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认为天灾与人事没多大关系，连尧、汤这样的圣王都会遇到水旱灾害，难道能说是他们道德不足、为政不明引起的吗？只要谨修人事以应付天灾、减少损失即可，没有必要为小小的旱灾忧虑，这一观点恰恰就是王安石以前所批评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的“固而怠”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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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3）
王安石的劝告似乎对神宗并没起太大的作用，他还是死抱着天人感应的旧说。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初七至十九，彗星出轸，这本来是自然现象，神宗皇帝却又以为是上天示警，再次下手诏给王安石等执政大臣，令直陈皇帝得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并复行不御前殿、减常膳的故事，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这道诏书表面是皇帝的罪己诏，其实包含着对执政大臣的不满，其中“改修政事之不协于民者”一言，又有不利新法之意。对此十分敏感的保守派首脑人物如富弼、张方平、吕公著以为机会来了，纷纷上疏攻击新法。富弼老奸巨猾，出语谨慎；张方平则直斥新法为天下害，并称灾异之作是由于阴侵于阳，明示王安石权力过重，有不臣之兆；吕公著则干脆引晏子之语，道是“天之有彗，以除秽也”，是“除旧布新之象”，要求皇帝应天之变，有“除秽布新之实”，其实就是要神宗废除新法。
面对保守派的借题发挥，王安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他引晋武帝时彗星出现，武帝却享国达二十八年之例，说明星占是不足为据的。天道远而难知，人事近而易晓，因而先王虽有官占，但并不过分看重，所信的只是人事而已。天文、人事的变化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味附会，肯定会有偶尔一致之处，将这种偶合当成普遍的必然的真理，岂足以取信？郑国的裨灶预言有火灾，果然应验了，他便乘机要求国侨求神禳灾，国侨不听，他就威胁说不听我的话，还会起火，国侨不予理睬，结果没再发生火灾。像裨灶这样的人尚且未免妄诞，何况现在的不入流的星工呢？由于世代禁止传播星占一类的书籍，再加上传写誊抄的失误，流传到今天的尤其不可信赖。
王安石此时干脆根本不承认什么天人感应了。他认为彗星的出现根本不是什么灾变，不然晋武帝就不会享国二十八年之久了。天文人事都有无穷多的变化，从两个无穷中寻找一两个偶尔关联的事件实在太容易了，不过这都是偶合而已，根本不足凭信，因而天道与人事之间其实并无关系。郑子产不为裨灶的威胁所动，不去禳灾，结果裨灶第二次预言就失灵了，这表明他第一次也只是碰巧蒙对了而已，并非真有预见能力。他还指出占星术本身早已是以讹传讹，靠这种错误百出的占星术来预见人事，更是荒谬可笑。如此王安石对天人感应、天变示兆完全否定，与他早期的观点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以“天变不足畏”来总结他的天人关系思想倒是完全正确的。
王安石这种不畏天变的精神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吸收和发扬光大，还是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与发挥，更是对佛教义理的传承和发展。
佛教创立之初，便与主张有神论的婆罗门教针锋相对，坚决否定神的权威，不承认所谓天神对人及他物的命运有什么干预能力，甚至认为连佛都不能左右人的命运，人的命并非天或其他外力所能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人自己。佛教的业力轮回与因果报应说便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佛教认为，人的命运是由每个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有前因必有后果，行善得福，作恶遭殃，因而选择权完全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决定人的命运。按照这一原则，神灵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是与人同等的生命，也得受因果律支配，不得自由，其自顾尚且不暇，又如何能祸福于人？日月星辰都是非生命的无情之物，其运行变化不可能成为世俗政治得失的征兆。虽然王安石当时不能公开承认，但佛教的这一思想对他而言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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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不足法（1）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继承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是古代的，就是正确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至于“父之道”正确与否，则不可深论。因而过于崇古、好古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连王安石变法也必须打着先王之道的旗号。
过于强调继承，主要是由于远古时期民智未开、科学不昌、知识较少，经验积累就成为关键，因而年龄就意味着智慧。尊重长者不光是为了尊重权威，更重要的是尊重智慧与知识，所以强调继承并没有错。然而，强调继承的合理性只能是一时的，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后世，年龄与智慧不一定成正比，创新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再片面强调无原则的继承就不再是正确的了。
