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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知道吗？”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的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
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
“——那是骗人的！”
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我知道，他回答我的可能还是：这个你不懂——
没错，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人们怀着另外一种心境期盼和平和友好的日子里，谁又能更真实地想象那个血腥年代里的事情呢！
一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过他，当年参加移动剧团的目的，他哈哈地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演戏！喜欢和张瑞芳一起演戏，张瑞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骗人的吗？抑或还是真实的？！
我没有问。那天，我只是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念他们吗？”
他说：“想，他们是好人！”
“想回去看看吗？”
他断然地摇着头，“不想，没有理由。”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眼神显得有些朦胧。一年前在电话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我不能回去，台北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抓间谍是政治问题，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什么要我告诉他们的吗？”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一年前，在电话里，他大声地笑着说，让他们来吧！我什么都能管……现在，他只能这样用一根手指头慢慢地划着圈，表述着同样的意思。
他望着我，又是一个无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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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战争的记录
2004年夏天，我在张昕老师家里第一次看到北平学生移动剧团60年前的团体日记。
那是两个几乎散了架的旧本子，黑色半硬半软的封面上压着仿皮纹路，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但摸上去手感仍然细腻厚实，纸页抬头上的花纹仍然鲜艳醒目，给人一种高质量的感受。在那一页页有着黄色印迹的纸上，是日记主人们六十多年前的笔迹，它们或深或浅，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那是十几个人用不同的字体写下来的，他们记录了从1938年2月到10月近一年的日子里，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成员在战火纷飞年代的演剧生活，记述了他们所处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情况，以及陷于*之中百姓的颠沛流离。解放后，这两本日记一直由张昕保存着，“*”中先是落入造反派手中，后又跟着荒煤进了监狱，直到十年后才重见天日。在经历了战争的岁月，经历了和平年代的被疏远和淡忘，又经历了*的残酷洗劫后，它们最终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翻开第一本日记的封面，“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愿我永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始？璧华 ”几排竖行字豁然出现在面前。
庄壁华在扉页上写下这些字迹时，是多么渴望“永恒”多么相信“永恒”
1938年初春，年轻的剧团成员庄璧华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用黑色的墨笔写下了这些字体，还在这些字的右下端画了几个发光的小星星。在写下这些字迹的时候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愿我永恒”无疑是她最想要表达的心声。从1937年8月离开北平，他们已经经历了半年多的战争漂泊。这些家境尚好的北平大学生，离开了书斋、家庭，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奔波，危险、疲惫、不顾一切，连绵的流亡生活并没有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着的热情，这位女团员用“永恒”这样的字句表述了自己和同伴们在艰苦生活中韧的精神和对前途满怀着的希望。
庄璧华是剧团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大家因此称她庄大姐，她是在济南由平津同学会介绍加入剧团的，她的阅历似乎比其他女孩子们深，一双脚有着缠足又放足的痕迹，但她的热情却一点都不亚于比她小的同伴们。已经弄不清这本日记的最初动议是不是由她个人而起的，但从2月23日直到3月26日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她记录着团体的生活。她写得很认真，字体工整，描写生动。团体每天所作的工作、演出，会见的人，参加的活动、会议讲话内容等都基本记录在案，这使得即使是在很多年后，也让读者——当初他们并没有料到以后会有许多人读他们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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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
