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本人却对这种说法深以为然，已经做好了登上天子大位的准备，却又沉吟道：“我当示让于夏后启。”
重华、大禹当年都谦让过，伯益觉得自己也应该走一下这个形式，否则难显天子贤德。而亲信又说道：“天子谦逊，而那夏后启不应受之、亦不敢受之，否则将遭天下人弃。”
伯益随即举行朝会，正式行“代天子”的权柄，商议共推天子之事。朝会上当然有伯益的亲信主动站出来，赞颂代天子的功业仁德，认为伯益该正式继承天子大位。伯益却说道：“我当为先帝服丧三年，三年后，再让天子位于夏后启。”
其言下之意，就是认可了这种说法，并打算遵照舜和禹曾经的做法，以天子的身份为先帝服丧三年，然后再表态让位于夏后启。但伯益的身份毕竟还不是天子，这件事也不能仅仅在朝会上由群臣决定，所以他又顺势下令召集天下众君共商，要把大事就这样定下来。
不料消息传到夏后启那里，夏后启却不买账，甚至当着众臣属的面直接呵斥伯益企图违礼篡位，其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做这个决定，也不能代表天下为先帝服丧，更别提什么三年后再让位于他夏后启了。
伯益欲行舜、禹旧事，但他的身份却不一样。尧、舜驾崩时，舜、禹已为天子多年了，服丧三年再谦让于帝子，只是顺势之举。但伯益的身份还不是天子，的确没有资格提前宣布这样的事情，如此宣称反而是暴露了他的打算。
帝都中的伯益随即听说消息，夏后启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来到帝都参加天下众君之会。接到命令的各部君首，绝大部分也没来帝都，而是跑去朝见夏后启了。奉命来到伯益这里的各部君首只占十之一、二。
大禹在位时没有指定谁是下一任天子，但他并非没有继承人。大禹可不像宝明君，他只有夏后启这么一个独子。当年支持大禹的势力，如今也都不约而同拥戴夏后启，诸如夏后部、涂山部、重辰部……等中华大部都是这个态度。
伯益失算了，当他听说消息时，夏后启已在各部君首的拥戴下宣布继承天子大位，并率人马向帝都而来。夏后启可不是奉伯益之命来参加众君之会的，伯益决定弃帝都而走，但他却带走了人皇印。
人皇印最早是太昊留下来的，是中华各部联盟首领的信物，后来当然成了中华天子的身份象征，只有天子才能执掌。大禹出行时，将人皇印留在了帝都，伯益摄政便执掌了人皇印，将其带走许是心有不甘吧。
在他看来，若人皇印不在手，夏后启就算当了天子，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夏后启大怒，随即发兵讨伐伯益，这一战被称为甘之战，甘心的甘，也有人说它是发生在甘地，亦被称为有扈之乱。有扈部与夏后部有仇，想当年因参与治水不力，该部还受到过大禹的严惩，如今他们支持甚至怂恿伯益对抗夏后启。
夏后启的追击有些仓促，身边带的只是随行人马，第一战竟然未能取胜。夏后启随即自陈过失，并召集本部人马以及各部军阵驰援，再战大破伯益以及有扈部人马。
伯益战败，在乱军之中被掀下了战车，眼见就要死于刀兵，战场上却莫名刮过一阵狂风。伯益被卷到了天上，等他回过神来，便落到了青牛与小九面前。
大禹驾崩于中华东南部的会稽山一带，而吕泽部远在河泛边缘的吕梁山与阴山的交界处，消息过了好几个月才传来。这时恰逢小九回到了宝明国，而宝明国更偏远，当时又处于那样的乱局，根本就没有听说中华天子事。
等弄清楚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又见到了青牛和小九，并问清楚小九与虎娃的渊源，伯益这才明白，应该是虎娃从乱军之中救了他一命。
听伯益介绍了自己从何处而来、又为什么会是如今这样，青牛也是目瞪口呆。隐居山中修炼，没想到世间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小九和太落更是不知说什么才好，不论是评说伯益还是夏后启，很多话都不是他们好开口的。
就在这时，忽听山林间有一人开口道：“伯益大人，我早劝过你，你又何必如此？”众人扭头一看，竟是子丘走了过来。
子丘身为济丘部伯君、中华济丘氏大人，曾赶到帝都劝说伯益，但是伯益没听他的劝。今日伯益被虎娃以仙家**力从战败的乱军中摄至此地，子丘好似早就料到，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小九赶紧迎上前去行礼道：“子丘先生，您怎么也来了？”
小九若称“先生”，就专指虎娃，而对于子丘，便会特意加上名号。子丘一指伯益，又一指小九道：“我是为他而来，也是为你而来。虎君当年让你留在此地修行，并说将来有事相托，指的就是今日之事。”
小九追问道：“今日何事，先生想让我做什么？”
子丘：“先说他的事，再谈你的事。”然后又扭头朝伯益道，“你尚未回答我方才之问，何苦如此，又何故如此？”
伯益毕竟修为不俗，此刻已特意整理了一番仪容，身上血污尽去，发丝亦不再散乱，除了衣服还有几个破口，表面已看不出丝毫狼狈。他向子丘回了一礼道：“我只是不甘。”
这件事情，几乎没人能说得清，哪怕再过千年之后，历代后人都没法说得明明白白，反正各有各的道理。而“不甘”二字，几乎道出了伯益的所有感受。
伯益出生在尧为天子时，历经尧、舜、禹三代天子，也正是中华帝国发展与扩张最快、动荡与变化最大的时期。他所亲身见证的天子更迭都不是父传子，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因重华与大禹有治世之功、受各部拥戴。
伯益身为大禹治水最重要的助手，也自认为是有大功的，各部君首亦应支持与拥戴他，再加上他为假帝这么多年，曾在天子出行时摄政多次，继天子大位更是顺理成章。
