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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举（3）
王安石指出，官员久其任，一是可以有长期的规划，才得兼备者可以尽力毕其功。而滥竽充数者则会因为顾虑日久必见原形，糊弄一时没多大用处，也不得不勉力为之。至于那些真正全无才学者只好自己辞避而去，因为早晚会露马脚。因此采用“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则贤者必会脱颖而出，取之必已详。
对官员一方面要久其任，另一方面还须合其宜。人的才能不仅有高下，还有专攻。知农者当为后稷，知工者当为共工，使之在能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任职，则必能成功。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由于古代分工不明，使人注意不到人才的专业性，以为贤者处处皆贤，不肖者事事不肖，不明白人人皆有长处，同样又都有短处。舍其长而用其短，则所用皆愚；避其短而取其长，则天下皆才。王安石是较早认识到专业分工的有识之士之一，并且力主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后来朝廷设置武学、律学、医学等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上曾参政书》中，王安石指出，使用人才必须“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势之所安”，如此“使之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可也”，也就是必须考虑人才本身的特点、利益与要求，将之置于一个最合适于他的位置上，绝对不能盲目安排。他坚决反对那种以“使其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劳有至于病而不敢辞”为“人臣之义”的观点，或者说他事实上是主张个体本位的，反对以整体的名义侵害个体，以集体的名义损害个人。
取之已详，使之已当，处之已久，尚且不足，还须任之以专，“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宋朝之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大臣的地位和权力更加萎缩，文官武将，上下臣僚，诸事都不敢自专，也不能自专——都得听命于皇帝，这也是皇帝事无巨细、一一过问的原因。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者得保高位；奋发有为、勤政亲民者每遭贬黜。无过便是功，有功便是过，这也是风俗日下，以苟且偷容为安、以进取图新为过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持续已久，上下因循的积弊也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痼疾。
任人不专在军事上的危害更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因为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性——保持将帅威信，是打胜仗的前提。而宋朝以兵变开国，唯恐他人效仿，因而将兵权收归中央，将领既不了解下属，又无任事之权，甚至怎么打仗还得依照皇帝交付的阵图，因而虽有猛将也无法克敌制胜。
王安石在《省兵》一诗中便指出“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是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收复河湟的过程中，他顶住各方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皇帝的压力，坚决支持王韶，予之专任之权，使之终获成功。可惜后来神宗不能吸取经验教训，一味信任宦官，不肯重用大将，结果导致军事上的严重失败。神宗本人也因悲愤过度，伤了身体，过早辞世。
王安石在任用人才与教育方面颇富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在他当政时期也选拔了不少得力人才，如吕惠卿、曾布、王韶、薛向、李定、章惇等，这些人都成为了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王安石留下的宝贵的教育思想则更加重要，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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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1）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而国家积贫积弱、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风俗日薄、法度不立，因此当神宗问变法以何为先时，王安石明确表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使皇帝择尧舜之术而行之，自上而下，从而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目的。儒家思想的弊端当时已经暴露无遗，成为变法革新的主要障碍，不革除这些弊端，改革就不可能推行下去。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论，不光是在具体的法令和措施上，最主要的还是在指导思想上。
双方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在变与不变、创新还是守成方面。
守旧派清一色地坚持不变，其依据则是儒家重视守成的思想。儒家重视对传统的继承，重视稳定，因而害怕变异，孔子就曾经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守旧派对变法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甚至有人不论青红皂白，一提变就反感，如司马光就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将王朝更替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于变法，认为如果汉朝的统治者坚持执行萧何订立的法度，就不会衰亡；如果三代之法不改，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就不会衰亡，总之变法是历代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变法就是罪过，变就是错误。也就是说，变就是不对，只能越变越坏，没有变好的可能。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任何革新都是错误的，历史永远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变。同样是强调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光将三代作为最完美的时代，将历史的演进（应当说是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变法，既然变法只能越变越坏，那就只能不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司马光认为三代最好，那么他对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马光也不是糊涂虫，他肯定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认为本朝不如三代，为什么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达到三代的水平呢？要达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变今日之俗吗？大概他的历史观是极为悲观的，根本不相信还有改好的可能，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如今不如三代是变革造成的。因此，现在尽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这个烂摊子，否则不管怎么改，都会使现状更糟。
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以他这种如此怕变、如此恨变的指导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势会有所好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马光却并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变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台，就尽变新法，不但要变，而且是蛮横不讲理地硬变——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这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变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何以悍然尽变先帝之法，难道已驾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吗？难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吗？司马光的道德学识古今称颂，人皆以之为纯臣，而他却在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时，迫不及待地尽废“父之道”，此岂忠臣孝子所宜为？像他这般尽改初衷，急于“变祖宗之法”，于祖宗不可为孝，于先帝不可为忠，却又以“以母改子”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后世！
守旧派一边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边又对司马光尽废祖宗之法称颂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来他们对于变与不变，并非真的立场坚定，而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不仅要变、要彻底清除，还要快变，恨不能一日尽变。
