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
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
“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漫漫长征路（2）
毛泽东作风的变化
如果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没有使贺自珍产生任何特殊化的思想，那么，毛泽东自己，却是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现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贺自珍也有相同的感觉。她说：“毛泽东过去也很会做人的工作，一些同志对‘左’倾路线认识不清，盲目跟着走，他为了说服、教育他们，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时，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军团，传达关于攻打南昌、长沙的盲动主义计划。结果，毛泽东用几天的时间说服他，使这位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变成反对这条路线的坚定分子。但是，毛泽东也有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时候，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同志间的关系和同志间的相互谅解。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他变得更耐心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扭转了形势。后来，毛泽东曾经感叹地说过：‘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了。”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常常同中央军委、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等在一起，商讨军机要事，从不一个人说了算。贺自珍注意到，他很少用电话或让警卫员把中央的同志找到他的住所来研究工作，总是尽量开动自己的两条腿，到这些同志那里去。在长征中，他同这些同志形影不离。有时事情没商量完，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一块吃饭；有时商量事情弄晚了，人也困了，就在一起睡了。
毛泽东十分尊敬老同志。他所在的红星司令部，居第一队，总卫生部的休养连是第三队。毛泽东去开会或者到后面部队商量事情，经常要在队伍的前后穿插。每次从休养连的队伍旁走过，不管多忙，他都要下马，同休养连的董老、徐老等人讲讲话，问问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请他们多注意保重。他总是步行通过休养连后，才能重新上马。
周恩来等同志经过休养连时，也是这样的。唯有李德这个人，是从来不下马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也很关心。凡是发放粮物或日用品，毛泽东总是嘱咐，多给女同志发一些。长征刚开始，邓颖超就患了肺病，有时还吐血，常常躺在担架上，或骑在马上。毛泽东几次来到担架前，询问邓颖超身体好些没有。他把党的温暖送到女红军的心中。
由于毛泽东注意做人的工作，善于团结同志，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同志更加团结了，除李德外，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真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最后，连王明路线最坚决的执行者博古，也对毛泽东有了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转变了思想。到延安以后，他主动撤销了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保留意见。
毛泽东一生中一段最黑暗的路
然而，就在全党、全军上下一心，共渡难关的时候，革命又遇到新的、更严重的挫折，这就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说过，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了###个月，伤亡很大，精疲力竭，急需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张国焘却凭借他手上人多枪多这张王牌，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这无疑在已经很困难的红一方面军的背后，又插了一刀，把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往深渊里推。
贺自珍清楚地记得，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像个阔老板。他常常做作地哈哈大笑，装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实际上是皮笑肉不笑，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贺自珍对他印象并不好。这个人参加革命很早，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可是，他在南昌起义时表现不好，先是反对起义，后来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南昌起义是错误的。以后，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领导第四方面军，他不请示中央，擅自放弃了这个根据地，退到陕西、四川一带。当地农民起来支持红军，四方面军的队伍扩大到八万。他把这些功劳都归于自己，神气极了。
漫漫长征路（3）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两河口会师时，张国焘的无礼态度，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很有意见。这些，毛泽东听到后，皱了皱眉，默不作声。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公开反对中央早已制定的北上方针，提出要到川康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还公然向中央伸手要权，借口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恶毒攻击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和军委的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军委。
对张国焘的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人十分愤慨，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泽东认为，张国焘的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毛泽东分头找政治局的同志谈话，商量怎么办。
张闻天说：“那就把我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不能给他，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朱德和周恩来也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他。后来他们讨论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以后，在毛儿盖会议上，又决定成立一个统管一、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处理日常的军务。由朱德担任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可是张国焘嫌这个官小，没有实权，仍然不满意。
对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一次，毛泽东回来，对贺自珍谈起会议上大家激烈反对张国焘的意见的情形。他说：
“博古在会上批评张国焘，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
“张国焘说什么？”贺自珍笑着问。
“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喊大叫。”
以后，张国焘终于撕下他的假面具，成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还通过决议，把党中央主要领导开除出党。他还狂妄地要中央以北方局、右路军名义向他报告工作。
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为了保存左路军这一支革命的军队，毛泽东真是费尽了心机。他既要严肃批评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又要给他出路，劝导他取消第二中央，争取他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就在过草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由毛泽东授意或亲自草拟的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份接一份地拍发出去。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一直拍到他终于回到陕北为止，加起来都有厚厚一大摞了。张国焘在西康混了一年多，军队从八万多减到三万多，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等到他终于来到陕北保安时，只剩了万把人。
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1937年3月底，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把张国焘请到自己的住所来，同他长谈了一次。
当时，毛泽东和贺自珍已经搬到延安的吴家窑洞居住。这是平地箍起来的石窑洞，一排四孔，坐北朝南，其中三孔窑是相通的，右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左边是书报室，中间的一间，用木隔扇墙隔成两间，外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就在会客室里同张国焘谈了一两个小时，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张国焘当即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还掉了几滴眼泪，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可是，他又说，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又给他讲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他打消顾虑。张国焘听了毛泽东的话，似乎思想通了，走的时候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可是他走了以后，也不知道在原来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搞了些什么名堂，参加抗大学习的一部分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批判张国焘表示不服，差点儿闹出事。
后来，贺自珍听毛泽东说，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头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说的全盘推翻，根本不认账。
毛泽东感叹地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这块顽石终于点不了头，张国焘最后还是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毛泽东争取、挽救张国焘的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了是非，认请了张国焘的真面目。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可见他是多么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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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波折（1）
羸弱的身体，进取的雄心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救亡，扩大根据地，有多少新的工作等待着人们去承担，有多少新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开拓啊！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党的优秀儿女们，在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想的不是休息，而是战斗，更多的战斗。
贺自珍也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从踏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那天起，她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她的情绪也和同志们一样振奋，渴望在新的战斗中，为党为人民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上提出分配她工作的请求。然而，在长征中健康受到很大损害，至今没有复原的贺自珍，又一次怀了孕。沉重的身体负担，使她瘦弱的身体显得更难支持了。
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怀她的健康，劝她不要急于工作，再调养一个时期，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贺自珍不同意。她说：“我的身体是差一些，但坚持工作是做得到的。”
组织上和同志们看到她是那么坚决，就说：“那你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秘书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贺自珍仍然不同意：“我不愿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秘书不等于当家属，贺自珍当然很清楚。她不满足于只做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她同毛泽东结婚多年，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拿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什么‘员’都当了。”如今，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贺自珍，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很正当吗？
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红军刚到达陕北时，中央机关就设在瓦窑堡，这是陕北的一个较大的集镇。苏维埃国家银行就设在这个镇上。贺自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她带着十几个人，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的数量和质量，白天晚上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那时，毛泽东也在瓦窑堡，贺自珍忙得连家也很少回。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