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和录音棚的开支，还有银行贷款利息。虽然我有最后的剪辑权，但他却自恃如果他把钱收回去，我们就会崩溃。我们把发生的事情跟保罗讲了，保罗马上打电话给哈维说：‘别闹了，把钱给他们吧，后来他们照办了。’”此后，麦钱特有10年没有跟哈维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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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9）
导演们偶尔向媒体抱怨，这几乎让哈维发疯，因为如果听闻他总是随意改别人的影片，他特别需要的那种导演将纷纷逃避。比如，在哈维手中应付裕如的艾弗里就曾向纽约的《村声》（Village Voice）电影版编辑霍华德·费恩斯坦（Howard Feinstein）透露过一点内情。费恩斯坦曾就这个话题配发过一篇文章。哈维听到风声后十分生气，特别是这篇文章出现在米拉麦克斯为美国电影学院的国家电影与视频保护中心做募捐活动的前夕。据费恩斯坦说，哈维把电话打到家里那个从来不曾公开过号码的电话上，威胁要派一个摄制组到他的办公室拍摄下他砍掉作者的一篇文章的情形。据费恩斯坦回忆：“他凶相毕露。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威胁，我会受到伤害。我不会认为他愚蠢到真会说‘我要杀了你’。但是那种腔调真的很可恶，我很担心。”艾略特·斯泰因（Elliot Stein）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举出6部遭米拉麦克斯公司剪辑的影片，包括《细蓝线》、《征服者佩尔》、《丑闻》以及《小偷》（The Little Thief）。哈维因此获得“剪刀手哈维”的绰号，虽然这个起源的说法已经不可考。史蒂夫·伍利说：“应该不会有人对这个绰号感到奇怪。因为他本来就如此。看看《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就知道了。他操起一把大剪刀把两部不同导演的作品整合成一部。我觉得哈维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破坏或者会有负面影响，因为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剪刀手哈维’还算是一种恭维呢。”
然而，哈维在两个领域都没有好名声：他不仅招致导演的憎恨，而且还因为剪删影片而招致媒体的恶评。但是他不能剪得太狠，因为他不是还有求于导演去为影片做宣传，就是还得跟导演们合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虽然哈维是铁了心这样做，但也感到很矛盾。有时他会担心：“我们会惹他们生气吧？这样是不是挺蠢的？我是不是应该任其自然呢？”有时，影片放映过一场后他会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影片失去了我们兄弟最初喜欢的那种东西。”问题是，伯金说：“从1991年到1994我在米拉麦克斯工作期间，给我们带来最佳效益的影片全是那些从成品买来一刀未动的影片，比如《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哈维这家伙既真心喜欢电影，但又热爱金钱和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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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
米拉麦克斯陷入自由落体态势，托德·海恩斯和克里斯汀·瓦尚（Christine Vachon）发起“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运动，昆汀·塔伦蒂诺在圣丹斯放出他的狗，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创办十月公司。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出现犹如初次做爱，谁都想复制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索尼经典公司共同总裁汤姆·伯纳德
1990年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斯库拉斯电影公司的杰夫·利普斯基正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此时这只著名的灯泡也不再闪闪发光了。利普斯基的脑袋秃得像只光球——他患有脱辅基酶蛋白缺乏即莱克斯·卢瑟氏症，全身没有一根毛发。他的面孔棱角分明，戴一副黑框Mr。 McGoo牌眼镜。他既挑剔又很固执，强硬而又令人生畏。那时，他有一个偏爱紫色的怪癖，有时全身上下穿着纯紫色的衣服，连鞋袜都是紫色的。他在高德温工作期间办公室里的椅子都是紫色的。他在独立电影界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游击队员，却跟米拉麦克斯里的人一样无奈地为别人打工，与米拉麦克斯的人不同的是他一直热情地捍卫着导演艺术的完整性。他的车牌号是MPAANot（意指不要电影协会审查）。
当时，这位斯库拉斯公司电影部的主任正在伦敦看迈克·利（Mike Leigh）的一部影片，片名尚未确定。《远大希望》（High Hopes）是他在斯库拉斯取得的第一个战绩，这是一部由他收购而且小有斩获的影片。本片为该导演的第一部剧情片，必须确保做好北美市场的发行工作。利普斯基的宣传攻势引起美国评论界对利的关注，评论家们对这部影片大加赞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利普斯基是利在美国事业的设计师，把一个不为人知的英国导演变成一个具有中等知名度的国际明星。利普斯基对利生活的那片土地近乎崇拜，跟这位乘戾的导演以及制片人西蒙·钱宁威廉姆斯（Simon ChanningWilliams）的关系已经很亲密，后者极力保护着前者。迈克·利坚持邀请利普斯基去伦敦观看他的影片。利普斯基告诉老板汤姆·斯库拉斯：“我们一定要保持好这份关系。”斯库拉斯回答说：“我们是得去看看，得去看看他的影片。”几个星期过后，迈克·利又打来电话，但斯库拉斯仍然迟迟不动身。利普斯基心想，汤姆也许想断绝跟迈克和西蒙的关系，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他和妻子自己掏钱飞到伦敦看了这部影片，该片后来定名为《生活是甜蜜的》（Life Is Sweet）。乘聚餐之际，利普斯基对几位影片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部杰作，但我们不能买这部影片。”他解释了自己在斯库拉斯的处境。大家怂恿他另起炉灶：“你有这么多经验，还有这么多关系。我们一定支持你拿到这部影片。”
