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的屁股太大了！我不能让她演我。”最后她还是亲###了这场戏的大部分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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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2）
《丑闻》于1988年夏天杀青，后期制作延续到秋季。哈维提出对影片重新剪辑以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他说：“我是一个出生于皇后区的孩子。如果我的成长道路可以选择，有一个做珠宝生意的爸爸和当秘书的妈妈，我可能会喜欢这些影片——特吕弗、费利尼、德·布罗卡（De Broca）、维斯孔蒂（Visconti）——为什么一个来自堪萨斯的小子就不能喜欢这些影片？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难呢？”哈维永远不会忘记在布法罗世纪剧院看《现在我的爱》（And Now My Love）的情景，这部影片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导演克劳德·列奥奇（Claude Leouch）拍的。那些留着长发的观众不停地嘲笑和尖叫：“他妈的，这是什么电影，妈的……这么多字幕。”如果他想获得成功，必须把外国影片改造得适合美国观众。埃德·格拉斯说：“我们重剪了《丑闻》。哈维说：‘他妈的没有人知道普罗弗姆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克里斯汀·基勒是谁。你对付的是美国人！你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怎么回事。惠勒和卡顿琼斯认为他简直疯了。这两位电影作者的感觉就像在被迫吞咽毒药。他们不想剪掉任何一组镜头。但是哈维要把这部影片处理得适合更多的人群来欣赏。”
1988年11月，艾丽森·布兰特利陪哈维去伦敦看《我的左脚》。影片讲述一个人克服脑瘫疾病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故事。哈维坐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布兰特利坐在另一侧。当那个摇摇晃晃的小男孩用他的左脚夹着粉笔在地板上写下“妈妈”两个字时，他们都哭了。布兰特利说，哈维喜欢的许多电影都是关于受挫折者的故事。他要证明这种影片是很动人的。
哈维急切地想拿到这部影片，制片人是布兰特利以前的老板格兰纳达。“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米拉麦克斯公司，即便听到的也全是不好的说法。”她说，“我是他们最理想的打头阵的人。我告诉格兰纳达：‘你真应该考虑见一次面。你可以不喜欢他俩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在工作方面还是很敬业的。”哈维知道，他得做些包装，显得自己在独立电影界很有实力的样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时髦的Savoy租了一间套房，邀请格兰纳达的影片调度部主任史蒂夫·莫里森（Steve Morrison）在那里见面。莫里森认为光凭丹尼尔·戴刘易斯，这部影片就能卖出去。哈维必须表明他对这部影片有多么着迷，同时还要让莫里森明白，可能会遇到营销难题，因为戴刘易斯一直是演浪漫戏的领头人物，谁也不习惯看到他像一部手风琴那样折曲着身体出场。当然，他还顺便承诺会让刘易斯拿个奥斯卡奖。“我要锁上门把你关起来等你签约后再放出来”成为哈维的一项专利。戴刘易斯扮演了一个残疾人的角色，并且不想让角色连累到他的影片，这个问题哈维只好准备以后再处理。莫里森最终被说服并同意300万美元卖出全球放映版权。
回到纽约后，哈维给员工们放映了《我的左脚》。当灯光亮起来后，一半观众在哭泣，另一半观众却说：“你疯了吗？一个爱尔兰酒鬼瘸子？丹尼尔·戴刘易斯可能会讨人喜欢，但他在这部影片里是坐在轮椅中，而且一直是跛着的。你认为这部影片会成功吗？”哈维认定它会引起轰动，至少在经过他“修改”之后。他在谈到《我的左脚》时说：“我已经试映过了，观众很喜欢，但有些东西他们不太理解。我取掉了一些难懂的爱尔兰口音，我没有用艾伦·帕克处理《十诫》的办法，那部电影我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什么罐子，这个那个的，我回去又重新做了一部分配音。把‘罐子’变成‘杯子’，不就是为了交流吗？如果是，我们就想办法来处理，又不损害那位残疾人表演的完整性。我们没有说：‘好吧，让丹尼尔像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那样又唱又跳。’谁也改变不了痛苦的结局。影片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却在堪萨斯城连续上映了32周。”
哈维敲遍了全城的门，想找一家大制片厂合伙分担成本。据他回忆：“我对人家说：‘我会十分感激你的帮助。’他们总是说：‘你简直疯了，居然想发行这样一部影片。’在那个年代，一个像米拉麦克斯这样的独立电影发行公司想要跟大制片厂搭上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跟环球公司或者派拉蒙公司讲的时候，人家一个周末就赚4000万，你说：‘我花了14甚至16个星期的时间才让《征服者佩尔》赚了200万。’他们会觉得你是傻瓜。”来自米高梅公司、1990年代中期曾任发行部副总裁的杰克·福利（Jack Foley）说，“这是迷漫在大制片厂中的顽固、无能、傲慢、低效的思想作风的最好说明。他们认为‘我比你有实力，我的那玩意儿比你的大’。”但是，在哈维看来，他们迟早会遇上一个挡住他们去路的大家伙。他说：“我恼火透顶，那种愤怒更加增强了我对这部影片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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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3）
