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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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同震分手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就在那次大*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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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才堪大用
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随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重返军统之初，郭同震除了戴笠授予他的职务和三十万元经费没有一兵一足，但他觉得自己有着军统其他特务们没有的长处，那就是对共产党的熟悉和了解。他利用过去的关系想方设法混入进步学生中间，参与他们的活动，在陆续返回北平的大学生中发展组织。他总结经验说，在和对象的接触中必须首先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太了解像荣高棠这样的人了，对这种人是不可能轻易动摇其信仰的，只能以共产党信徒的身份出现，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他过去的经历和读过的那些*主义理论，在此时为他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如果判断对方不是坚定的信徒，他则采取“攻心术”的办法，找空子抓住对方犹疑不定的地方无情鞭挞，进而彻底否定对方。他甚至把自己在115师挨整的经历，作为现身说法说服年轻人。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满足对方的基本生活要求。通货膨胀造成了许多人生活上的困难，他提出的一个月一袋面粉的条件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发展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情报组织，这些人的工作为他后来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毛人凤接任局长，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他在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毛人风对他另眼相看。
也正是在同一个时间里，荣高棠、张楠分别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多的北平，在军事调停处工作，张瑞芳也从重庆回到北平法通寺10号养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绿草茵茵的北海公园里，张楠看到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脚蹬锃亮马靴，牵着一条大狼狗的人，定睛一看正是郭同震，她非常吃惊，赶紧转身离开了。匆忙中回身一瞥，郭同震那高大的牵着狗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张楠的记忆中。
这是剧团的人最后一次见到郭同震。昔日的同伴已经成为敌手，此时的郭同震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人。他带着人抄过郝龙的家。还处心积虑地在军调处叶剑英身边安插了特务。几年后，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夕，他亲临老长官何思源家墙外，指挥人在夜色中跃过高墙，实施暗杀任务。五枚炸弹分别安放在何思源卧室、女儿卧室和客厅三个房间里，孰料爆炸时何思源女儿房间先炸，何从卧室里跑出来查看情况逃过劫难，巨大的爆炸把位于锡拉胡同的何公馆几乎全部炸毁，大梁倒塌瓦片纷纷坠落，小女儿当场炸死，夫人和其他儿女均被炸伤……从在移动剧团认识何，到与剧团同伴分手效力于何，再到暗杀何，十年间的世事演变和纷争在郭同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感叹的地方，正如他多少年后对记者所说“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1949年，时光定格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关隘，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少人弃职逃亡，郭同震头顶北平特工组长、军统稽查处长、情报站副站长等多个头衔大显其特务身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就在那场爆炸后不久，国民党终于彻底垮台，在一片树倒猢狲散的混乱之中，郭同震却抓住时机带领着手下抢劫银行，把抢来的钱用作逃亡经费，租包机、劫船，携北平军统、中统一百多号人前往台湾，从此与大陆隔海相望。
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
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拜访过移动剧团健在的老人们之后，我飞往台北。
赴台的手续是经过两岸多次的来来往往才终于办妥的，直到登上航班，我还在为能否在香港拿到入台证件的正本而心怀忐忑。当我独自站在香港机场明亮的大厅里等候领取证件的时候，不安的心情仍旧有增无减。
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
引导我下决心采访郭同震的是一年前的那个电话。2005年初，从台湾访问回来的电影界朋友帮我带回了所需要的材料，还把郭同震的电话号码交到了我的手上，因我的委托，她找到了郭同震，告诉我他身体很好，很健谈。几天后，我拨通了台北的电话，和张瑞芳一样，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和移动剧团其他人的情况后，他表现的很兴奋。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移动剧团的同伴们，他立刻清楚地道出一个个名字，并说他们在一起演了两百多场戏呢！
握着话筒，我有种感觉，似乎和我通话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人，我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和国民党的，他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自己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当时也弄不清是军统还是中统。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参加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才加入的，连军统的人都很吃惊，他竟然还不是党员呢，可共产党却总认为他早就是国民党了。
他回答得机敏又不失狡黠；有些地方和他自己在台湾的讲述还有出入，如在他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牛鬼蛇人》等书里，明明说是1935或1932年参加军统的。对此，我反复地提出质疑，他说那是他口述别人整理的，意思是整理有误。
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要加入移动剧团，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抗战呗，那时候不分彼此！至于为什么没有和荣高棠们一起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不要我，共产党是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人的。他的回答倒是正好应验了张昕老师的分析。他还谈到女朋友吴春莲的死，又说自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共产党认为这种人不适合他们……
那次通话足有二十分钟，有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有些问题却依然弄不清楚，而且好像越来越糊涂。还有许多在电话里很难说清的细节和疑点，它们都牵动着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在台湾与郭同震面对面
在另一间房子里，郭同震或称谷正文已经坐在轮椅上等我了。谷美信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
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一年前，当我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时，他还是高音亮嗓。后来再通话时就日渐虚弱，而现在，他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只有当我弯腰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时才能听得清楚。一年中连续几次的进进出出医院，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经历了台湾风云政治，一生都在危险和倾轧中度过的老人，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坐在那里，这一刻，身体依然挺得很直，他的眼神里有种警觉犀利的东西直刺向你，使你觉出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或许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神经也一会儿都不会放松。
然而，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回答：“记得。”
“记得你演过的戏吗？”
“《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
接下来，他的精神似乎就不太好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台北的朋友在场，他表现得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哼哼唧唧。
我只好把照片和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中他所记部分（摘抄）送给了他，然后约好再来。
第二天，我一人又去郭宅，他已经等在那里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而且好像比前一天健谈许多。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
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
“谁？”我追问。
“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示张楠，他说不是；我又问一次，他还说不是。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
“你当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