第3章冒险事业1990—1992利普斯基和妻子第二天早晨就飞回洛杉矶。他走进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冲动地说：“我要辞职。”这时，利普斯基已经是在业界干了16年的资深人士。但他知道，他不能就这么离开。利普斯基跟宾厄姆·雷谈过几次，而雷对自己目前在埃温纽（Avenue）公司的工作也很不满意，商量联手干的可能性。据雷回忆：“我们都厌倦了给别人打工，厌倦了听人说‘不，我们不能买这部影片’或者‘行啊，我们可以买这部片子’。我觉得自己掌控在别人手中。我要做老大。”利普斯基走出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给朋友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决定了，我刚才已经提出辞职，我要自己办公司，我们就把我在英国看过的这部优秀影片作为第一个发行的作品，你有兴趣吗？”雷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
雷跟利普斯基都已经46岁，在电影业浸淫多年。这位工程师的儿子在纽约城北部威彻斯特（Westchester）县的富庶小镇斯卡斯代尔（Scarsdale）长大。“我穿着一件纽扣系到脖子的衬衣，从郊区来到埃尔金（Elgin），坐在一个穿雨衣的家伙旁边，”他回忆道，“我父亲老说：‘你就继续干你的电影吧，你迟早会流浪街头的！’”他除了有那么一点亡命白人清教徒的基因，还有一种犹太制片人的基因。他矮小、粗俗、多变，瞬时专注功夫却很出名，善于当机立断，对自己的头脑很自豪也很自信。如果说利普斯基痴迷紫色，雷也有自己的怪僻。他日复一日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百慕大牌短裤、一件鲜艳的运动衣，戴一顶麦茨牌帽子。他一直不会打领带。“干吗要打领带呢？”他不明白，“那样显得太蠢了。一个曾经得过斯坦利杯奖的曲棍球教练用领带擦鼻子呢。我虽然不是在用领带擦鼻子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没有带手绢，完全可以用它擦鼻子啊。那很方便的。”雷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万宝路，酷爱喝酒。他办事有魄力，善于讲故事，为人豪放而达观。做电影的人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心口之间没有太多遮拦的人，不习惯留一手，对朋友和对手都一视同仁，言辞锋利、辛辣，经常惹麻烦。他跟利普斯基一样不会圆滑，直来直去。有人这样形容雷：“如果你把宾厄姆单独锁在一间密室里，他会跟自己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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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2）
雷跟利普斯基一样，曾在一些很知名的独立电影公司工作过，比如岛屿、纽约人、高德温（Goldwyn）、生动、埃温纽。利普斯基和雷的伙伴关系能确立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冲着钱才干这一行的——他们把1970和1980年代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心中燃烧的那股纯粹的激情的蓝色烈焰带到了1990年代。他们熟悉发行和市场行情，两个人都有着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强烈的对黑色、怪僻、危险影片的共同嗜好。比如，利普斯基曾给高德温争取到阿列克斯·考克斯（Alex Cox）的酷片《席德与南希》（Sid and Nancy）。在他们的辞典中，“向上”和“积极的生活”都是难听的字眼，他们都愿意在那些没有几个人看好票房的影片上冒险。正如雷所表白的：“我总是想尝试做商业上不一定能存活的影片，我不是什么先锋派的捍卫者，但我懂得真正的实验品和全然的大众货色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中间地带有一片令人欣慰的天地，有一群观众在那里等待着。在我看来，这样的影片不必是什么大制作或者最赚钱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酬谢。”
另一方面，不利因素是他们都太熟悉发行和市场，意味着两人不是互补型组合，他们的擅长之处有重叠。两人都有着严重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可能会成为一只鱼缸里的两条鲤鱼。对外，他们显得好像是非常铁的朋友，同样痴迷Mets牌产品。他们擅长的领域基本一致，个性却全然不同。这是一对奇特的搭档。利普斯基做事专制，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而且只能如此。他早晨5点就起床，晚上又早早上床睡觉。雷则相反，属于晚睡晚起型。他在利普斯基的阴影下渡过了职业生涯中很长一段历程，时间将证明，他即将步入阳光之中。