1989年春天，美国电影协会把《丑闻》定性为X级影片，无异于扇了这部影片一个耳光，协会还要求删去两秒钟最为放纵的性爱镜头。X级影片不利于商业营销，因为很多报纸都不愿意刊登这种影片的广告。而且，那些固定做家庭重磅炸弹影片的录像零售商也不愿意订这种带子。但是，这只不过是官方与哈维互相勾结利用而已，因为等到他屈服的时候，这场战斗已经产生了可观的免费宣传效果。从《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以来，哈维的策略就一成不变：以X级影片送审，制造出尽可能多的舆论噪音，然后又以R级来发行。据伍利说，他这次用这种办法来替换被剪去的镜头：让克里斯汀忧伤地盯着一个赤裸的黑人男子，代替原来做爱的场景。
那一年，温氏兄弟谁也没有在公园城亮相。去做祈祷？抑或滑雪？这些都与他们的形象不符。但是，电影节结束后，米拉麦克斯想同时搞到《性、谎言和录像带》以及《真实的罗曼史》（True Romance）。温氏兄弟在纽约第7大道和第49大街马格诺（Magno）放映了索德伯格的影片。他们很喜欢这部片子。如果说这部影片中有什么东西他们看懂了的话，那就是欺诈。
那时，米拉麦克斯的规模还很小，足以让它避免形成大多数公司那样的等级秩序。所谓的等级区别就是温氏兄弟和别人的区别。每个员工，无论是什么头衔——这样那样的副总裁——本质上都是助手，随处可见他们在糊信封、接电话，或者做会议记录。头衔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糖果，仅仅意味着体面的薪水。同样，温氏兄弟把他们的孩子扔进深深的池水，任由他们潜下去或者游上来。助理甚至实习生也逐渐被邀请参加影片观摩，发表对温氏兄弟准备购买的影片的看法。对有些人来说这简直既受宠若惊又很好玩，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整个过程常常犹如警方的审讯。你想糊弄他们是过不了关的，你如果说“是的，哈维，是的，鲍勃”，他们就会认为你愚蠢或者不值得信任，碰上这两种情形，都不会让你轻松。如果他们觉得你害怕说什么，就会一个劲儿地逼问再逼问，乃至威胁你，直到你吐出想法来，接着他们又会设法让你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就会说：“这个答案太愚蠢了。我可以做得比这更好。我既能胜任你的工作也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虽然大家以能说真话而感到自豪，但是温氏兄弟仍然是骇人地刻薄。原采购部主管马克·塔斯克说：“说‘是的，哈维，这个主意真棒’，要比说‘不’容易得多，所以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好好先生。”
当放映室的灯亮起来后，哈维会说：“大家觉得怎么样？”接下来全场沉默。“大家觉得怎么样？”某个胆子大点的员工说：“我挺喜欢。”哈维会进一步深究：“喜欢它什么？说具体点。”
“我就是喜欢——”
“说具体一点，告诉我，告诉我。”
“我喜欢结尾。”
“为什么喜欢结尾？你喜欢整个结尾？”他会无穷无尽地盘问下去。鲍勃对《性、谎言和录像带》尤其狂热，当他问“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有些人附和评论家的意见。鲍勃立即打断说：“不要对我说刚看过的东西，这部片子会赚多少钱？你认为片名怎么样？你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这个片名吗？”有人表示反对。鲍勃大声说：“你疯了？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片名，仅凭这个片名就能卖得很好。”从营销的角度看，只要片名中出现“性”这种字眼本身就意味着行情会不错。塔斯克接着说：“从那种意义上说，拿到这部影片简直就是找到了通向金钱的跳板。要想覆盖每个领域，必须尽可能主动一些。”
温氏兄弟俩都是出色的谈判高手。他们对于为什么而战以及如何从对方手中得到最需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哈维尤其擅长不断逼近、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确保自己掌握着跟核心决策人物相关的所有信息，要弄明白谁在跟他作对，以及如何摆平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负责购片和国际销售的戴维·林德（David Linde）说：“在这一行，人们什么狗屁话都说得出来，所以你要奉陪到底，你要亲自参与整个过程。如果米拉麦克斯要参加一场谈判，某个制片人在洛杉矶，那么你就得派人去洛杉矶，你要坐在他们面前，盯着他们的面孔，确信他们没有跟别人在谈判。你要弄到他们家的电话号码，要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直到拿到片子为止。如果温氏兄弟丢了某部影片，他们会气急败坏，有时还会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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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4）
拉里·埃斯蒂斯对哈维留下很深印象。他回忆道：“每个给我们打电话的人都说：‘我们看过这部电影了，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得给自己的人放映一下。’哈维从纽约打来电话说：‘我们明天能见一下吗？’第二天他就到洛杉矶了。”跟其他买家一样，哈维和他的随从到RCA/Columbia公司的会议室做了一次朝圣。他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做得彬彬有礼，衣冠楚楚，但对不准吸烟的规定却明显表示出不耐烦。“哈维准备了三份海报和一些广告，都放在透明封皮的文件夹里。”埃斯蒂斯回忆道，“他已经做好了营销工作。他们很负责任。”哈维告诉他和制片人博比·纽迈耶：“拿不到这部影片我是不会回纽约的。”他答应出比其他人最高报价还高10万美元的价钱。纽迈耶说：“那时，他们在发行商里排名第四或者第五。我感觉他们确实更渴望拿到这部影片。”
