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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如今关起家门与子女相互交易，即使是将子女的钱财全部赚过来，也不能富裕。近世所谓言利之道，只不过是门内相市而已，以此治国，怎么会有效呢？他对专门搜刮百姓的生财之道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那些凭借权势剥夺百姓的人，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永远也富不起来。他在这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念，即是闭关锁国、地区封锁，不过是关门相市，这样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把经济搞上去，“市场经济”必须是开放的、流通的。
王安石还建议将京师驻军的一部分散于诸郡，避免京城粮食价格猛涨。他借古人之言，称天下之兵“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由于分兵是为了养兵，其中也包含着粮食与经济的运转问题，因而也可以说经济同样需要血脉流通。血脉流通，就是要合理流动，合乎中庸，无过不及，不及则枯，枯则必贵，过多则聚，聚不及散则滞，价必过贱。经济就像人体血脉一样，只能流通才能合理发展，流通就必须打破关税壁垒和地区封锁，这也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超前性的体现。
《与马运判书》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他后来对此有所补充，并将之付诸实践。出于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他坚决反对垄断。在任鄞县县令时，他就对朝廷的盐茶专卖制度提出了批评。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他对孙司谏令吏民出钱收捕贩私盐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诱人相互告发，不仅会使百姓“陷刑者众”，而且会败坏民风，使无赖乘机报复，骚扰渔民，渔民失业，则必为盗贼，导致社会###。他还作《收盐》一诗，控诉这种制度对渔民的扰害：
富国之道（3）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在诗中王安石指出正是因为官府严令禁制私盐，才导致民不聊生、坐为盗贼，他认为朝廷不应当与民争利、不应垄断盐业。
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上《议茶法》并《茶商十二说》，力陈垄断之害。在《议茶法》中，他指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敛之臣将尽财利于毫末之间，而不知‘与之为取’之过也。”他反对桑弘羊的专卖制度，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的不仁之事，也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不智之举。在《茶商十二说》中，他指出国家依靠个别巨商进行垄断经营的十二大坏处，强调垄断不仅对百姓有害，而且对朝廷不利。
他在《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一诗中指出：“永惟东南害，茶法盖其首。私藏与窃贩，犴狱常纷纠。输将一不足，往往死鞭杻。败陈被杂恶，强卖曾非诱。已云困关市，且复搔林薮。”茶法陷民于罪，刑狱纷纷，私藏私贩，皆受其害，负责运输者一有亏欠损耗，往往受罚死于鞭刑。茶叶粗劣不堪食用，却强行推销，不仅使市场萧条，而且茶民常被骚扰，山林也不得清静。
王安石反对垄断、主张自由经济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不仅反对政府垄断，也反对巨商大贾和豪强地主的垄断，他饱受非议的抑制兼并的主张同样是基于反对垄断的立场。他有《兼并》一诗，对秦始皇鼓励兼并的政策表示不满，对“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的现状深表愤恨，对那些认为“兼并可无摧”的俗儒不以为然。因此，王安石的抑制兼并一方面有主张自由经济、发展生产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有主张平等、反对豪强过于盘剥下层百姓的用意。
尽管王安石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冲突。当时李觏、二程等人都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以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这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迂阔好古的腐儒，而是一个清醒而现实的政治家。他指出，富室兼并之家也不是一无用处，“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苏辙等人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攻击王安石为“小丈夫”，说他“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这完全是恶意诽谤。
抑制兼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富户破产，而是要减少他们的不合理收入即垄断利益，使贫民不过于受害，从而达到天下皆利的目的。行青苗法是为了抑制富户的高利贷，以利息较低的国家贷款取而代之，减少剥削，方便贫民。设市易司是为了稳定物价，抑制富商大贾的垄断，防止他们欺行霸市，保证小商小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其本意并不是为了与商贾争利，更不是以国家垄断取代富商垄断，至于实际执行中是否出现了问题，兹不备述。均输法的实施同样是为了保障供应，减少浪费，同时限制富商大贾的非分之利。
