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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很新鲜，但起飞后很快就觉得颠簸得很厉害。那种颠簸使人越来越觉得头晕、恶心。哥哥忍不住，首先呕吐了，吐在飞机上准备好的呕吐袋里。我努力忍耐，不想吐出来，但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并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来不及打开呕吐袋，就一下子吐到祖母身上。祖母本来没有事的，被我这样一折腾，又忙着让我漱口、清洁衣服、打扫秽物，结果她也吐了。一家人中只有祖父一切正常。不知是他本来就不晕，还是坐过多次后适应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旅途中（2）
飞机到西安机场降落加油，我们下来吃午饭。哥哥和我每人得到一个大苹果――比我们过去见过的都大。四川盛产桔子，苹果不多，况且这个苹果又那么大，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当时却无食欲。我只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那股清香。午餐中还有我特别爱吃的鱼，用辣椒烧的，很香，但是因为食欲不好，加之怕一会儿坐上飞机后又呕吐，只以饱眼福为主，没有多吃。
飞机重新起飞后，仍然觉得不舒服，不过没有再呕吐。有一段时间，我是躺在长椅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觉得热，脸上发烧，这时已经快到北京了。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我好奇地从窗子往下看，地上的建筑越来越清楚……
到北京以后，见到父母、姐姐和出生只有几个月的弟弟。我问姐姐，看到我们坐的飞机了吗？她说，看到飞机从天上飞过，不知是不是我们坐的。我接着讲起了在飞机上的感受，向她说，如果你在飞机的窗户上看到一个小红点，那就是正往下看的我。我告诉她，在飞机上觉得脸上好烧啊。我觉得自己脸热得通红，居然料想在机窗外甚至也可以看出来的。我还问她，看到飞机窗户上的小红点了吗？
我再次乘机，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了。登机后，想起小时候的经历，真有要再次忍受一番不适的精神准备。然而，今非昔比，不论是起飞、降落，还是遇气流颠簸，都没有什么不适。无疑，这首先要归功于航空技术的发展。
第三次和祖父、祖母一道旅行是1959年暑假期间。那一年祖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林业部长，调到北京，哥哥和我也随之迁往北京。选在暑假期间搬家，是为了不影响哥哥和我的学业。这次是乘坐火车，一行人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一位长期住在我们家中的出家人法贤（祖父祖母称其“法贤师”，我们称“师傅”，关于她的情况，后面再述）、厨师张汉文师傅（我们称他“张师”）、工作人员姚月明。在火车上，祖父、祖母、陈师傅和我在软卧包厢，哥哥和张、姚在硬卧车厢。哥哥白天不睡觉的时候，都到这边来。
现在，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只要二十四五个小时，但我们那次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山路多、车子慢，当然是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火车走到石家庄附近时遇到发大水把路基冲坏了，火车又退回到郑州，取道徐州、济南回京。
这三天对我来说是充满乐趣的三天。大山、隧道、河流、平原，窗外变化的景致引人遐想。记得火车从成都出来后进秦岭之前一路有江伴行，有的地方有江水一度上涨后退下留的印迹。四川多红壤，一些印迹呈红色。快到秦岭的时候我竟然想到，那是不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呢？把这个问题向祖父、祖母提出来之后，他们都笑了，祖父说，大禹治的不是这里的水啊。随后又说，想到了也不错。
在火车上，祖父每天看资料，并要打坐练功一次，这和在成都时一样。有时也到车厢过道里走一走。我发现，他好几次在表示肯定时用北京话说：“得！”“你怎么也会说北京话？”我问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北京上过学。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个经历。他还说，那时到北京要走好多天。看来，重新迁居北京，引发了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火车上住在邻包厢的乘客来自西藏，他个子高高的，喜欢用一种带点奇怪音调的汉话逗我和哥哥玩。他常常不在包厢里坐，而是到两节车厢连接处去，我们就到那里去找他。当张师傅过来的时候，就和他一道“吹牛”。他是谁，我不知道。
