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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
早年学术（2）
在王安石看来，要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文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长兄王安仁的影响。王安仁七岁好学，不苟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翔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自号濂溪，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濂溪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濂溪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濂溪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王安石的学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周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是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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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高第（1）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二岁。
以王安石的才学，少年科甲本非难事，但他志在获取真才实学，并非汲汲于富贵。父亲的突然去世迫使他暂时放下了个人的追求，面对家中“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的现状，他只能“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因此三年守制一结束，他便进京应试，果然天遂人愿，一举而中。
据说王安石本为第一，由于文中有一句话仁宗不喜，才与第四名杨寘对调，于是杨寘成了状元，他则落为第四。
得中之后，王安石很快就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三年，他又结识了诤友孙正之。在《送孙正之序》一文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儒学思想：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如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现存最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他儒学观点的文章。他认为，君子与众人的主要区别是：众人则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是自私自闭，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韩之心为心。他主张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时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亦不诎己以从俗，不改其志，不变其节。君子“术素修而志素定”，不像小人那样趋利而变、随风而倒，一旦遇到明主，得志于君，就能变时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会非常容易。
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王安石的儒学思想，还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后来力行新法，不顾流俗，不恤人言，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实践。只是他没有料到推行新###有那么大的阻力，并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个人为本，从自己出发，这固然继承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点，但与儒家传统的整体本位毕竟是根本不同的，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杨朱之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响，怕是不可一概而论。
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看来古道与古文是相应的，王安石与其朋友的文学主张、政治主张、学术精神是接近的，都力图借推行古道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韩愈，似乎颇有排挤异端之意。孟子辟杨（朱）、墨（翟），韩愈排佛、老，王安石以此二人为榜样，也应当独尊儒术。也许王安石有类似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韩为真儒，不是完全是因为他们排斥异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随流俗，坚持己见。孟子之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属墨，此时宣传儒学，绝不是因为儒家为当时正统，以此相标榜可以升官发财，而完全是出自内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难重重，孟子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其道，“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之时，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一不然，当此之时，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气并付出代价的。韩愈不避万死，谏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这种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们这种“己然而然”、不阿时、不从众的精神，而不是排斥异端。这一点，正是许多人所未理解的。
王安石不仅希望有孟、韩的学识与精神，还希望比他们更幸运，一日得志于明君，使真儒之效大白于当世。这似乎是他后日变法的预言，可见他推行新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术素修而志素定”。
