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打工的理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我们是南方人。”那张票她没有给哈维。“我去出席了，就坐在丹尼尔旁边，感觉舒服极了。”
在3月的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哈维是没有挨着刘易斯坐在前排，但是，最后他收获颇丰，完全可以告慰这点失落。戴刘易斯获最佳男主角奖，布兰达·弗里奇（Brenda Fricher）获最佳女配角奖，《天堂电影院》获最佳外语片奖，米拉麦克斯拿到三个奥斯卡奖。这些奖项提升了影片在国外和未来的辅助性市场的价值，也因此树起口碑，使哈维有资本对他的演员们承诺获得奥斯卡奖，同时也有助于他买到更多影片。《我的左脚》退出院线时总收入已经达到亿美元。1989年的确是米拉麦克斯的丰收之年。正如鲍勃所说：“从1989年开始，我们时来运转了。”
温氏兄弟乘着《丑闻》、《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和《天堂电影院》的春风进入1990年代。到2月份的时候，《天堂电影院》已经全面铺开。米拉麦克斯负责购片的前主管马克·塔斯克回忆道：“这是一次实验，鲍勃曾经说：‘干吗要像发行艺术片那样发行这部影片呢？我们完全可以像类型片那样发行啊？我们干吗不做电视广告，把影片放映上500场、700场呢。’他们硬是把这部影片打进从来不曾放映配字幕影片的影院。”
温氏兄弟在挑选外国电影方面极具天赋，他们不仅能把这些影片做得很好，连米丽娅姆和她的朋友都会掏钱（虽然她经常陪兄弟俩观摩影片）去看。正如几年以后有机会与哈维合作的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指出的：“意大利影片非常非常伤感。哈维本性粗犷，他看电影的时候，巴不得能走到镜子前说：‘瞧，流泪了！’”
温氏兄弟安排公映的影片既有很感伤的又有很大胆的。他们的宗旨是拿到任何一部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影片，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争议，比如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期间，有一半观众中途离席而去。最重要的是影片不能枯燥。这部暴力加色情，再佐以批判撒切尔主义的黑色幽默影片自然毫不枯燥。哈维要求格林纳威压缩影片长度，给了他27页的修改要点。格林纳威正想忽略这些意见时，哈维打来电话说，他不喜欢艾略特·斯泰因的文章，该文认为导演完全没有必要再剪短影片。这部影片票房收入不俗，高达770万美元，而米拉麦克斯买下时只花了万美元，影片制成录像后又赚了一笔。
按照格林纳威的荷兰籍制片人基斯·卡桑德尔（Kees Kasander）的说法，哈维预付了一部分款项和收入，但是他和导演从来没有见过一分收入提成。经过审计后，卡桑德尔说：“他欠我们至少100万美元。但是要搞到那笔钱的代价将更大。这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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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7）
哈维说：“这部影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没有到赚大钱的地步。他们没有参与收入分成，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跟踪记录。卡桑德尔请了一个顶级会计公司，但一直没有给我们提供审计报告。这明显意味着审计没有澄清任何别有用心的说法。卡德桑尔证实我们欠他100万美元，明知这笔钱属于他却自愿放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米拉麦克斯在自身一系列成功的支撑下，它那位于第48大街的办公室的热闹程度逐渐堪与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地铁媲美了。1990年2月，米拉麦克斯搬到西侧罗伯特·德·尼罗工作室的旁边，在格林尼治和富兰克林的交界处，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新的特里贝卡电影中心（Tribeca Film Center）。哈维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必备的电视操纵员和一堆录像带，伊芙以及他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副他最珍爱的跟鲍勃和Mets全明星队一垒选手凯斯·埃尔南德斯（Keith Hernandez）的合影。哈维时断时续的减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吃了更多的垃圾食品。他身上一定有某种不利于节食的机制。他经常放松警惕。他曾向后期制作部的史蒂夫·厄恩哈特（Steve Earnhart）抱怨说：“我简直就像一个他妈的河马了，厄恩哈特。”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去接伊芙看电影或者参加晚会要用小车时，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三明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伊芙晚上会闻到我呼出的三明治味儿，但我顾不得了。”然后两口吞下去，又往嘴里塞进一支烟，想盖住一点味道。
显然在伊芙的动员下，哈维请来一个私人健身教练。开始进展还比较顺利，他告诉教练：“你最好能每天都来。先给你1000元，我说什么你都别当回事，让我练好身体就行。”教练很负责地按时前来指导。哈维常常一边接电话一边让教练在外面等候。最后，教练终于获准进入密室说：“我们开始吧。”哈维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50元；把这混账设备给我弄出办公室，明天再来。”第二天，教练来了后又遭到同样的礼遇。他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来来回回去见哈维。最后哈维终于放弃。
