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被戴上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也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自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自珍了。
有一次，他对贺自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
贺自珍不觉心头一惊。又一想，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劝慰他说：“不会的，你不要想得太多。谁革命，谁不革命，大家都看得清楚。”
毛泽东默然不语。
除了贺自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自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自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开始，贺自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自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和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5）
“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贺敏学任参谋长。以后，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对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秦邦宪）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自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自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自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青源山，以当斋公、斋婆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毛泽东被留党察看的缘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自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6）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搜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自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反而批评了毛泽东，并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自珍说：
“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4年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自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德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了许多。毛泽东把能够搜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派性》，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自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格外革命，实际上对怎样克服困难，发展革命工作，毫无办法。”
贺自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仔细想一想，“左派”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调子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王明的追随者们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毛泽东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又深入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这个思想，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除了读书以外，还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对贺自珍说：“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军队的事不让我管了，苏维埃政府的事我还可以做呢。”
贺自珍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高兴地说：
“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们还可以做。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才是错的。”
此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上。他常常骑着一匹马，提着一盏马灯，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了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的情况，实地调查执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方针对发展生产有利。接着，他发动中央根据地八个县的农民开展了规模广大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主要是查地主的田，看看有无漏报漏分，保证贫苦农民能多分田地。
毛泽东除了下去搞调查研究以外，还在沙洲坝的住所，把调查所得，整理成文章。他在这里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查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自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
在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沉重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着战斗。贺自珍给了他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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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1）
母子分离，竟是永别
从前线发回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消息令人沮丧：清流、连城失守了，石城、宁都、兴国也失守了。中央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偏偏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疟疾又一次发作了。一连几天，阵冷阵热，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他眼睛睁不开，整天迷迷糊糊地昏睡，可把贺自珍和几个警卫员急坏了。请来医生诊治，西药吃进去，不见效果。贺自珍又请来一位中医，开了草药、中西药一起吃。她摸摸毛泽东滚烫的前额，怕体温过高烧坏了脑子，便用冷毛巾不断做冷敷，还特地从医生那里借了个金属散热器，套在他的头上，帮助降温。
这样持续了几天，毛泽东的体温才逐渐恢复正常，眼睛也睁开了。贺自珍同警卫员一直轮流守护着他，几乎没合过眼。
这天，毛泽东的精神好一些了，他看到贺自珍那疲倦的面容，怜惜地说：“这几天把你搞苦了。”
“你身体好了，再累我心里也高兴。”贺自珍振作一下精神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弄。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毛泽东说：“口干得很，弄点粥喝吧。”贺自珍马上让警卫员熬了，亲手喂他吃。毛泽东一面吃一面问：“这几天送来了什么文件、电报没有，前线有消息来吗？”
贺自珍不想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为这些事劳神，就说：
“你身体刚好些，就养两天吧，别为这些事操心了。”
毛泽东看贺自珍不肯讲，就扶着床坐起来，要到书桌旁边去。贺自珍赶忙说：“你躺着别动，还是让我念给你听。”
她把桌子上的文件、电报和战报拿过来，一份一份地读给他听。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眼光中流露出忧伤的神色。他听完以后，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贺自珍以为他累了，想睡觉，就轻轻地走了出来。她自己也觉得累极了，来到奶妈和小毛的屋子里，在奶妈的床上躺下就睡着了。等她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分。她惦记着毛泽东，赶紧回到自己的屋子。她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桌子上摊开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毛泽东正弯着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