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和利普斯基辛苦搜刮来的一点钱都用完了，他们心急如焚。凭着30年的从业经验，他们很有信心在戛纳电影节到来之前筹集到必要的资金。但是，戛纳电影节来了又去了，他们的努力完全落空。在一个沉闷的夏季午后，一片阴郁氛围之中，利普斯基家的电话响了。电话是阿米尔·马林打来的，要找雷。雷小声抱怨着。他在去高德温公司前曾在多伊奇曼和马林的新影公司短暂地工作过，他并不喜欢马林。
马林确实不招任何人喜欢。攻击他的人说——不论公正与否——他在排挤合伙人多伊奇曼和约翰·艾夫斯，在自己被那位新来的老板取而代之前把一个蒸蒸日上的公司搞得黯然失色。在新影公司，马林算是局内人。他似乎满足于待在幕后，是一位善于从辅助性影视市场中挤钱的能手。索尼经典公司的迈克尔·巴克说：“阿米尔是独立电影界认识到电视和录像价值的第一人，很清楚将是这些辅助性而非影院收入推动公司发展，他明白影像部对公司的价值。”但是，当别人，比如说多伊奇曼，悄然有机会跟导演们觥筹交错、获得为公司的成功做出更多贡献的美名的时候，马林虽然从来不愿承认，但心里似乎有些嫉妒，感觉受到了伤害，有些愤怒。换句话说，他吃不准做鲍勃还是哈维。他给人的印象是在生活中尽量保持低调，但在内心深处也许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就像鲍勃，内心还有一个哈维拼命地想挣脱而出。
曾任新影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现任ICM代理的巴特·沃克（Bart Walker）说：“我一直认为阿米尔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们的业务关系都有一种个人化色彩。他很聪明，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由于他故作高深莫测，在公司引起许多麻烦。这种艺术用来谈判可能效果会很佳，但用来管理一个小公司就会遇到大麻烦。”
在昔日同事心目中，马林的不坦诚是出了名的。后来为马林担任制片部主任多年的约翰·舍斯塔科（John Shestack）说：“基本上，每个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很后悔。诚实是他的一件工具，对他有帮助的时候才偶尔用之。也许这些事情微不足道，但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很显眼。为了让你感觉糟糕，他会不惜撒谎。他会说某一个剧本：‘我看过，很失望。如果你不修改，我就另请高明。’其实他根本就没看过这个剧本。以后有人想买这个剧本时他又会说：‘不买，我们留着。’
‘我们干吗要留着？你不喜欢啊。’
‘不，我很喜欢，我很想把它拍成电影。’
“‘这儿还有你的电子邮件，你说不喜欢这个剧本，感到很失望，这又怎么说呢？’你别想得到任何答复，他喜欢营造一种恐怖氛围。”舍斯塔科管他叫“马拉奇·哈马维特（Malach Hamavet）”。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死亡天使的意思。
有些导演抱怨拿到欠他们的钱太难了。麦钱特/艾弗里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新影公司做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两位导演注意到，用艾弗里的话说：“我们个人从影片提成赚的钱都是从欧洲和英国汇来的，从未收到美国寄来的钱。”麦钱特插话说：“我们给新影公司的财会人员打电话，他们会摆出一堆借口，什么他的叔叔死了，某人生病住院了之类的。我们说：‘好吧，我们会派审计员过来。’”当这部影片总收入突破2000万元时，他们就说，马林送给他们一个昂贵的从Tiffany买的钟表。据他们说，马林要求把钟表的费用也编入电影预算，也就是说，两位导演本人掏了别人送给自己礼物的费用。他们还说，他用影片预算里的钱买了几件昂贵的礼服，准备在获奥斯卡奖提名后参加颁奖仪式时穿。有一次，两位导演在去洛杉矶的飞机上碰到马林。没有什么比一次商务出差飞行更能显示电影界的经济状况了。马林坐在头等舱，两位导演则在普通舱。当时麦钱特半开玩笑地脱口而出：“我真想杀了你。”如今他说：“他们拿着导演的钱开销自己的一切活动费用。发行商们都穿着阿玛尼牌西服，借一部影片大获成功之机就购买大办公室。那些办公司时间不久的生意人根本无意追逐这些，那得需要多少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才行。阿米尔·马林就干得出。他一手毁了那个曾经很成功的公司。”艾弗里最后说：“我们决定不跟他合作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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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4）