温氏兄弟已经不满足于在边缘地带求生存了，不想每发行一部影片都差不多拿整个公司来冒险。他们清楚自己是在做资本密集型行业，要想成功，得需要更多的资金可供调配。但是，蔡斯银行向他们施加了更大压力，要求他们收缩活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向大众集资，但是他们名声太糟糕了。“我们到日光谷找到Allen & Co。的一个分部。”据哈维回忆，“你坐在一间屋子里，里面至少有四十几个家伙，都是分析师什么的，提各种问题来轰炸你。如果你的赢利每年不能增长15％，他们就会痛骂你一顿。但电影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行当。如果我们又来一部类似《我的左脚》的怪片，他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不用大众集资了。除了我母亲之外，大众集资是另一件让我们感到很恐怖的事情。”
Allen & Co。又反过来劝他们。依《丑闻》、《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的赚钱经验，他们明白，这样的生意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来了。但是，过去那位处理米拉麦克斯方面提供的材料的财务主管似乎不在了。新的财务主管约翰·施密特（John Sohmidt）又把这项工作接过来。施密特是聘请成功的典范。他是耶鲁大学校长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的兄弟，长着沙子般的头发，始终面带微笑，有一种毫无戒备的幽默感。他的父亲是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朋友兼合伙人，施密特于1989年春末来到公司。跟前任马克·利普斯基和马蒂·蔡德曼一样，他发现这里简直乱得一团糟，尤其是财务部门。“米拉麦克斯处于无序状态也许已经有3到6个月了。”他说，“双方协商过的银行信贷额还没有突破，因为没有安排人处理有关的业务。没有人收取我们在影院的收入，也没人管理公司的资金流动。我们的净收入与净损失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可能会把钱花光？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年得借多少钱？这一切他们都毫无规划。”
冒险事业1990—1992（8）
不过，施密特至少在开始时挺喜欢在米拉麦克斯工作。“那里有一种让人感到很刺激的氛围，”他回忆道，“我们把一切都做在前面，同时，一切又都是新的。每天都充满了创造性。他们有一种‘我们对抗他们、我们对抗世界’的精神，非常有意思。最后，随着公司逐渐壮大起来，‘我们’越来越变成指代哈维和鲍勃，‘他们’则指员工们。”
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没有几年的施密特显得极为清爽和理想主义，但他同时也明白，要理清他们的做法将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同时也是公司跃上新的发展台阶的必要之举。“我对哈维和鲍勃说，现在该到把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独立电影公司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种做事业的方式上的时候了。那就是一切都要透明。我们必须结清合作方的资金，向人们表明，如果他们来跟我们合作是不会后悔的。这是今后公司向更高水平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米拉麦克斯支付了大约400万美元给《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制片人。哈维常常四处炫耀，把它作为米拉麦克斯决不食言的一项证据。“往往，他们支付一笔收入分成给制片人时，那一定是另有所图。”施密特接着说。不错，这次他们的所图就是公司的合法性。他又补充说：“我不能说他们好不容易从分成收入中支付给《性、谎言和录像带》制片人一笔钱是一种伎俩，因为他们有发行收入提成比例——哈维和鲍勃不能对它乱来——但问题在于，我们在这部影片上赚了五六百万，我们理应付这笔钱，但这两个家伙却四处炫耀。”（米拉麦克斯对此予以否认。）
出于同样的考虑，施密特还积极推动温氏兄弟走大众集资的路子。这样不仅会给温氏兄弟带来3000万或者4000万美元的新资本，而且还会提高他们的借贷能力，但是作为大众投资公司必须接受公众的审查，以此在财经界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这跟电影圈里的赢利分成是一个道理。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哈维和鲍勃在跟一些大制片厂谈判公司收购事宜。如果融资失败，他们可得找一个有钱的老爸，需要时随时把钱送过来。但是，米拉麦克斯在采取这些措施之际又跟当初一样快要山穷水尽了，它的三大产品——《柠檬姐妹》（The Lemmon Sister）、《动物行为》、《暴富》（Strike It Rich）——均告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11月发行的《布里奇夫妇》可能是公司赚钱最多的影片，赢利达770万美元，乔安妮·伍德沃德被提名为最佳女演员候选人。当然，这还不算很好。“新线公司的《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大赚了一把，”施密特说，“新线公司的成功总是比米拉麦克斯早一步，这几乎要了他们的命。”《骗子》（The Grifter）多少有些赔了；《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成绩不错；迪克·皮尔斯（Dick Pearce）的《漫漫归途》（The Long Walk Home）总收入为480万美元；佩德罗·阿尔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捆住我；绑住我》（Tie Me Up；Tie Me Down）总收入为380万美元；还有一些评论家看好的影片——张艺谋的《菊豆》和迈克尔·维尔霍温（Michael Werhaeven）的《坏女孩》（The Nasty Girl）也赚了一笔。但是，还有一大批没有爆炸的哑弹——比如《高个子》（The Tall Guy），总收入为万元，《美国梦》（American Dream）总收入为万元，海尔·哈特利的《难以置信的真相》总收入为万元，里兹·博登的第二部影片《爱情犯罪》（Love Crimes）完全一败涂地。这部影片经过反复重写、重剪、重拍，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白搭。米拉麦克斯步入两年最艰难的时期，虽然偶尔会有一点成功，但总体上已经在向悬崖边缘滑去。
