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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不喜欢宋徽宗赵佶创的“瘦金书”，认为轻飘，甚至把它和宋徽宗的昏聩国事和对金朝的软弱无能联系起来。字如其人，这是书法欣赏中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
与祖父经常往来的刘衡如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关于他，我在后面还会讲到。祖父请他讲授过几次书法，按今天学术界的说法，可以叫讲座。讲授的对象是哥哥、姐姐和我，地点在家中小客厅里靠近祖父母卧室的一侧。记得第一次讲授是一个星期天，窗外阳光明媚。刘先生讲了他对中国书法要领的理解。我印象至深的有两点。第一，字的内在气势要通畅，写在纸上要有活生的感觉，书写出来笔画要像有动感的蛇，而不能像死蛇摆在那里；第二，行笔的基本要领是笔锋理顺，不论起笔收笔、提按转折、重墨飞白、或粗或细，都要做到这点。他还让我们当场操练，并加指点。记得哥哥书写时，因手不稳，一笔捺杵下去成了个大粗笔，字不成样子。哥哥认为写坏了，刘先生却说，这一笔的笔锋是顺的，铺开了，不要紧。刘先生很会因势利导。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日本书画展览，展览中的几幅书法作品使我深感刘先生所言的道理。那几幅作品和我所接触的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字软软地趴在纸上，像没有生机的肉虫子，虽然字的结构摆得似乎是那么回事。
父亲兴致好时，会找来宣纸书写，觉得还可以的便悬挂起来。他的书法作品，在他卧室和客厅中都悬挂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值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发表了三十几首之际，父亲书写悬挂的都是这些诗词。我记得先后悬挂过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大柏地》、《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悬挂起来后，祖父、祖母便也来欣赏、评论。我记得评价最高的是行书《浪淘沙？北戴河》那一幅，特别是对最后一句，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书写，认为父亲写得气运通畅，错落自然。对于称赞，父亲仅说两字：“差可。”
“*”抄家期间，红卫兵来家里看到墙上悬挂的毛主席诗词，其中有人以怀疑和嘲讽的口吻说：“呵，你家还挂着毛主席诗词！”对此无话可说。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祖父乃至这个家庭成员应该对新中国充满仇恨才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维固然幼稚，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种教育下，这些青少年人那样想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除四害
在我上幼儿园期间，遇到了“除四害”运动。被宣布为“四害”的有：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那时，到处都张贴有“除四害”的宣传画，家里的一进楼门的厅里就有一幅。画上是一个手持弹弓的少年，像军人斜挎子弹带一样斜挎着一串麻雀――那是他的战利品。
但我们幼儿园里是不让玩弹弓的，怕孩子们玩起来把其他人打伤。老师把我们组织在院子里，每个人发了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我们平常就在转椅、秋千、攀登架上玩，只要一见到有麻雀飞来或飞过，就把携带的玩具弄响，金鼓齐鸣，让麻雀惊吓得不敢停留。事实上，那时不止是幼儿园，许多地方对麻雀都采取了轰赶法：只要见到，就做出各种动静来使其惊慌，迫其续飞。麻雀飞着、飞着就累得从空中掉下来，这情形我见到多次。后来想起来，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消灭麻雀方法相当残酷，但它在不缺乏人力的地方的确是很有效的。那时真是个千村鸟飞绝。
我上的这所幼儿园名字叫“大学路幼儿园”，位于我家的西南方向。从家里出来沿大学路向右行走一段，可以见到一个牌楼。从牌楼下走进乡间路，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楼，周围用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楼后是幼儿园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了各种青菜，我们吃的菜有不少就是从这个园子里摘的。有一种菜叫“厚皮菜”，叶子很厚实，吃起来口感很好，是菜园子里的一种主要作物。我很爱吃，但到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吃到过。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小木楼、竹篱笆、菜园子以及周围的环境，喜欢老师和小朋友。
有一天，我们正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忽见来了几个大人，在门口的竹篱笆墙上刷了几刷子浆糊，贴上几张大纸就走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原来是画的一幅漫画。画上画了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应该就是我们，拿着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对天上飞过的麻雀呐喊，老师则在一旁摇旗助阵。漫画上还写了些字，大意是批评幼儿园就这样玩闹式地除四害。我发现老师看了这幅漫画表情尴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学中可能有家长在附近的党校工作，他们说到党校里有人被贴了大字报，不是件好事。这更让我不安。我觉得幼儿园发生的这件有损荣誉的事不能让家里的大人知道。
本来，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报事件发生以后，放了学不等保姆来接，我就自己往家里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随便找了个不等她来的借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坚持不让她送我，她显然觉得奇怪，但也拗不过我。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放学前她早早就来了，终于看到了令幼儿园蒙羞的漫画。我告诉她回去不要告诉其他大人，她答应了。然而，几天后祖母还是知道了，显然，保姆还是把我的奇怪举动汇报了。祖母和我说，贴一幅漫画不要紧的。祖父听后笑笑，说了句：“这个娃娃！”
消灭麻雀的活动后来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则被转戴到臭虫身上。“除四害”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话语，成员少了一位一定要递补一位才名实相符。听大人们说，消灭麻雀是因为麻雀吃庄稼，但是麻雀也吃虫子，麻雀被消灭以后，田里的虫子多了起来，同样危害庄稼。两害取其轻，麻雀于是获救。