上述法令实施后，基本上达到了抑制兼并的目的，由于这是通过经济手段和平地实现的，即便豪强富商及其代理人心中不满，也没有直接对抗和作乱的理由，这比采用政治和暴力手段强行平分土地的阻力小得多，对社会也是有利无害。而对于这一切，王安石早就已胸有成竹。他早年作过一首名为《寓言》的诗：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种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富国之道（4）
其中已经具备了以贷款等经济手段挫抑兼并的思想。王安石当政后颁布的与经济有关的法令几乎都包含着抑制兼并的意图，募役法也包含了平均负担、不使中等户独受役法之害的意思，其中也让原来出力的下等民户减半出钱，并无单独对付豪强的用意。
但是，新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王安石早年的意图进行。譬如青苗法，除了借贷给穷人外，还强迫富人也借贷，这样就违背了自愿借贷的原则，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这样做不仅有违“赈贫乏”之意，也使守旧派找到了反对此法的理由，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变法的反对势力，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这一做法究竟是出自神宗，还是王安石，难于知悉，依照上诗，王安石推行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赈贫乏，挫兼并”，防止豪强大户的高利贷盘剥，这种借贷是面向需要借贷的贫民的，并非专门针对大户强行取息。虽然规定“召民情愿请领”，“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又规定“结保请领青苗钱，每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这两项规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必须结保领钱，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强迫三等以上大户做保头领钱的情况，因此“不得抑配”也就变成了一番空言。这些措施显然是需要改进的，只要略加调整，就可以减少矛盾，避免冲突。
王安石主张以开源为主、节流为辅，强调通过发展经济来满足需求，并不主张一味减少开支或者要求人们节欲。正是这一观点使王安石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人，也使他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对经济一窍不通，却自以为是，不肯接受王安石的理财之道。司马光对王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观点根本弄不明白，他以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观点，一是认为财物完全是天地所生，忽视了人的劳动能够创造新的财富；二是认为财物是一个常数，不会增加，不懂得世间还有扩大再生产。因此，他认为所谓理财就是聚敛，就是搜刮民财。
王安石则主张“天下财富依天下之力而生”，是可以不断增加、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理财就是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为了强调开源、强调发展生产，王安石对盲目的节用表示反对，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对他产生了误解。
司马光之辈既然不懂还有开源一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只有节俭一法了。节俭当然是美德，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之一，然而如果只会节俭，一味强调节俭，就势必会减少必不可少的开支，虽然能解一时之急，却会造成更大的隐患。而且，过于抑制需求对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现代经济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宋朝的前几位皇帝除真宗外，都是比较节俭的，然而单纯讲节俭却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而且只有皇帝节俭，大臣、贵族都奢费无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仁宗朝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王安石反对单纯节俭，守旧派及后人多以为他反对节俭，甚至主张皇帝可以奢华，以天下之财自奉。此事不辩自明，王安石一生俭朴，怎么会反对节俭？神宗也一直比较俭朴，并未奢华。这不过是邵伯温辈有意诬蔑，后世不明真相者随声附和而已。
熙宁变法在富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量荒田的开垦，水利设施的兴修，有效地增加了农业产出，政府财政收入随之大司马光像量增加，“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州州县县，各有蓄积”，财力的充足使得各项事业的开展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也使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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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兵之方（1）