在圣丹斯学院的黑暗中心，雷德福听上去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机构。但是他还在坚持着，对于看到它走出黑暗充满信心。爱德华·诺顿曾说：“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不断地有演员联合成立影视公司，但鲜有善终者，因为演员肯定要在自己的事业上投入很多。他们可能会把这辆卡车往山路上推一段，一旦不遂初衷就会放弃。坚持到底的很少。雷德福理应得到很多信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电影节这个雷德福得骂着踢着拖着的很不争气的活动，渐渐变成了一只会摇尾巴的狗，最后成为学院的一笔财富。悉尼·波拉克说：“开始时资助圣丹斯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事情。等它取代美国电影节后才出现了转机。”它不仅发展成为一个罕见的赢利中心，而且用拉里·埃斯蒂斯的话说，《性、谎言和录像带》把它塑造成“任何人都可以送上影片并且可能从此做大的地方”。先是在托尼·萨福德，接着又在杰夫·吉尔莫的经营下，它逐渐成为一种对工作室式评委会保守主义倾向发挥有效制衡作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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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9）
如果1990年有点停滞不前的话，1991年的电影节虽然是在海湾战争的阴影中举行，但已经开始加速前进了。那一年正好是圣丹斯成立十周年。也就在那一年，这个机构正式成为圣丹斯电影节。吉尔莫仍然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又让阿尔贝托·加西亚安排竞赛单元作品。这次参赛的作品有理查德·林克莱特的《懒虫》、海尔·哈特利的《信任》（Trust）；约翰·塞莱斯的《希望之城》（City of Hope）、朱莉·达什（Julie Dash）的《尘土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Dust）、马蒂·里奇（Matty Rich）的《走出布鲁克林》（Straight Out of Brooklyn），以及克里斯汀·瓦尚制片、托德·海恩斯执导的《毒药》。参赛的16部影片中有一半已经公映过。
《毒药》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昔日格兰诺拉麦片时代的圣丹斯与即将到来的移动手机时代的圣丹斯之间的一个小小窗口。影片用黑白胶片拍成，没有起用明星，剧情晦涩，更别提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了。全片由三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是戏仿1950年代关于疯狂科学家的B级电影，第二个是关于一个7岁的未成年男孩杀死自己的父亲的“纪录片”，第三个根据让·热内（Jean Genet）的《玫瑰奇迹》（Miracle of the Rose）改编，反映监狱生活的片段。用托德·海恩斯的话说：“《毒药》充斥着羞辱、虐待、放纵的同性恋等方面的内容，还有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你会称之为受虐狂的东西。”对圣丹斯的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剂猛料。当影片中出现两个犯人向对方的嘴里吐口水的镜头时，许多人离席拂袖而去。
评审团属意的是哈特利的《信任》，而记者卡伦·德宾（Karen Durbin）则强烈呼吁关注《毒药》。最后，令大家吃惊的是《毒药》夺得了评审团大奖。珍妮·利维斯顿（Jennie Livigston）正面表现易性癖的影片《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荣获纪录片奖。这一切标志着独立电影界出现了一个试图冲垮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同性恋电影的小浪潮，他们的作品立即被贴上“新酷儿电影”的标签。
新酷儿电影是艾滋病泛滥时期的逆子。正如海恩斯所说：“当时艾滋病是一个生死问题，许多同性恋者希望像别人一样被人接受和对待，但是艾滋病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除了坚持和表达更激烈的立场外几乎没有选择。如果我涉足同性恋，不仅要融入其中和别人一样，实际上还要承认同性恋对全世界是多么具有颠覆性的一件事。我喜欢让·热内的一点就是他既澄清了它的罪恶又揭示了其中的欢愉，从旁观者立场看到的欢愉。”
圣丹斯的电影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毒药》标志着电影节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吉尔莫说：“曾经是独立电影界的核心人物的地方性导演忽然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种向纽约或洛杉矶式偏见的倒退。”《毒药》所描绘的是一个与《心灵大地》相去甚远的世界。那些充满热情、政治正确的1980年代的忠诚勇士们，比如格伦·皮特里（Glen Petrie）、格里高利·纳瓦（Gregory Nava）、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