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订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看新郎，一见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妆，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皆大欢喜。男女自由恋爱倒是好风俗，不过嫁给僧人就比较奇怪了。看来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时，世俗也在极力化佛教，广南的佛教就已经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实上，这些经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个光头之外，已经没什么佛教味了。这一方面是民风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出卖度牒，和尚也自然职业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钱买度牒，买度牒的人也未必是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税罢了，这正是朝廷所允许的。
少年漂泊（3）
韶州为六祖说法之处，应当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它亦处在广南路，其周边地区仍有此类恶俗。以往的官员大多以为民风使然，不加干预，王益却觉得难以忍受，严令男女不得相戏于道路，有犯者严惩。王益当时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结婚等现象不得而知，既然连男女相戏都不允许，怕是更要禁绝此类恶俗了。王益的禁令并非为佛教而发，他只是从儒家和风化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在客观上也整肃了六祖道场的风气，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恢复佛教尊严是有利的。不过禁止男女自由恋爱，将淳朴、自然的民风视为有伤风化，也反映出儒家的偏见和蛮横。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于王安石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浑厚精深，还学习诗书，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王安石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这表明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他早年学习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诗文，其文学才华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后天艰苦的努力，《宋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这种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风易俗，政绩显著；王安石在此地勤习诗文，兼学佛书。韶州成了他们父子漂泊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还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响会更大。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返回故乡，因为王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
回归故里
父亲的去世让王益悲痛欲绝，他是一个孝子，往年任职时都带上父母，以便朝夕侍养，直到远赴四川时才将父母送归故里，因为那里路途太远，他不想让父母受颠簸之苦。王安石却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老人了。吴氏虽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还隐着一分安慰，因为她可以趁便回娘家临川看看了。
临川虽说是老家，王安石却没什么印象，因为他出生、成长都在外地，几乎没回来过。临川三年，王安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里风光秀丽，满目芳菲，碧波荡漾，青山妩媚，美好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任性纵志，在父亲没心思管他的情况下，他度过了一段自由、潇洒的时光。
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述了这段生活：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十三岁的王安石已经进入一个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相反，他对从前那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严格依照儒家的规范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开始厌烦，对父亲严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厌倦贫穷，希望能够过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诗弄文、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希望借此飞黄腾达，博得富贵荣华。孔孟在他心目中非但不是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了讥笑的对象。
王安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符合身心发育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外祖父家的环境有关。吴畋虽然只是一个处士，吴敏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一门三进士，风光无限。吴家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自信、富足、潇洒、现实，这种样式也许是更符合人性的。比照后日的王安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少年才子，一个追求美与自由、渴望富贵与腾达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然而，这里面也隐藏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文章诗赋是用于博取轩冕的，诗人的唯美自在与达官的追求富贵是难以统一的，现实容易走向庸俗，潇洒难以避免放纵，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苏东坡式、甚至柳永式的王安石，而不会有后来的圣贤王安石与改革家王安石。
究竟什么样的王安石更好，恐怕很难做价值判断。假如只有诗人王安石，他对当时及历史的震撼就不会如此巨大，他既不会被比作孔子，也不会被骂成王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王安石走过的这段“弯路”使人们看到了他性情的另一面，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王安石，一个倔强任性的王安石，一个具有反传统气抚州王安石纪念馆质的王安石。
这段时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他自己不好意思道及的公开的秘密。儒家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的，中国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羞于承认与爱人的感情，王安石也不例外。在他陶醉于外祖父家“幽花媚草”之美时，在静观“黄蜂白蝶参差飞”时，他肯定还注意到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解语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表妹吴氏。他与夫人一生感情甚笃，这段时间的朦胧感觉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二人日后琴瑟相谐的基石。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王安石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反叛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与当时的制度有关，王益三年守制期结束后，王安石只好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开始了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天涯孤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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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江宁（1）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像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个巨大的收获——结识了终生的良友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与王安石算是同乡，但因为王安石很少在家，而未能相识。二人相遇京城，一见如故。曾巩有《寄王介甫》一诗记述二人的初遇：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
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栋干，度量弃樗栎。
振辔行尚早，分首学堧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
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已远，遗经窜墙壁。
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
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
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
胡然蕴环堵，不救谋者惑。……
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他既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又是一个纯粹的儒士。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一起吃饭，一起谈古论今，无所不言，毫不防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巩是来京城应试的，但他的文学才华不见赏拔，只能与王安石分手，落魄而归。这一年冬天，他读到了王安石寄来的文章，大为称赏，以为其文汪洋恣肆，如临东海；春色满目，如跻泰岳。观其议论纵横，大匠难裁，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曾巩决不是一个乱发议论的人，也不会盲目吹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如此之高，只能说明王安石的文学才华确实非同凡响。当然，曾巩也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期待，认为在距周公、孔子越来越远，百家竞起、大道凌夷之时，王安石不应该只是关注文章小道，而应当兴遗经、振儒道，继承孟韩之志，救斯世之弊。
与曾巩的会见对王安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自己锐意文章、轻蔑儒术的行为进行反思。次年春天，王益被任命为江宁通判，王安石再一次跟随父亲到建康赴任。
在长江中游的采石矶上，望着滔滔东去、奔腾不息的江水，王安石不禁想起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而此时夕阳西下，更让他意识到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吗？王安石想到曾子固只比自己年长两岁，却早立大志，锐意进取，为国为家，勇挑重担，自己却只想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少年之时不努力，将来穷老之时怎么过呢？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成熟了起来。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婚丧庆吊之类的活动，而是天天在家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读书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像契契：古代圣人，相传为常喾之子，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曾助大禹治水，又为尧时司徒。和后稷后稷：古代圣人，相传为周始祖，帝喾之子，母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初以为不祥，被弃，故名弃，后为尧时农师，后世奉为农神。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日渐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广泛，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不倦地埋首于书海之时，王家再度遭逢不幸——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的《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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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江宁（2）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的突然去世对王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全家一直都是靠王益的俸禄生活，此时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没有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去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认识到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过早辞世，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垮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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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术（1）
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了五年时光，受到了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王安石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称王益十七岁时曾将自己所作之文寄给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咏，张咏奇之，对王益的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其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但可见其文学确有成就。
王安石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再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很早就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前述曾巩对其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早年即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是受到了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当四川过远，朝廷制度又不许携亲时，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