然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特别是在尊重习惯的传统中国社会。到了宋代，越古越好的传统并未被打破，古今判断甚至成了价值判断。王安石初任参政，恨朝中诸公不明义理，一日谓之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讽刺诸公学术不明，是因为用功不勤，读书不多。不料赵捜吹溃骸熬允б印Ｈ缗V、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意思是说上古之时无书可读，稷、契等亦不失为圣人，弄得王安石无话可说。这一故事出自《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真假莫辨，邵氏本意不过是说王安石目中无人，藐视同列，而为赵捤邸Ｆ淠谠诘穆呒褪窃焦旁胶茫湃思词共欢潦橐脖扔霉Χ潦榈暮笕饲俊�
在保守派心目中，祖宗法度是不可变的，只要是变更祖宗法度就是罪名，根本不考虑当变不当变。司马光甚至宣扬一种越变越退步、越变越亡国的奇谈怪论，主张谨守“祖宗之成法”，以“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当然，这除了观念上的保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利益的贪执与自私。保守派之所以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制对于他们这个阶层最为有利，一旦变得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马上找借口尽改祖宗成法，会抛出什么“以母改子”的歪理，再也不提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调了。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方面倒表现出了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的策略，在熙宁三年主持考试时所拟定的一道“策问”中，他便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表面上是让与试者辩论这三个问题，事实已经暗示了答案，谁敢说《诗》、《书》等六经是不可信的陈迹，谁敢不承认圣人之言深微高远？司马光故意将变法派的意图极端化，以此耸动人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如果变法派不敢承认“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变法就失去了理论根据；如果变法派敢于承认经过歪曲的“三不足”，就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司马光其实就是借这次策问鼓动反对变法。神宗并不愚蠢，识破了司马光的用心，下令“别出策目”，并与王安石商量对策。神宗对外间传言及司马光所总结的“三不足”之说十分反感和气愤，认为这是对朝廷的诬蔑。王安石则想得更深，知道无论承认还是否认“三不足”都会上保守派的当，因而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折中态度，既不完全承认，又不明白否认。
王安石对“三不足”区别对待，对于“天变不足畏”坚决不承认，因为这是神宗的本意，他不能公开违背。而且所谓“天地与人，了不相关”的极端说法不符合中道，与他当年在《洪范传》中提出的天人关系说也不一致，但事实上他又在多处极力宣扬其精神，以打消神宗的过分迷信和守旧派借此对变法的攻击；对于“人言不足恤”，则一方面强调皇帝是善于纳言的，一方面又说流俗之言不必纳；对于“祖宗不足法”，则干脆直接承认，他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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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不足法（2）
王安石知道，在“三不足”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祖宗之法，这是变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关键；司马光以古今是否异宜、圣人之言是不是万世不易的真理来总结，也表现出了其政治敏感，可见二人是英雄所见略同，只可惜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王安石明白指出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为变法大造舆论，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与动摇，否则就会被保守派抓住不放。至于法制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其现实效果，看国家是否繁荣富强，若财用足而国势强，则表明法制完善，不需更张，不然则表明法制不备，虽祖宗之法也非改不可。
为了说明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特举保守派所极为推崇的仁宗为例，提出仁宗也曾“数次修敕”，多有更张。这里王安石其实是偷换概念，仁宗的修改不过是修修补补，最多叫做改良，这是保守派能够承受或者说是愿意接受的。王安石进行的则是相当深入的变革，是保守派无法或者说是不愿接受的。同样是变，但变的程度、方式、目的、效果大不相同，但如此辩论倒也让保守派无话可说。