可以说，这的确是一部隐藏着很多的秘密的日记，在日记的背后藏匿着不少曲折的故事。日记中代表了国民党力量的三个人物的命运又是这样的充满着戏剧性：何思源后来作为北平市长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成为**对象，身居高位；郭同震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成为在肃清台共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功臣、台湾特务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制造了一系列震惊政坛的大事件；运气最不济的当属钟志青了，他在解放后不久被共产党所处决，据说死前他说过：我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知道了为什么又在和荣高棠们分手时喝得酩酊大醉难过得嚎啕大哭呢？这也都是故事了。
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和人物，在当时其实都是极其平凡的。但平凡的事情中又总是隐匿着许多的不平凡，这就是历史。这部解放后被人们、甚至当事人淡忘了的日记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真是太值得人们去琢磨了。
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日记的风格。因是团体日记，每人一周的写作便形成了风格上的浑然不同：庄璧华的日记充满了热情和幻想，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小资”，张楠的文笔就老练和大气的多；荣高棠的日记更有全局性，这和他对全局的掌握有关；程光烈的日记除了较详细还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个性；张瑞芳的日记较温和，细腻；张昕的日记显示出她的任性，总是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还有点尖刻（例如在4月8日日记中，写到行军时有人坐车，有人步行时说：走的直流汗，不走的，汗都由驴来出了）；杨易辰、王拓、方深、姚时晓的日记虽然数量较少，但其写作却显示了三十年代大学生、文人的水准；胡述文的日记认真仔细，小管的日记和年龄一样有些幼稚还像个孩子；郭同震的日记却是简练、极富条理性、绝无废话……可惜的是，日记中没有出现荒煤、还有那个一直作为团长却时刻被大家提防着的钟志青的笔迹。日记中有人（女生）对女性写作较多，男性对这个工作是忽视的作出了批评，当然这或许和男性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和写作有关的工作不无关系。还有爱情，年轻人的爱情就像山野里的花草一样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恣意地开放出来，开放的如此自然和浪漫，这纯真的感情无疑是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的主要依靠，后来他们中间有四对人结成伴侣（荣高棠、管平；荒煤、张昕；张楠、王拓；方深、胡述文；）并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越重重障碍白头偕老。可奇怪的是，团体日记却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些。几十年后笔者曾经询问过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你是说爱情吗，那是个人的事情啊，怎么能写进团体日记中！他们白发苍苍的面容和坚定不移的回答，都显示着在这些老革命心中有着一道怎样经纬分明的个人和集体的界线，那界线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永远。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读起日记来，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很多年后，在昔日的年轻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波折进入老年后，他们也有了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但在这些文字中很少有人提到这部日记。应当说他们的疏忽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历史将他们塑造得更加成熟和政治化，他们在叙述历史时习惯把个人的成分掩盖的越少越好，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集体成绩以及对国民党的谴责。而日记不但没有更多的记录党组织的活动，还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味，对何思源、钟志青之流也没有什么批判。可以说，当年日记的叙述主体是一批怀抱理想的小布尔乔亚，他们的叙述中心是“青春与抗敌”，而后，不但叙述的主体变了，叙述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记并不符合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便这样在政治化的生活中渐渐地被疏远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忘记青春的感受，真正让人们感动的也正是这种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真实感受。正如很多年后，九十多岁的老共产党人荣高棠提到那些日子，还会眼里闪动着泪花说“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啊！”而那个因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周恩来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被人们用惊愕的语气提起的郭同震，也同样远在台湾充满感慨地说：我怀念那些日子！
这部日记便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点，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大时代，和那些人一路走过来的风尘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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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与张瑞芳：一段难忘的恋爱