那时，很少有人会去投资一部发行不动的独立电影，而利普斯基和雷都没有钱。1991年3月1日，他们开始在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 Oaks）市的海斯汀大道利普斯基那牧场风格的别墅里工作。每天，雷从他住的温尼斯开很长路程的车，驶入405国道前往圣·费南多谷。每次他都要敲门，等待利普斯基让他进去。利普斯基从不给他配钥匙。他的办公室事实上就是利普斯基的餐厅，办公桌就是餐桌。他到达后椅子上已经放着早上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杰夫转宾厄姆”。即便两人挨着坐在一起，文件上也会写有这样的字眼。雷从Republic Home Video公司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一个自由办公区，离飞机场很近，也就是说离他的家比较近，但是利普斯基拒付租金。雷说：“杰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参与过十几部成功影片的发行。这些成绩都不是偶然取得的。但是他向来教条独断，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只能是杰夫的方式。时间只有一种，只能是杰夫的时间。一切业务必须在杰夫家里处理。那纯粹是杰夫的个人表演。我完全是个搭便车的角色。”
在利普斯基家以外的地方工作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难。有一个星期一，雷上班后发现一半家具没有了。他大声问道：“他妈的那些家具都上哪去了？”利普斯基说：“噢，被我们的一个朋友搬到镇上去了。我们把一半的桌椅送给他了。”几天后，他发现利普斯基的妻子带着她要用的家具走出来。利普斯基是在拮据状态起家的，一切压力都要他一个人抗着，他现在连说话都有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据雷回忆：“有一次杰夫走进来，显得十分激动，双手捂住眼睛，哭叫着说：‘我快瞎了！’开始胡言乱语，我说：‘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不见了。’当然，20分钟后他又没事了。”那天，雷下班回家，妻子问他：“今天怎么样，亲爱的？”他说：“噢，杰夫差点瞎了！”
还有一次，利普斯基和雷在圣塔·莫尼卡大道一家意大利风味的饭店请鲍勃·莱姆勒（Bob Laemmle）吃午饭。莱姆勒可谓业界大佬，他们家族很早就拥有多家影院，而且创办了环球公司，是洛杉矶独立影展的主要人物，因此也是他们新公司成功的关键人物。利普斯基和雷都渴望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就这么一点力量，我们发行的第一部影片是《生活是甜蜜的》。”两人说着诸如此类的话。但是，饭吃到一半，利普斯基开始沉默不语。“杰夫突然不说话了。”据雷回忆，“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鲍勃和我面面相觑：‘杰夫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什么，也没有对自己这古怪的举动做解释。一顿午餐就这样尴尬收场。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后来，他们爬进利普斯基那辆1986年产的蓝色雷鸟小车。“杰夫开着车简直像一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蝙蝠，紧紧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我感觉自己像置身于《法国贩毒网》（French Connection）那部影片中。”雷继续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最后终于发作，尖叫着说：“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怎么坐在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什么话都不说，鲍勃·莱姆勒一定觉得我们俩是他妈的倒霉鬼，你他妈的把一切都搞砸了。”利普斯基的脑袋变得越来越红，就像一只柿子椒似的。他一字一顿地说：“这会儿……我……在流血……快要死了。”他停顿片刻，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吞了块玻璃……在饭店……所以……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在我吃的东西里……放了碎玻璃。我们马上开车去CedarsSinai的急症室。”他把准备交给医生的玻璃让雷看。雷仔细地看了看说：“杰夫，那不是玻璃，那是干冻，那是意大利面条的角料。”于是他们又开着车返回去，越过那座小山进入谷地。20分钟后，利普斯基完全好了。“说得客气一点，”雷说，“他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神经质的大怪人，而不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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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3）
1990年，遍地是破产的发行公司，这些公司却正欢快地踏上制片之路。利普斯基和雷的公司清高地杜绝做制片业务。“我们不会犯别人屡犯不改的错误。我们会考虑走自己的道路，”利普斯基说，“上面有人财大气粗想做制片这种鲁莽的事情，下面有人因为缺乏必要的资金拿不到一部自己想要的影片，中间地带完全被人们所忽视，我们想填补这个空白。”
两人打算筹50万美元的资金发行《生活是甜蜜的》，然后再筹700万美元投资他们命名为10月的新公司。公司名字是根据他们同在10月出生的时间以及爱森斯坦的同名经典影片命名的。他们在第一个方面做得很成功，第二个方面却不然。在电影界筹钱，有时好像条条大路通向Allen & Co。投资银行。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利普斯基和雷真还敲开了那扇门。“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企业，也根本不知道Allen & Co。，”利普斯基说，“Allen & Co。的人看过计划书后说：‘你们很聪明，但缺乏长期从事企业工作的经验。保持联系，伙计们。’”
雷和利普斯基辛苦搜刮来的一点钱都用完了，他们心急如焚。凭着30年的从业经验，他们很有信心在戛纳电影节到来之前筹集到必要的资金。但是，戛纳电影节来了又去了，他们的努力完全落空。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