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药尽管也有毒副作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程度是很轻微的，更不会发生上世纪70年代“反应停”那样大规模的中毒事件。
第二、中医治疗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小。
大家知道，尽管中医里也有手术，但手术的应用并不普遍，中医更多的是药物、按摩、针灸等方法治疗疾病。这些方法，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而西医学却不同，许多病人都会从西医得到“手术”的建议，虽然手术的疗效可能更直接，但往往会给病人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如果有人患牙痛，中医会用清泻胃火、肝火等方法治疗，但西医一般会建议将病牙拔掉。虽然拔掉病牙，可以再装一个假牙，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拔去一颗原属于你身体一部分的牙，总会给人留下心理上永久的遗憾，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病人的感受不会太好。
第三、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小。
中医从其理论出发，许多病并不是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可以说，中医的思想是个圆圈，最后都可以走回健康的那一点。再说，中医师在解说病情时，一般也不会令人可怕，“肾炎”与“肾阴虚”，对病人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西医不同，由于普及教育的缘故，人们对西医的病名很是敏感，“骨头坏死”、“癌症”、“病毒传染”、“老年痴呆”、“冠心病”、“心脏病”等等名词，都可以给病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增添新的疾病。因此许多人在检查出癌症后，迅速走向死亡，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吓死的，而不是完全病死的。许多中年人也拒绝体验，因为每一次体验总会查出许多疾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中医有“超值治疗效果”。
关于中医的疗效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完全接受中医的关键点，许多人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不迅速，不直接，所以对中医失去信心。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中医。中医看病是一个系统，耳病治心治肾，上呼吸道疾病治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疗效不直观，但病人的收益却很大。
例如，我们花1万元钱配了副近视眼镜，许多人都会说不值得，但如果眼镜店不但给你配了眼镜，而且还送你一台显微镜、一架高性能天文望远镜，甚至还为你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这几项加起来，是不是远远超过了配眼镜的价钱呢？
中医也是一样。当病人患有目赤肿痛时，中医并不只是给些眼药水消炎止痛，而是给病人清泻肝火，舒肝养肝，甚至还调和脾胃。因为肝开窍于目，目赤肿痛往往病在肝而不在目，同时，肝不舒则影响脾胃，这是一个大系统。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并不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而在于它深邃的思想，和切入生命极具特色的角度。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要具体展开，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节 爱情为什么不科学？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没有真正继承中医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更荒唐的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碍障”的提案。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太粗糙”、“应该抛弃前理论”等等的言论。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在说些什么。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科学不是唯一解释世界的方法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
耳与肾相距甚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中医却认为“肾开窍于耳”，肾与耳关系密切。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肾炎和肾功能衰竭者常有爆发性耳聋的情况，肾透析、肾移植的人也常会出现听力障碍。此外，患有骨骼病的患者常有先天性耳聋；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或者障碍者中先天性耳聋的比例特别高。
药物反映也证实了以上的发现，例如，耳毒性药物大多具有肾毒性，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等，这些药物的使用已造成无数耳聋的病例；同样，利肾的药物也多数有利于耳，如中药泽泻为利尿良药，但它同样可治内耳眩晕症。
中医与现代科学格格格不入的地方简直太多太多了。例如，中医是一种捆绑式的医学，将一切关于医疗的方面，涉及内科、外科、心理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这与西医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