伯益在内心深处早就把自己当成下一任天子了，不料事与愿违，当然是心有不甘。在伯益看来，这简直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否定。
子丘却摇了摇头，反问道：“轩辕禅位于少昊、帝尧乃帝俊之子，你可有不甘？帝舜曾让位于丹朱、帝禹曾让位于商均，若子不可承父位，他们又何必如此？你若想将夏后启比之丹朱、商均，却不知自己并非舜、禹，因而有今日之难！”
子丘的话其实是揭开了一层假象、伯益所看到的假象。谁说在禅让制下，就不可以子承父位？实际上青帝、炎帝、黄帝这三代天子世系传承至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天子位都是父传其子，若无子则传其弟、传其侄。
别说是天子了，各部伯君之位、国中的各级爵位，基本也都是这么传承的。伯君指定一个儿子为继承人，而且从小就培养他，当他可以成为下一任伯君时，便完成禅位交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吴回传位于禄终、禄终传位于昆吾。
假如没有这样的传统，重华又何必推让丹朱、大禹又何必推让商均，他们不是多此一举吗？伯益之所以有那种错觉，是因他生在一个非常特殊、几乎不可复制的历史时代。
帝尧难道不想传位于丹朱吗？可是丹朱不肖，当时能继承天子大位者，除重华再无他人。帝舜难道不想传位于商均吗？可是商均无能，天子大位非禹莫属。伯益虽有不甘，但他也必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如今天下民众、各部君首皆不会认为“除益无人”、“非益莫属”。
如果丹朱有重华的本事、商均有大禹的威望，他们早就是天子了。并非天子大位父子不可传承，伯益看到的只是某种假象。
重华和大禹敢让位，那是真敢，他们很清楚丹朱和商均不可能点头、也做不了天子。伯益做出三年后要让位于夏后启的姿态，并不是真让，只是想先稳住夏后启再说，而夏后启根本不吃这一套啊。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伯益自己身上，不论他再不甘，也得承认那是自己的才能、实力、威望并没有到达他所认为那个地步。
伯益闻言却还是有些不甘，又说道：“子丘大人可知，启继位后立国号为夏，并下令天子位由嫡长子相继，废禅让之制。他又用九州所献之金铸成九鼎，以其父之名号称禹鼎，象征千秋万代、天下鼎定。”
子丘问道：“天下众君的意见如何？”
伯益：“我闻天下众君皆屈于夏启之威，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
子丘摇头道：“当时我就在场，亲眼见到的情况却与你所闻不同，天下众君并非屈于夏启之威，而是欣然遵从。你可知废禅让之制、立嫡长继位是谁人谏言？”
伯益神情愤慨道：“子丘大人既在场，当然比我清楚。”
伯益最不忿的，就是夏启的这个政令。如果嫡长继承制取代了禅让制，那么像他这样有才德功业之士，就永远失去登上天子大位的机会了。假如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联合有扈部起兵抗击夏启了，直接把人皇印交出去便是。
子丘却叹了口气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我的谏言。”
嫡长继承制，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嫡，其次是长。所谓嫡就是正妻所出的嫡子，身份和地位毋庸置疑，若有嫡子多人、则立嫡中之长。若无嫡子，可立长子。假如一个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那么继位便是名正言顺，除非犯了过失受到处罚、被明确废掉了继承人的身份。
066、人皇印
子丘的话中带着神念，解释了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谏言。确立嫡长继承制，不仅是为了确立名正言顺的标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证世系传承明确有序，可稳固天下民心。
在现实的情况下，它有效、合理、简单实用，不仅能解决某种已堆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近乎无法解决的纷争，也更符合人性。它也不仅只是帝位传承制度。
禅让之制，其实来源于原始部族中选举首领时的共推之制。比如推选一位最强壮、对附近地形最熟悉、最擅长找到食物、最能组织与保护大家的人为首领，这是很正常的做法。而且当时部族中有价值物资都是公有的，并无父子传承制度。
共推制实用的前提，就是这个部族的规模不能太大，所有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事实上的发言权没有差别，才能有效地推举出符合标准的首领。假如部族的规模稍大一点，哪怕只是超出几个村寨的范围，那么共推的结果反应的就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比较了，而是各股势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
太昊整合中原各部，被推选为联盟之主，在此基础上而有中华之国。太昊为天子、传承青帝世系。