祖宗之法不足守，不光是为变法大开绿灯，也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场革命。这一口号是对传统儒家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表明突破了以古今论是非、以时间前后取代价值判断的旧模式，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辩证态度，强调了创新的意义。这一口号也宣告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的产生，即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是永远不变的，更不是步步后退的。虽然不能说王安石是这一历史观的首创者，但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以这一历史观清醒地指导和推进历史发展的大政治家。
王安石认为，变革祖宗之法中不合理的一面不仅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后辈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只是因循守旧、一无所为，表面上是尊重祖宗成宪，其实却是不肖子孙，因为未能将祖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不能光宗耀祖。若只以守成为目标，则连守成都不可能，只能是越来越落后。
王安石只强调是否合理，对于权威和祖宗并不一味顺从。在与神宗讨论历代政事得失时，他多次无所忌讳地批评太宗、真宗、仁宗等前代皇帝，神宗也不以为怪。这本来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风险。神宗固然不是爱猜忌、无器量的昏君，对于王安石的恩遇与殊礼也终身不改，但那些保守派却每每以此为王安石罪名，攻击他“厌薄仁宗”。王安石秉性刚正，据其弟子陆佃记载，每每与神宗争辩，乃至声色俱厉，而神宗每每为之改容逊谢。这本来是王安石只唯道义与真理是尊，不重王公、不屈威武的精神的体现，却又多为后世腐儒所讥，给他安上不尊君的莫大罪名。其实王安石并非不尊神宗、厌薄先帝，他如此犯颜直谏，不顾个人利害，就是为了天下后世的利益，同样是为了宋室的江山社稷。
王安石这种不重祖宗、不重权威、强调创新与发展的思想虽然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影响，因为儒家实在太重视传统了，即使是在孟子那里也找不到祖宗不足法的言论。
佛教特别强调个性，禅宗尤然。禅宗呵佛骂祖，其实并非不尊重先辈，只是为了破除外在的偶像与权威，开显本源自性，使自己真正得到觉悟。因而禅宗更注重的是在继承中创新，而不是盲目地追随古人，甚至还要求弟子超过老师，要有“超师越祖”之见，否则就没有资格充当传人。据《古尊宿语录》卷一：
一日师（怀海）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大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蘗便礼拜。
百丈怀海是马祖的嫡传弟子，黄蘗希运则是怀海最主要的法嗣。怀海向学徒言佛法不是小事，不是容易得到的，当初马祖为了令他得悟，向他大喝一声，竟然震得他耳聋三日。希运一听，不觉吓得吐舌。怀海问他，你以后是否要继承马祖。马祖是自己的祖师，按照一般的习惯，当然要继承，希运却答道不然，虽然今日通过老师得见马祖大机大用，却不识马祖，如果继承马祖，日后我就不再有传人了。希运是说如果完全接受马祖而无任何创新发展，我的存在就没有了价值，后世子孙就不会知道有我了。怀海对此大加赞扬，连连肯定，道是如果弟子的见解与老师的水平相当，就表明老师不会选人，佛教事业就只能是守成而无法发展，这样老师的德行就减损了一半；弟子的见解超过了老师，才能有资格得到传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代胜过一代。因此，怀海对希运非常赞赏，说他有超师之见，水平能够超过老师，这才是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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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不足法（3）
像这种鼓励学生超过老师、要求学生必须有不同于老师的属于自己的新见解的传统，恐怕只有在佛教中才能找得到。在儒家传统中，这么做就等于是欺师灭祖，是大逆不道，绝对不能容许，百丈怀海更不可能得到鼓励和肯定了。尽管不能公开承认，熟知佛教经典历史的王安石肯定是受到了佛教和禅宗的影响，使他有勇气提出“祖宗不足法”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进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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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不足恤（1）
王安石在与神宗讨论“三不足”的流言时曾谓：
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引自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9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王安石一方面肯定神宗是善纳人言的，并无不恤人言之事，这是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因为神宗并不主张不恤人言。然而，王安石要说的是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关键是要看是否当于义理，而不是人言本身。王安石主张以义理为标准，认为不合义理的人言没有必要理睬，凡事皆听乎流俗之言，则无事可为，非但无益，反而会害事。如郑庄公畏人之多言，不敢依义理行事，不能忍受他人的讥议，结果导致国家大乱。因此人言不足恤，此说并不为过。
王安石认为，义理是最为重要的，只要合乎义理，则一切皆不足畏。他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并以汤、武革命为例加以阐述。汤、武革命虽说是应天顺人，但也不是人人赞同，比如汤的部下就都不愿出兵，而汤不顾众人的反对，坚决命令出战，甚至以刑戮相威胁，结果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