“我不记得给他们送过一只钟表，也不知道什么阿玛尼西服，我没有拿公款买过衣服，我也没有出昂贵的大价钱玩什么报道游戏。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马林反驳说，“如果存在什么财务问题，他们早就起诉了。我只记得有一天伊斯梅尔走进我的办公室，拿着一件礼物给我，那是一个漂亮的相框，他本人、我、丹赫姆·艾略特（Denholm Elliot）；我们几个人为了庆祝《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票房在巴黎影院放映破纪录，选了个星期日在广场饭店吃早午餐时合的影，我谢了谢他，然后过了几天，我们就付了相片和相框的钱。”沃克补充说：“我从没说过马林把新影公司搞破产。那是他的孩子，为了它的生存苦苦奋斗过。我也不相信阿米尔在背后捅了多伊奇曼。就我所知，是接替阿米尔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斯蒂芬·斯维德（Stephen Swid）做的那个决定。”理查德·阿布拉莫威茨（Richard Abramowitz）从1983年就在新影公司做销售，8年半后离开公司。“在新影公司的那些年。我是阿米尔唯一的支持者。”他说，“我们常常一起吃午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有了些看法。我们常常说阿米尔是典型的具有反闪族人特征的孩子。我离开那里并非因为他，不错，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那种做什么事都让我们不自在的人。他身上有我们这些对犹太人的感觉方式很敏感的人会很不适应的诸多典型性格。在阿米尔那里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次协商双赢的事情，往往是别人自取其辱。阿米尔认为他获胜的唯一手段就是每个子儿都要拿到手。人们总对我说：‘他是一个魔鬼。’我总是替他辩护说：‘他不是魔鬼，大家对他的做事方式要多加包涵。’魔鬼都有某种吸引人的魅力，你不能把每个人都比作希特勒。他还没有重要到成为魔鬼的程度。他只是个混球。”
但是，利普斯基和雷都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懂经营的伙伴。马林曾让新影公司的出资人相信，他是管理公司唯一巨额资产——影像部——的最佳人选。据雷说，马林告诉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子干得不错，我就要接手新影公司的影像部，要跟钱打交道了。你们没干过辅助销售，而我干过，我们干吗不谈谈合作的事呢？”雷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吸着烟，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甚至都无法忍受马林的声音。但是，在利普斯基看来，所有关于马林的坏消息都不过是谣传。他和雷都像站在马路边伸长脖子对着撞在一起的汽车发呆的好奇看客，都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雷曾对自己说，也许可以不妨把这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在Allen & Co。那里的行情有所看涨，也不是个糟糕的商业举措。利普斯基打破沉默说：“我们去一趟纽约，看看他们会说什么。”
1989年11月，《我的左脚》公开发行。12月底，《天堂电影院》被及时地提交给学院。该片在《纽约时报》上遭到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一篇影评的封杀，他把这部影片与《成长的烦恼》（Growing Pains）中最差的一集相提并论。但是，哈维却坚持要留下这部影片，他在那个美国本土很少见到意大利电影的年代取得了成功。
当《我的左脚》和《天堂电影院》替米拉麦克斯夺得不凡成绩时，哈维和鲍勃用无法回绝的价钱买断了制片人。温氏兄弟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付钱给你们，也许你们还在资助其他影片，但谁知道以后的结果，一无所有获都有可能，我们说不定马上就会改变主意。这话果然奏效。
奥斯卡评奖时间到了，《天堂电影院》居然获得一个最佳外语片奖提名。那年米拉麦克斯的行情涨得令人嫉妒，他们还拿到另外六项提名，其中五项是给《我的左脚》的，而索德伯格获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
各家公司开始给学院的成员们送上供审片用的录像带，这是业界的一种惯例。“录像带就是我们为《我的左脚》做的一切，”哈维说，“我们没有钱一场接一场地放映，去收买人心、举办豪华聚会。”哈维的宣传活动特别倚重名角的个人表现。他说服导演吉姆·谢里丹和制片人诺埃尔·皮尔逊（Noel Pearson）回洛杉矶做他们在好莱坞的老关系网的工作，他们的投票对学院奖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皮尔逊连轴转地用早餐、晚餐等方式讨好评委，最后以几场由好莱坞爱尔兰社区的台柱人物吉恩·凯利（Gene Kelly）和卡洛尔·奥康纳（Carroll O'Connor）举办的几场小型晚餐会达到高潮。聚餐成为娱乐小报和花边新闻栏目的报道对象，这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谈资。他甚至让戴刘易斯在参议院代表《残疾法案》做证（批评者说此举将不利于他获奥斯卡奖，但是，据哈维说投票活动就在那个时候举行）。
冒险事业1990—1992（5）
温氏兄弟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技巧的人。大制片厂的人在Bel Air和Brentwood他们的寓所放映完参评奥斯卡奖的作品后就请名人主持内部餐会，但没有人会想到对独立电影和外国电影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宣传活动，米拉麦克斯大胆地开了这个先河。“那时，大制片厂在奥斯卡的门槛上设了一把锁，因为没有一部独立制片电影会举行强大的攻势。”哈维说，“我们唯一能做的改变规则的事情就是不要坐以待毙，因为有些人的资金更雄厚，权力更大，影响更大，我们只能做些游击队式的宣传活动。”前宣传员马克·乌尔曼回忆道：“你举办晚会社交活动，在那里宣传叫卖会显得很自然。更多的人可以心口相传。”这种聚会在宣传外国影片、引荐尚未进入圈子的导演方面非常管用。在海外，米拉麦克斯则把“吃饭、致辞、放映”的一套做法引入伦敦、罗马等任何学院评委的活动之地。