实际上从太昊留下青帝世系传承时起，天子传承就已经脱离了原始部族中的共推，禅让只是一种形式，表面上还遵从了共推的原则，绝大多数时候就是父子传承，只是以共推的名义。这与世事的变迁有关，首先是私产的出现，伴随着财富、名望、社会地位的积累与传承。
以父系为主的家族单位出现在部族中，家族财富的传承就是父传子的。有些东西比如财货可以分成很多份、传给很多个儿子，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无法分割的，比如说家主只能有一位、宗族的族长也只能有一位。
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意识的改变，不能说它不合理，因为总要有一个传承的办法，而除此之外却是没有更合理的办法。夏启为天子后，废禅让制、立嫡长继承制，为何天下众君拥护？因为各部君首自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传承有序的问题。
尧、舜、禹同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并不是三个时代的人，禹治水功成时，尧仍在世、居于平阳城中。在尧为天子的晚年，中华隐患丛生，又遭遇了那一场大洪水，可以说到了内忧外患的顶点，差一点就分崩离析。
假如不是有重华和大禹力挽狂澜，帝尧在后世的评价中还会是一代贤君吗？大洪水是祸亦是福，既是灾难又是机遇，伴随着大禹行遍天下各部治水成功，建立了另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江河就似血脉，整合了统一的中华。
大禹不是颛顼，没有像颛顼那样每到一个大部就娶一位妃子，并将与这位妃子的后代送回去当部族首领、从而建立血脉联系。大禹打造的是另一种纽带，更稳固、更持久，但在这种情况下，禅让制已经很难有实际意义了。
仅仅是形式上的天下众君共推，便已经很难做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众君朝会就是涂山之会，自涂山始至会稽山圆满，先后用了多长时间？有的伯君从离开部族赶往涂山，直至从会稽山出发回到部族，最久的用时近两年，还有国君就病死在回去的路上了！
死在路上的国君是谁？上上代的宝明君啊，小九的爷爷！
成本如此巨大、效率极低，到了几乎无法实施的地步。而且绝不能认为每一位天子都能像尧、舜、禹那样健康长寿、享国多年。万一天子遇了意外，或者在几年内连续更换好几位天子，天下众君在路上往返都来不及，那就什么事都别干了。
就算天下众君都能及时赶到，又会推选谁呢？当年的重华和大禹，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亦有大功德于天下，当然无可争议。可是每一次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吗？尤其是在太平无事的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先后有重华和大禹的出现，只能说是中华各部走运，亦是中华万民之幸。
交通的不便更是信息传递的不便，很多君首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所要推选和比较的对象，往往只能选择亲近与熟悉之人。理论上“才德”是评判的标准，可是这种标准却恰恰是很难去具体衡量的，甚至人们看到的只是伪饰，除非有人能够达到重华、大禹那种高度。
中华版图又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与延伸，人们对远方另一个人的了解，只能依靠隐约的传闻。且不说传闻可不可信，是不是有些人刻意制造与把控舆论，就算传闻可信，那也仅仅是了解其人的一小部分。谁能像大禹那样亲身走遍天下各部、为万民所熟所亲呢？
如果连真正的了解都谈不上，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的评判和推选更是无稽。天下众君共推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甚至会引发天下大乱，因为最大可能就是谁也不服谁，然后刀兵相见，比如刚刚发生的有扈之乱。
那么仅仅只保留禅让这个制度呢，不是由天下众君共推，而是由上一任天子指定下一任天子。这也有更大的问题，这种指定是按照什么标准、能不能明晰有序？
原有的“假帝摄政”就是这种制度的补充，但并没有明确假帝就是下一任天子，也没有明确假帝的身份标准。嫡长继承制是对假帝制的一种完善，对照青帝、炎帝、黄帝三代世系传承的实际情况，它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只是将这种传承关系明确化与制度化了。
以巴原为例，当年盐兆与武夫在迁徙途中争首领之位，就是最典型的原始部族的共推，可是到了如今，后廪传位于少务、少务传位于少廪已是顺理成章如果不能保证这种稳定有序的传承过渡，恐怕巴原又将起大乱。
嫡长继承制当然显得够不公平，但它足够公开，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裁定，完全可以做到相对公正。有一个问题子丘亦心知肚明，谁也不能保证所谓的嫡长子就真有才德，更有可能就让平庸之辈登上大位。
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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