在这次旅行中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我睡在包厢中的上铺。那时的卧铺车厢的上铺不是像现在的那样有一个栏杆，而是靠两根吊在顶上的宽带子来保护乘客不从上面掉下来。但那时我个子小（到北京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在班里是小个子），晚上睡着后不知怎的就从两根带子之间滚下地来。当时摔醒了，但没有觉得有什么，立即又爬上去睡了。第二天，发现包厢里一个茶杯的把断了，显然是我昨晚造成的。祖父、祖母庆幸我没有碰伤。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是“出笨”了，并认为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受的教育是不能损坏公物。乘务员来了以后，祖母告诉他小孩摔下来把杯子碰坏了，表示要赔偿。后来是否赔偿了，我不知道。现在想起这个情节觉得好笑，哈，那时怎么没有想到指责铁路方面没有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要铁路方面“赔偿精神损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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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街3号（1）
到成都以后，家住新南门外十七街3号。从新南门向南不远有一条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东西走向的大学路相接，而大学路的南面当时都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和我们家相隔的墙边，栽着几棵芭蕉树，树高过墙。我每次从墙边走过，总要看看那几棵芭蕉树的大叶子。正是因为那几棵芭蕉树，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区别。
这个院里的常住人员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法贤师、厨师张汉文、勤务员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务员贺国九、保姆彭、保姆黄黄和她的女儿黄良芬。张师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有时也过来住。敖秘书那间屋里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这里。司机李成国若无特别情况也不在这里住。到成都以后，祖父身边没有安排警卫人员。我觉得贺国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庆时的警卫亮鹏有些类似，祖父出门的时候他总跟着，但是他没有佩带枪。
在十七街3号我们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迁居北京之前。离别成都后，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们分别于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去过。
十七街3号（2）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开会，来去匆匆，会场住地两点一线，无暇他顾。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时略有空闲，遂动了到故居看看的念头。问到新南门，易寻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乡的景象已经不见，到处是拥挤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门框，我恐怕未必能准确指出当年的3号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门框前，童时的情景油然浮现：祖父清晨定时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编的一套体操；张师傅讲三国故事；李成国谈远征东南亚时吃大象肉；贺国九跑过我身边时总要摸一下我的头说“哈，哈，三弟”；和哥哥及他的同学玩“打棍子”……
还有，到了葡萄成熟季节，门内通道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缀在碧叶之间，十分诱人。但是葡萄架太高，非搭梯子不能采摘，而我当时又扛不动梯子，于是产生用竹竿去够的想法。几番挥摆后发现，葡萄串和葡萄藤连接很韧，用竹竿很难弄下来，打下的都是零星的葡萄。有一次行此道时还发生了一个非预料事件：捅到一个隐蔽在藤叶丛中的蜂窝上，惊慌的蜜蜂在惊慌的我头上留下一个包。这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
眼前已不再有葡萄架，不再有通道，不再有坝子，不再有花园，密密的房屋拥出前面的一座小楼。我走了过去。
楼门敞开着，向里望去，厅两侧的屋门口都摆放着破烂杂物，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公共空间的特征，显然，楼里住了好几户人家。我正在门口踌躇之际，从原来的客厅中出来一个人问我找谁，我说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不知能否进去看看。他以四川人常有的那种热情说：“来嘛，来嘛，进去就是了。”
