离开上海前，他已经进入小说创作的高潮，然而，战争使得他再也没有地方摆放自己那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坐下来写作，那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梦，有时候，想起来，只会让人感到茫然和困惑……
使他感到孤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完全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个团体里，谁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那还是在1932年，他被武汉剧联派遣到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遇到了共产党的联络员。他只知道他叫小陈，他的勇敢、机敏和疲惫不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接触过几次，他还为小陈作过掩护。就在离开上海前，小陈通知他组织上已批准他为共产党员，并叮嘱他回到武汉不能暴露身份等待组织上的联系。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一切却和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没有宣誓，没有唱国际歌，也没有人和他紧紧地握手表示祝贺，只有小陈简单的嘱咐和交待。后来，当荒煤再次从武汉回到上海时，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头，并参加了许多活动，却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陈，直到1939年在太行山采访陈赓时，才知道小陈是中央交通员，已经牺牲了……
在移动剧团的那些日子里，这一切，只有荒煤自己知道。
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团体中最大的不过25岁，最小的只有17岁。荣高棠是一个不知疲倦乐观能干的人，他整天奔前跑后张罗各种事情；杨易辰充满了活力，办事有头脑；还有性格倔强的程光烈、颇有主见的张楠、赋有演戏才华的方深……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民先成员，他喜欢其中的一些人，但他们是党员吗？这个团体中到底有没有党的组织存在？即使有是否也已经和上级脱离了关系呢？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1938年的新年在战争和血的洗礼中到来了。
一月的一天，天寒地冻，狂风凶猛地刮着，荣高棠只身一人爬上了从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辆闷罐车。剧团正在曹县演出，他必须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钟志青确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线并领取二月的经费。
闷罐车离开柳河集咣当当地在铁轨上摇晃着向前，车厢里还坐着四五个武装“兄弟”，他们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看就是从前线下来的散兵。
荣高棠抱着出发前杨易辰塞给他的一条毯子昏沉沉地睡着了，连日的宣传演出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他一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会儿便借机打起瞌睡来。
忽然，他觉得有什么冰冷的东西顶在头上，猛睁眼，那几个“兄弟”正站在面前用枪指着自己。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喊着，还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几下。
荣高棠想要和他们理论，但是，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看清了那些瘦弱的脸，那些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透露着的狰狞和无望，他们的声音颤抖又带着凶残……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他摸索着自己的口袋，身上只有十元钱，是到徐州的路费，还有一支钢笔，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只好拿出来全交给了他们。
那几个“兄弟”对缴获的战利品并不满意，他们不相信荣高棠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一个家伙扑上来，一把夺走了那条毯子，另外两个人翻遍了他全身上下，终于失望了。
他听到他们退到一边去商量，那个用枪指着他的人说：把他扔下车去，不然我们大家会倒霉的！另一个人嘀咕了几句有些犹豫，第三个人表示赞成，几个人争吵了几句，犹豫的那个想了想，叹口气，不再说什么，达成了一致的几个人都望着外面，好像在等待一个机会。
荣高棠很气愤，大敌当前这几个“兄弟”为了一点钱竟然什么都不顾……但他知道，指望他们把自己留下来几乎不可能，他们显然是怕火车到站，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迅速地环视四周，火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样的车速被扔下去恐怕人是到不了徐州了，弄不好连命都得交待上，倒不如索性自己跳下去，危险会小一些……
正在这时，那个拿枪的家伙向其他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几个人一起向他靠拢过来，“兄弟，这车里实在太挤了，只好委屈你给腾个地方了！”一个“弟兄”咧咧嘴对他笑着，其他几个人动手去揪他，“等等！”荣高棠大喊一声，他主意已定，急忙向那几个正在逼近自己的家伙说情，那几个人总算还给面子，犹豫了一下又嘀咕了一阵，然后同意了。
他走向敞开着的车门，闷罐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咣当当的声音像是一首进行曲。他想拖延一段时间，或是等到火车上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