其他所有买家都诋毁米拉麦克斯，管哈维和鲍勃叫什么的都有，还暗示米拉麦克斯年底就会倒闭。南希·特南鲍姆回忆道：“埃斯蒂斯和纽迈耶考虑到他们的名声，显得似乎有些焦虑。我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找个代表来怎么样？’”她想到了艾拉·多伊奇曼。他跟哈维正好是两个极端。多伊奇曼风纪严整，在花钱方面相当保守，一切过失均按原则处理。他不会乱花一个子儿，除非他知道自己能够收回成本。他说：“大家对米拉麦克斯存有偏见，他们有重新剪辑影片的恶名，好像对影片的最终形样很清楚似的。导演对他们的这种粗野态度往往都敬而远之。他们的影片宣传也很不得体，误导观众。索德伯格尤其担心他们会因为片名而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哈维不能糟蹋了这部影片，反过来也不能走另一极端。”
纽迈耶和他的律师琳达·里奇特（Lina Lichter）决定揭露一下哈维虚张声势的做法，如果那算是虚张声势的话，以确认哈维想拿到这部影片的心情到底有多迫切。他们列了七个条件。埃斯蒂斯回忆道：“那些不切实际的条件中就有：‘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预付100万美元。’哈维回答：‘可以。’‘我们要求100万美元的广告费。’‘可以。’‘我们要求你聘用艾拉·多伊奇曼担任营销顾问，而且还得付工资。’‘可以。’我们说完单子上所列的全部条件，最后，当那家伙不停地说‘可以’又急不可耐地问‘那我们现在可以签协议了吗？’时，我说，我还得请示老板批准，不过——我们算成交了！”
但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一方还提出一些条件与米拉麦克斯作梗。特南鲍姆说：“埃斯蒂斯坚持要米拉麦克斯提前预付并且把钱打进一个第三方账户里，这样确保我们能拿到钱。我们还要他们保证影片必须原封不动，不能有任何额外的剪辑。”米拉麦克斯全同意了。埃斯蒂斯特别兴奋。“一部影片的影院和电视放映权卖出100万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录像版权，这种事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另外还附加100万美元的广告费，基本上仅影院部分的收入就达到200万美元。我们谈判过的独立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气魄大到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只想做成这笔买卖’，别的公司都在夸夸其谈。而且让我感到更放心的是还有艾拉过去约束他们。”温氏兄弟估计《性、谎言和录像带》会赚到500万至1000万。索德伯格感到很为难。“整个事情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回忆道，“我想，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大家都在议论：‘我的天！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什么让人心动了？’我想动心之处是温氏兄弟看到了做这部影片的窍门。”马克·利普斯基说：“也许他们出价确实高了些，但他们只能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把影片交给他们发行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相当放得开了，给导演们大笔预付金，而且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此外，温氏兄弟把竞争对手都给挤掉了。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其他竞价者都惊呆了。据新线公司的珍妮特·格里罗回忆：“听到哈维出100万，我想这也太荒唐了，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确认以后我感到很震惊，心想让他当冤大头去赔钱吧。他不是想毁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掌握了我们不知情的秘密。”
愤怒的艺术家 1989（5）
当然，最后看来米拉麦克斯确实掌握了一些新线和其他公司不知情的秘密。“他这样做简直太英明了，因为从此一切都改变了。”格里罗说，“我们都知道什么影片在市场走俏，我们会耐心地等候，请制片人的代理出去吃午饭，跟其他人一起去观摩影片，然后去喝咖啡——直到哈维出现。”他没什么客套。“哈维就是不情愿坐在教室后排，礼貌地举手等着点自己的名。”托尼·萨福德补充道，“在那之前，各个公司习惯于坐在办公桌前等着看他们的传真机上会出现什么。那种极其主动地寻找、猎取、协商合同的方式改变了这一行业的运作模式。”一天，在多伦多电影节的某一场影片观摩现场，马乔丽·斯库拉斯发现自己只能坐在地板上，因为整个剧场都挤满了人。她回忆道：“我环顾四周，哈维居然坐在我旁边。在地板上呐！汤姆·斯库拉斯是永远不会坐在地板上的。萨姆·高德温也不会坐在地板上的。他们甚至连等待排队都不会！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跟哈维和鲍勃的竞争会遇上麻烦。”
《丑闻》于1989年4月28日公映。丹·塔尔博特跟往常一样坚持要求全市只有在他上西区的林肯大厦独家放映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