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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自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自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围剿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沮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自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上一觉了。
毛泽东打算给她们开追悼会
在行军途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字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到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麻烦。有一次，贺自珍在村里办别的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还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党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隐蔽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自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人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自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弹雨枪林生死情（3）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扔炸弹。
贺自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向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自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飞机来了，快隐蔽！”
可是，在这光秃秃的山上，往哪儿隐蔽呢？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文件箱也埋在土地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夫却不在了，显然他是被这场激烈的战斗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信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自珍说：
“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腥风血雨的战斗中生活，负伤、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爱人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自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巧解百姓家事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发展。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自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定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自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自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自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杨荣连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弹雨枪林生死情（4）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这个“礼拜六”，贺自珍是必过的。她有时上山替烈军属砍柴，有时同毛泽东一起下田干活。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自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自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自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自珍当做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自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包要贺自珍带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他让贺自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自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自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一程，不忍离开。贺自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经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心贴着心。
在叶坪，贺自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自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的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背包就拐进贺自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自珍。贺自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来访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自珍的家去，向贺自珍倾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自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自珍家来了。贺自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就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自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自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自珍的手，感谢说：“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弹雨枪林生死情（5）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做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自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自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自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自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自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了。
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我们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取消这门亲事。”
办喜事的人家当然感到很意外，顾虑很多，想法也很多。贺自珍和钱希均便轮番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终于把这家人说通，取消了这桩婚事。
于是，贺自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机关去，找了间屋子让她住下，对她说：“你不要着急，好好休息，我们替你找个工作，让你自谋生活。”
第二天，贺自珍又同钱希均到苏区印刷厂，为那个女孩子联系工作。工厂把她安排在装订车间。贺自珍又亲自把她送到工厂，路上嘱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学习。那个女孩子热泪盈眶，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我原本想，退婚不成，只有一死。没想到今天竟走上革命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贺自珍说：“不是我们哪个人救了你，是共产党救了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翻身解放。”
这个童养媳从此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她留下来打游击，一直坚持斗争。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1）
小毛生得端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
1932年11月，贺自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孩儿。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