守旧派鼓吹“利不百，不变法”，司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是说只有纯利无害、万无一失之时才可变法，坏得不可收拾时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坏之时也不能随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没有，还是守着破屋子好，不然连旧屋都没有，就只能受风雨之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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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2）
守旧派对变法的要求极高，必须万无一失，必须有利无害，必须没有任何失误。而对守成则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至于民间疾苦、外敌欺凌，都没关系，都可以忍。含污纳垢、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都没什么，只要天下不改姓，只要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就没问题。这就是守旧派的哲学。
王安石等变法派则认为，先王之道有可变，有不可变，法先王关键是法先王之意。时代是变化的，法令必须随之调整，合时而变。吕惠卿指出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有百年永远不变者。政令与法制必须随时而变，而伦理道德则是永远不变的。吕惠卿的观点依现在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彻底，但言有变有常则是合理的。
且不论变法派的是非成败，单就锐意求新求变这一点就是值得效法、值得肯定的。守旧派可能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固守旧规、不敢求变这一点却是应当否定的。儒家保守怕变的传统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中国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就是义利关系问题。
守旧派坚持孔子割裂义利的旧说，以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小人之辩，言义者就是君子，重利者必是小人。按照这一标准，积贫积弱是功德，富国强兵反而成了罪过。
守旧派对变法派所加的罪名之一便是“征利”和“富国强兵”。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陈言利之病。攻击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行均输夺商贾之利，散青苗收农民之息”的做法是背弃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谓不大。
范纯仁也一再上书，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专兴财利”，称其“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指责王安石忘记了旧学的先王之道，舍弃王道讲霸道。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对富国强兵大加攻击。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的这一套歪理无非是孔子义利说的翻版，并无深义。贫富强弱都是利的范畴，因而无足轻重。而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则是义的范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义和利还是完全矛盾的。重义轻利，贫且弱，则道德深而风俗厚；重利轻义，富且强，则道德浅而风俗薄。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强就越容易灭亡，越是贫弱就越容易长存。商鞅富国强兵，社稷沦亡；仁宗十战九败，传国久远。
苏轼特别表彰仁宗，认为仁宗持法至宽，对官吏“专务掩覆过失”，且无为而治，“未尝轻改旧章”，虽然无所成就，兴兵则“十出而九败”，理财则“仅足而无余”，却因“德泽在人，风俗知义”，不仅使其本人尽享哀荣，去世之日更是天下尽悲。其所立之法必能使社稷长远。
仁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贪官、庸吏不仅不严加惩办，反而专门掩盖其过失；用兵无方，十出九败；理财无策，府库空虚。这样的皇帝反而受到苏轼的称颂，这里面显然有立场的问题。实际上，苏轼是完全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场上来对仁宗做出上述评价的。仁宗对官僚持法至宽，贪污犯罪失职者都受其庇护，这些人当然会对仁宗称颂不已；不改旧章，最大限度地维护上层富豪的利益，他们当然会拍手称快；军队战败，受害者主要是普苏轼治平帖通士兵和边地的百姓，士大夫们照样能在后方寻欢作乐，自然难有切肤之痛；国库空虚，官僚地主们的私仓却充裕得很，他们当然也不会着急。至于贪官污吏给下层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溃败给普通士兵和边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严重损害，积贫积弱给国家带来的屈辱和隐患，苏轼们是不会考虑的，他们完全将本阶层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下层百姓的利益之上，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欣赏仁宗、厌恨神宗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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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俗（3）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苏轼、司马光之辈简直是愚昧、自私、偏执到了极点，这与他们博学多识的君子风度相去甚远。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苏轼、司马光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是发展的，只知道简单再生产，以为天下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既然财富总量不变，或者说变化的可能与幅度很小，则不在民，就在官，不在下，就在上，公平分配比改变总量的多寡更有意义。但是，由于分配权是掌握在上层手里，因而他们更倾向于集中财富，将其中的一大部分征收上来归极少数人享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便是贫富不均。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就是指上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孔子劝告他们“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说不要害怕自己手中的财富过少，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对老百姓是不是公平。因为专制社会的权力和财富都集中于上层，上层不足，即“寡”的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对下层盘剥过多，即“不均”才是更突出的矛盾，值得担忧。因此对孔子的话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曲解。
从义利关系方面说，上层得利越多，国库越充裕，就表明对下层的盘剥越厉害，不均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因而义就越少，就越显得贪婪、残暴；反之，上层越不重利，国库越空虚，就表明对下层的剥削越轻微，百姓得到的实惠就越多，因而统治者义就越多，就越显得仁义、节俭。苏轼如此盛赞仁宗，除了阶级立场之外，就完全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义和利确实有矛盾，但如果脱离具体条件，将义和利完全当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羞于言利，只重分配，不谈如何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乃至将言利者称为小人、言义者称为君子，就是走向极端，与真理和公平差之万里了。
司马光之辈大谈仁义，反对征利，大谈“不患寡而患不均”，俨然是重义轻利的君子、百姓利益的代表。他们每言新法扰民，仿佛自己是在为下层百姓打抱不平，其实不然。他们痛恨新法，是因为新法对他们这个阶层的不合理利益有所触动。苏辙痛斥王安石为“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的“小丈夫”；司马光大谈民之所以有贫富，是由于愚智懒勤不同，贫民必懒惰、愚蠢、爱享受。可见他们并没有真正为百姓着想。这些人表面上大谈义利矛盾，主张重义轻利，实则重利轻义，而且是只重己利，只重上层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在他们心目中，义与利是完全统一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就是最大的义，谁侵害本阶层利益，就是不义。
王安石的义利观较传统儒家和守旧派高出一筹，他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即是说利就是义，义就是利。
《长编》卷二百一十九载有王安石与神宗等人关于义利关系的一段对话：
上曰：“但义理可行则行之，自无不利。”安石曰：“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公亮曰：“亦有利于公家不利百姓者，不可谓之义。”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谓利也。”
神宗所言是说义就是利，义与利不矛盾，只要顺乎义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