１９３８年初的中原小镇，清冷的月光在田野上闪烁，枪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暂时停止了，经过了一天紧张的行军，同伴们都进入了梦乡，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有两个人边走边小声地说话，夜风吹着他们的脸颊，透过他们身上那件被戏称“黑虫子”的棉袍让他们感到了彻骨地寒冷，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很低，好像生怕吵醒了不远处熟睡的同伴们，但是一会儿，他们又似乎忘记了一切地笑了起来，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动人……
这就是荒煤和瑞芳。
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台柱，最初俩人在一起讨论演技，渐渐地就无话不谈。经历过左翼文艺运动洗礼的荒煤，虽然和同伴们年龄相仿，但似乎老成很多，他喜欢说童年往事、说上海人物，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让瑞芳在新奇中感受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伤感，继而在内心深处激起感情的波澜。有时候荒煤情绪不好沉默不语，轮到瑞芳了，她活泼开朗的话语，善解人意的抚慰使荒煤忘记了苦闷，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和安宁。
荒煤和瑞芳陷入到感情的海洋中。爱情，就像原野上的花朵一样开放起来，绽放得那么自然和浪漫，使他们年轻的眼神显得格外明亮，青春的脸颊上常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但同时，又好像给他们增添了许多忧愁和烦恼。
这烦恼主要来自瑞芳，她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懵懵懂懂的初恋，那个曾经带着大学生的帅气和魅力出现在女一中当导演的余克稷，是他领她走向舞台，给她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1936年余克稷毕业后离开北平去了重庆，临行前他要解除婚约的决心，要自己等着他的嘱咐……她都记得。虽然自己对他并没有任何承诺，但心里似乎又有着一丝隐隐的牵挂，一种说不清的烦恼。这烦恼荒煤看出来了，但他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一往情深地呵护和爱着瑞芳。
爱恋中的人们对周围的人自然有种疏远，他们也同样。很多年后，张昕说起来，还带着当初孩子气的不满：他们总是喜欢单独在一起，把大家搁在一边！对此，三妹是很排斥的。她本来就对荒煤有些看法，大姐总说钱要省着用，可荒煤常常夜里写作点着蜡烛，在张昕看来真是有些浪费。现在两人又总是喜欢呆在一起，二姐有时还心事重重，这让张昕觉得更加别扭。她记得，在一次晚会上，程光烈突然来了兴致组织大家作游戏，硬要每个人在一张纸条上匿名画出自己喜欢不喜欢最不喜欢的人，她索性提笔在荒煤名下画了三个圈，属于最不喜欢的人。
夏天的时候，剧团停留在河南确山，荒煤借机到武汉看望母亲，竟意外地遇到了余克稷。
正在重庆电力公司当工程师的余克稷，“七七事变”后和朋友们组织了重庆第一个业余话剧团“怒吼剧社”，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推出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演出一炮打响，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抗日宣传，剧社就把他们组成一支支“街村演剧队”到乡镇宣传演出。就这样，余克稷带领着其中的一支从重庆出发，一路宣传演出，一路四处打听瑞芳的消息。
或许没有余克稷的出现，一切都会不同。但是，1938年的那个夏天，面对一路风尘仆仆赶来的余克稷，荒煤没有多想，就把张瑞芳的行踪告诉了余克稷，并且把余克稷带到了确山，带到了正生着病的瑞芳面前。
余克稷的到来给张瑞芳出了一个大难题。他已经顺利地解除了婚约，不仅如此，和几年前一样，他再次为她描绘了一个新的蓝图：到重庆去，参加“怒吼剧社”的演出，那里的话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是她施展才艺的大好机会。同时，她还可以到已经迁往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作选修生听课，余克稷正在那里担任客座教师，他认为，这也是小芳提高艺术水平的最好机会。
面对着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地寻来的余克稷，瑞芳不能不感动。然而，要下决心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矛盾着……那些日子里，荒煤几乎每一天都受着煎熬，他看出了小芳对新生活的希望，也看出了她的犹豫不决，尽管他那么不愿意她离开，但又不想出来阻拦。他希望由她自己来作决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荒煤的心被矛盾和痛苦撕扯着，变得更沉闷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话，只默默地作着自己的事情。
事情最终是由干事会决定的。在张楠的提议下，那个晚上的干事会开了很久。他们认真地讨论了关于他们的台柱子的去留问题，从剧团的工作出发，大家当然希望瑞芳能留下，但是考虑到一年以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弱，在艺术上也很难再有新的提高，大家最终认为瑞芳还是应该去重庆。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里面的感情纠葛，但是和荒煤一样，谁也没有把它作为决定瑞芳去留的主要根据。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余克稷在移动剧团坚守了半个多月，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说好，七月中旬在武汉和瑞芳碰头。荒煤没说什么，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他大哭了一场，但还是决定要亲自把瑞芳送到武汉，然后自己也离开剧团。率真的三妹张昕看着荒煤的样子觉得又可气又可怜，气呼呼地在背后责骂：真笨！明明自己喜欢，干吗还把个余克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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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
剧团中，除了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