王安石在理财富国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强兵。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等法令和措施都是围绕强兵这一根本目的而设定的。
宋朝军队战斗力差是非常出名的，十战九败是常事，以至于敌方一听说跟宋军交锋，就欢喜雀跃。而其祸根，可以说早在太祖时期就种下了。说来可笑，宋军战斗力差是朝廷有意造成的。由于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兵骄将横，导致兵变连连、天下大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宋太祖有意减弱军队的战斗力，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相互牵制，不能为乱。宋军还是无赖流氓的大本营，为了避免###，防止兵将造反，朝廷有意将社会上游手好闲、好勇斗狠之辈纳入军中。可以说宋军本来就不是对外的，而是为了避免内部###而设置的。宋太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如何防止军队造反上，根本没想过如何抵御外敌，或者说他考虑的是赵家的传国万世，考虑的是一家一姓的利益，根本没将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因而这样的军队只会虚耗民财。
治军与理财是相应的，不整治军队，就无法节约占财政开支大半的军费，富国自然也谈不上，因为这种军队实在是消耗财力的无底洞。但是，整顿军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乱。早在知鄞县时，王安石就对此表示关注。当时由于军队数量太大，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宰相文彦博、枢密使提出省兵，建议裁减禁军，王安石为此有《省兵》一诗：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兵与农是相互依持的，以兵卫农，以农养兵。而农是根本，设兵的目的就是御外治内，保证农民和农业生产不受侵犯。过去一向是兵农合一，战则为兵，耕则为农。自有募兵（职业军人）以来，应征当兵的大多是游手好闲之辈或无以为生的贫民，总之都是无业可赖之人，而官府也有意将之召入军中，以防止生变。但是，这些人从军，既不能御外又不能安内，只是虚耗财物，如此一来则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一有灾荒，贫民衣食无着，政府无力救济，只好又将之纳入军中。如此则兵愈多而农愈少，农民负担日重，养兵、养官、养僧道，甚至有一夫耕而十人食之局。宋朝的禁军就是如此恶性膨胀起来的。这样的禁军战斗力极差，战斗力越差就越需要数量，数量越多则战斗力越差，于是，出现了难以根治的恶性循环。
王安石认为在不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先言省兵的，因为质量不行，就只能依靠数量，不然难以御敌。而且这帮老爷兵骄惰成习，硬裁下来，一时间也不可能改变旧习，还是不耕不桑，让地方白养着，如果不养着，他们又会为贼为盗，为害更大，因此，这些人裁与不裁差别不大。那么怎样解决问题呢？王安石提出两个并行的方案：一是择将治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质量代替数量；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使人乐于为农，不愿当兵，这样一来游民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兵额自然也省下来了。
王安石认为，要想提高军队的素质，就必须改变“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状，使兵与将相互熟悉，兵有约束，将有职责，上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有了凝聚力，就会有战斗力。将兵法的实施，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将兵法打破了原来的禁军编制，让富有战斗经验、爱兵亲民的将官统领一部，其辖区比较固定。将以下设副将，将与副将皆给虎符，以增加其权力与威信；又设训练官一职，次于将佐，专门负责军事训练。根据将兵多寡，又在将下设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四级军官。将兵法使兵与将比较固定，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强兵之方（2）
王安石认为宋军的痼疾是“将非其才，议不得专”，省兵的关键是择将。在择将方面，王安石认为必须选择文武全才，不可专赖武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指出“先王之时士兼学文武，未有不学武事者”，因而各级官员都是文武全才，出则为将，入则为官，守边、戍卫，都是士大夫充任，而今文武分家，文士耻于言武，武官短于知文，军中兵将皆不解文言，不识礼义，战则无策，居则无行，将守边、戍卫的重任托付于此辈，如何得安！因此提高军队素质的关键是提高兵将的文化修养，培养一大批文武全才置于军中。为了培养军事人才，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恢复了仁宗时一度设置，但旋即废罢的武学，选文武官员知兵者充任教授，招收武生，官给膳费，学习兵法战策。
王安石认为武将也应精通兵书战策，智略与勇力是同等重要的。因而他对武举设墨义一科极为不满，认为文官诵书多少还有点用处，武官只会背诵兵书，不识文义，则一无所用。与其招一些只会背兵书、不懂武艺的学究从军，不如多招几个精通武艺的武士。他还认为择将不一定非得是武士，文士知兵者也可以为将。他坚决支持本是文官的王韶为将，使王韶终于完成了收复河湟的绝大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