少年高第（2）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韩琦罢知扬州，王安石成了韩琦的幕僚。据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称，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为签判，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值时多不及盥洗。韩琦以为他夜间饮乐，故劝他不可废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知其贤，欲收之为门下，王安石则未从。后来王安石对韩琦很不满，在《熙宁奏对日录》中多次批评他，还说“韩公但形相好耳”，并作《画虎图》讥讽之。
这一故事半真半假，或者说是前真后假。当时王安石读书至勤，经常通宵达旦是真，韩琦见其眼圈发黑，脸也不洗就上班，想到其少年高科，又无家室，就以为是饮酒玩乐所致，加以规劝也是合乎情理的。王安石不加辩解，是因为他觉得韩琦日久必见，何况长官所言出自善意，又非疾言厉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强辩？至于王安石是否说过“韩公非知我者”这样的话就不得而知了，此言颇有怪韩公不能识人之意，也许是邵伯温辈想当然耳。然而，王安石不愿自归韩公门墙倒是真的，韩公虽是当世大贤，一代名臣，但在学术上未必可为荆公之师。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到，韩琦只是温言相劝，而且完全出自长者的好意，王安石怎么会因此责怪讥讽，以至于数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呢？邵氏一是借此挑拨王安石与韩琦的关系，更是为了说明王安石是如何的不近人情、不识好歹，如何的褊狭任性、睚眦必报。此事蔡上翔辩之已详，兹不细述。自人情论之，王安石亦必不如此。
司马光《涑水记闻》又称，韩琦知扬州，王安石为签书判官，虽然他对王安石的学问很赏识，却不称道其办事能力，是故王安石任期一满就走人了。有人给韩琦上书，多作古字，韩琦笑着对僚属们说：“可惜王安石走了，他倒多识难字。”后来这话传到王安石耳中，他便以为韩琦轻视自己，由此开始怨恨韩琦。
这一故事与前文提及的故事有所不同，是说王安石在任时并未怨恨韩琦，而是离任后，其缘由也颇奇怪。韩琦言王安石颇识难字，这是称赞其学问之博，并无贬意，王安石何由生怨？再说，即便韩琦是在开玩笑，讥其所学太博，王安石也不会生气，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不解戏谑的人，后来刘颁就跟他开过不少玩笑，但他从未计较。何况此事是如何传到王安石耳中，又是如何被司马光风闻的，都是问题。也可能司马光只是在编故事，他姑妄言之，别人亦姑妄听之而已。
司马光言韩琦“虽重其学，不以吏事许之”，并不是随便说说，这句话表达了司马光等反对派的心声，因为王安石学问之好，谁也无法否认，反对派自然也不好说三道四，所以只能说王安石没有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缺乏政治才能又食古不化。
不过也有一个与此相反的故事。据《铁围山丛谈》所言，扬州芍药甲天下，其中有一种状若紫袍而中间有道黄缘，号称“金腰带”，这种花极少见，传说一开就意味着祥瑞，而且戴花者必然位至宰相。韩琦以枢密副使出知扬州，一日“金腰带”忽然开花，而且开出了四朵花。韩琦颇为惊异，便宴请平生所看重的三人共赏。其时王珪为监郡，王安石和另外一人在幕下任职，结果临开宴时，那位幕僚因病不能前来，第二天早上，吕公著路过，前来相访，四人都戴上了“金腰带”，后来果然都位至宰相。
这种被称为“金腰带”的罕见的芍药花是否真有这么神奇不必去管，但这足以说明韩琦对王安石的重视与期待，表明韩琦已然看出王安石确实有辅相之才，将来堪当大任。这对于王安石无吏才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反击。王安石日后任地方官的成功也证明了他的吏才，这是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的。
为政一方（1）
王安石在淮南签判任满后，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自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起，先后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江东提点刑狱，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京任群牧司判官，而且这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人们认为像王安石这样有才华的高科进士理应谋求馆阁清要之职，以便早日升入高层。
王安石如此选择，既不是像诋毁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要挟朝廷、以退为进，其具体原因不过是两个：一是为了“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二是为了养家糊口。
王安石在《上相府书》中说明了“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于不腆之禄”的窘况，一家数十口，只靠他一个人的俸禄养活，当然是难以为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担任清闲而俸薄的朝官，只能担任有一些职田、收入稍高的地方官。
王安石不慕富贵，也不急于飞黄腾达，他想由下而上，先培养自己的理政能力，然后再求得志于君，有所作为。可能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学与用、文章与吏事是有距离的，单靠文才是不足以理政的。
王安石任职地方，颇有治绩。在鄞县时，他跑遍了东、西十四乡，进行实地考察，并督促百姓兴修水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通过蓄水灌溉，使百姓无旱忧。他还在春季贷粮给贫户，让他们秋季偿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具体困难，又能使官仓的存粮新陈相易，不致腐烂变质。鄞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试验田，并且成效显著。
但在常州知州任上，王安石遭遇了最初的挫折。他本想开凿一条运河，但是上司不支持，只允许他调集少量的民夫，下边的人由于利益的关系也意见纷纷，不肯出力，加之天公不作美，连日淫雨，结果只能半途而废。有人借此责怪王安石好大喜功。其实此事的失败也不能完全怪王安石，得不到上下的支持，力量不足，肯定不会成功。王安石对自己未能毕功又劳民伤财也深感悔恨，但他并不认为有所作为是错的，因此对衮衮诸公的苟安塞责不以为然。
常州河役的失败其实已经给了王安石一个教训——即便决定是正确的，得不到众人的支持，也可能将好事变成坏事，但他并未吸取这一教训。
王安石在江东刑狱任上，还提议废除了江南东路的茶叶专卖制度，主张自由贸易，政府征税，结果茶农与消费者都因此而得利，政府得到的税利也超过了靠垄断所获得的收入，可谓三方得利，这证明自由贸易是胜过官方垄断的。
在地方任职的十数年间，王安石不仅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还增长了见识，这为他以后任政中枢准备了条件。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