我穿过前厅，上楼梯，来到楼上的那间客厅。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只是拥挤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妇女从我和哥哥住过的那间房里出来，我向她说，我曾经在那间房里住过，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神情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问：“你啥子时候在这儿住？”我想她一定在这里住了不少年了，大概怀疑我是不是搞错了。“小时候，三十年前。”我回答。她“噢”了一声，不再疑惑，同意我进去。我没想到就这样回到小时候住过的房间，真后悔这次出差没有带相机！
当年祖父、祖母住的房间的门关着。我问那个妇女，对面是不是你家的屋子？她回答说不是，并告诉我，那家人不在。我只好作罢。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又过了17年，2005年10月，我又一次在到达成都时与朋友散步到了新南门。十七街两侧密密的平房已经变成了楼房，那个向我指示方位的水泥门框已经不复存在。十七街3号及附近的一片成了工地，被临时修的围墙围着，里面成什么样了，不得而知。问周围的居民，回答说房子已经拆了四五年了，因为缺钱，楼还没有盖起来。
天色暗下来，已是晚饭时分。在附近找了一个餐馆，准备进去临故地而举觞。这时，过来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乞丐，向我要钱，并说了一番“你已有世间瑰珍何惜与我小钱”之类的话。劝将不如激将，我使之如愿。的确，上苍、社会、好友，给我的太多了。
晚饭出来，沿府南河回宾馆。灯红酒绿的饭店把五彩霓虹灯光投在河里。河边看不见当年那一片片鹅卵石，当然也没有用棒槌敲打衣服的洗衣妇了。
后记：许多年前就和女儿说过假期有空一起到成都，但始终没有兑现。把2005年到成都的经历回家说给妻子、女儿听后更引动了她们到成都一游的心念。2007年寒假期间，正值女儿参加研究生考试完毕后，一家三口赴成都旅游。到后当晚去了新南门，一来到长途汽车站了解到成都附近旅游的线路和发车时间，二来也再顺便看看那块地方。工地还是工地。工地围墙的门开着。我和看门的人说想进去看看并说明缘由，得到了同意。围墙内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这次随身带了相机，在身后无物处留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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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田坝
在成都期间，有规律地和祖父、祖母一道进行的活动，除了吃饭之外，应首推晚饭后的“转田坝”。
祖父、祖母都是生活非常规律的人。祖父清晨起得很早，洗漱完毕，首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吃早饭。祖母起得比祖父晚些，但同样在早餐前要有一些运动，她有一套自己把内容逐渐增添起来的体操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果不出去开会或从事社会活动，祖父上午就在家里看文件、资料，其中还有点时间打坐练功――这时是不能去打扰他的。祖母除了看书之外，还有写毛笔字的习惯。下午如果不外出或有客人来，也是做这些事情。晚饭之前，他们有时和隔壁的邓爷爷、邓奶奶打一会牌。打牌的地方，有时在邓家，有时在我家。他们玩的不是扑克，而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长条形的纸牌。牌上印有多少不同的点，有的称为“天牌”、有的称为“地牌”、有的称为“人牌”……怎么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他们打牌，从来未见上瘾，玩一玩就算了。
晚饭后，只要天色不太晚，祖父、祖母就带上哥哥和我去“转田坝”。出家门向右手转，过了马路，就是宽阔的田野了。田里四季不闲：春天的秧苗，夏天的青稻，秋天的金谷，冬天的油菜。放眼望去，除了庄稼，间或有几间茅草房，几丛竹子，几小片桔林。我们沿着田间的小路、田埂走去，直到暮色朦胧时，方才返转归家。
水田离不开渠。常转的那片田坝里有两种渠道。一种渠很浅，脱了鞋光脚下去，水也就仅到小腿肚子。渠底没有人工铺设，但常有一些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给渠道点缀了自然趣味，配着旁边的小草，使这种人工渠道就像天然的水沟。如果再游过几条小鱼，那便是淌水的孩子们的极大乐趣了。还有一种渠道修得十分规正，侧壁直上直下，边沿、侧壁和底部都敷施水泥加固。我当时觉得渠很深，因为像我那时的个头掉下去肯定是会被没掉的，但它并不宽，估计也就一米左右，所以走在边上并不感觉害怕。渠道有的地方有分水设施和木板闸，用以调控水的流向和流量。
后来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以后，知道了当地各类不同等级渠道的名称：干渠、斗渠、毛渠。如果借用这样的名称，我想，就功能而论，那种水泥渠道应属斗渠，因为它有调控水的“斗门”，而那种有鹅卵石的更为自然的渠道应属毛渠，因为它和灌溉的田地直接相连。
回想起来，那块田坝，也许是我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启蒙地。有着弯弯长角的水牛拉着犁，吃力却稳健地前行；光脚站在水田里的农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