“除四害”运动开展以后，我和哥哥晚饭后随祖父、祖母转田坝多了一个工具：在竹竿上绑一块竹笋壳，上面涂上桐油――这是用来粘蚊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带乡间相当普遍，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以后学来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飞着一团一团的蚊虫，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烟，漂移不定。田坝里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黑烟，就举着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烟中摆动，蚊子就被粘在涂有桐油的笋壳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中很爱干的一件事情，和玩游戏一样。
1959年秋举家移居到北京后，转过年来的春天，学校就号召种蓖麻，说是国家发展工业很缺油。当时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真是太浪费了。
在“除四害”运动中，我不记得祖父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祖母有过。在成都的时候，祖母不时参加妇女界的一些活动。听父亲讲，在西康的时候，祖母是妇女会的成员，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所记得的这次“除四害”活动，就是祖母随一群妇女去的。她们到一个地方参观（或者是所谓“视察”？）消灭苍蝇、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带去了。到那里以后，看到一些人蹲在厕所外墙边用小铲子挖着什么。过去细看，才知道是在挖苍蝇蛹。挖出的苍蝇蛹还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头大一头小的蛹不时扭动着，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脏，伸手伸脚总想摸走几个去玩。这些举动被大人严厉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参观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着参加了。她们干的时间不长，用后来知道的词汇来说，是“象征性”的。
名誉社员（1）
195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农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处附近农村也不例外。那里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丰人民公社”。大概因为我家地处城乡结合部，出门过了大学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个知名人士，又经常去转田坝，所以，公社成立的时候，将祖父邀为“名誉社员”。对这个“名誉社员”，公社还发了证书。我记得到北京以后，我还见过这个证书，但后来证书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
首先是发展合作事业的言论。 他是从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缺乏谈起的：
“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完成现代化的生产，生产的要素中间，资本是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只有方针和办法，而没有资本，经济建设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谈到资本一项，本省却是公私两面的财力均属有限。就私人方面讲，本省的人民，从无大资本家，几乎都是大贫。从公家方面讲，省库财力极属有限，维持现有之经济事业，都感困难。至于省银行资本仅三百五十万元，因物价高涨，币价低落之故，此区区之数，已无补于本省之经济事业。故资本一项，在本省经济建设工作上实成为较难解决之问题。或许有人要说，……无钱尽可向这两行 借贷，怎么还说无资本呢？虽然这两行都可以借贷，可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杯水车薪，也无大裨益于本省的经济建设。所以资本问题，确为本省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方面缺乏资本，究竟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对于资本缺乏这一经济建设中的瓶颈如何解决的问题，祖父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发展合作事业：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展合作事业，集腋成裘；二是欢迎外资，加以保障。这样办，才可以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使本省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发展合作、保障投资，竟成了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
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名誉社员（2）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行笔至此，顺便插进一段合作社之外的话题。前面说到，祖父在考虑西康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的解决路径时，除了提出发展合作事业之外，还提出另一路子，即“欢迎外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欢迎外资的办法，并不新奇，大多数国家，都是曾采用过的。以美国为例，它今日虽然是富甲全球，然而它的过去还是穷得要命。它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和本省一样的苦于缺乏资本。它穷则变，变则通，它却于此时想出了一个欢迎外资的办法，于是外国资本源源而来，它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兴。”
但祖父认为在当时中国主权面临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像美国那样引进外资。他事实上并不欢迎来自国外那些对中国主权有所图谋的列强的资金。他强调：
名誉社员（3）
“必须说明的是，本省的欢迎外资，却不是像美国的那样欢迎外国资金，而是欢迎华侨投资，欢迎国内公私银行或实业团体或各地富绅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年中，祖父看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波浪潮。在这当中，除了有来自苏联的援助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外资引入。那时，有不少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但因政策原因，很少有侨资被引入进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