策划过几场米拉麦克斯宣传造势活动的乌尔曼接着说：“如果仅凭一票就可以拿到一个奥斯卡奖，他们不会费心考虑去诱惑其他评委。他们放映的场次和地点比别人都要多。他们在电影离休人员之家放映过几场，因为有不少评委住在那里，虽然有人生活需要别人照料。他们会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去评委们度假的地方放映，如果评委去了夏威夷，他们就会跑到夏威夷去。他们也给评委家里打电话，既然不允许公司这样做，他们就雇愿意干活儿的人去替他们游说。这些人不少是老好莱坞圈子里的人士，一年有52个星期跟米拉麦克斯式的电影毫无关系，但他们认识学院成员，他们在评奖期间全讲米拉麦克斯的好话，几乎亦步亦趋。
如果获得导演、影片、演员、剧本这些重要奖项以外的服装或者音乐提名，他们就可以宣称获了10项而不是7项提名。他们盯着评委名册，开始日夜不停地做工作。他们常常一起坐下来逐一研究——“谁知道怎么可以认识这个人？”有时哈维会亲自打电话。后来米拉麦克斯逐渐壮大起来，开始投资制片，哈维给某个导演或者演员打电话时就说：“我很愿意以后能有机会跟你合作。你不觉得《钢琴课》挺不错吗？”
然而，搞定丹尼尔·戴刘易斯却没那么容易。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儿子，向来言行谨慎。他在片场也举止得体，绝不会失态。哈维得拧着他来做宣传。哈维说：“我周围全是一帮从未听说什么叫实话的人。他们孤陋寡闻、毫无信念，每天都有人拍马屁。拿丹尼尔·戴刘易斯来说。他们只会说‘是的，刘易斯先生，不，刘易斯先生。你很高明。你真高贵’。你这样，你那样。他怎么好判断呢？……我一直对他说，他将以拿奥斯卡奖结束在爱尔兰的地方演艺生涯：‘我已经成名……’”哈维喜欢引用戴刘易斯的话描述自己，“你只有一部分才能还管用——写剧本和买电影。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人，你完全是一场灾难。”
布兰特利跟别人一样只能日复一日地在纽约与温氏兄弟一起工作，别无选择。她曾请求哈维派她去伦敦分部工作，那边优雅的办公室设在切尔西区（Chelsea； 伦敦的文化区——中文版编者注）的莱德伯恩大街（Redburn Street），位于国王路（Kings Road）和泰晤士河之间。她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照顾戴刘易斯，后者已经喜欢上她了。他觉得，布兰特利还算这个疯狂公司的一个正常人。哈维从不进格兰纳达的门，如果她不去打开的话。他忘记了在分红时奖赏布兰特利一下。布兰特利从来没有参加过奥斯卡典礼，哈维觉得应该让她去一次。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哈维最终同意让她飞往洛杉矶，给她报销住宿费用，但是哈维却说：“特丽，我弄不到出席票。”她说：“别担心，我会自己买的。”她还没有说出口刘易斯就给了她6张多余的门票。她到洛杉矶以后，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接到米拉麦克斯的宣传员克里斯蒂娜·康内利亚斯的电话说：“哈维想跟你谈谈。”布兰特利吃惊地发现那张票在前排位置，紧挨着戴刘易斯，她不禁回想起在戛纳电影节闭幕式上哈维不许她坐在索德伯格旁边。她立刻明白过来，哈维想坐在这位获奖者身边。她说：“如果他知道我有这张票，我非得倒霉不可。”但是，她间接地向《我的左脚》的制片人诺埃尔·皮尔逊透露了哈维的心思。皮尔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显得特别气愤。第二天中午，米拉麦克斯在贝弗利山庄开了一个员工大会。哈维打电话冲她叫嚣：“你马上过来，直接到会场。”她想：真倒霉，我得去了。我不想带着这张票走进会场，我得回宾馆把它锁起来。她想像哈维会搜查她的钱包质问：“那张票放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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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后布兰特利走进米拉麦克斯租的套房，令她懊恼不已的是，她发现公司头面人物都齐聚那里。她原以为是一对一的见面，绝对没料到哈维会把她推到众人面前。她想，哈维是想借此吓住她。鲍勃走到她跟前，搂着她的肩膀说：“你对诺埃尔讲的那些话太傻了。你不是太愚蠢就是想背叛。到底属于哪一种？”她心想，这简直像黑手党。但她不想惹任何麻烦，于是就小声说：“我想是我太笨了吧。”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环球公司的总裁汤姆·波拉克打来的，哈维接了电话，立刻换成那种跟大人物通电话的语气，他挂断电话后望着布兰特利说：“要在环球公司这样做早开除了。”鲍勃又搂住她向门口走去。当鲍勃显得特别温柔的时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她想，这太让人不自在了，几乎完全可以猜到他会说：“特丽，你走人吧。”他没有这样说，她回忆道：“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在那儿的日子屈指可数。不要指望哈维会怎么样。”当时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替她说句辩护的话，“他们坐在那里像在观看一场马戏表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倒希望自己说：‘我操！’然后走出房间。在我看来，给他们打工的理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