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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经过5年的辛苦奋斗，塔伦蒂诺决定拍自己的东西。他说：“整整6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闭门思过，我常常整个通宵逐一反省和清点自己一生中做错的事情，反省自己为什么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质问自己，你完全是个混账，你知道吗？这种反省对我不断进步很有用。比如，我会说，你根据影视资料馆的朋友来判断自己的进步程度，跟他们进行比较，你干的毫无意义的事太多了，但是他们迄今为止谁也不关心一生的职业设计。你应该尽快他妈的离开南湾，辞了影像资料馆的工作，去他妈的好莱坞，因为到那里你才会有作为。如果你跟跑得快的一伙人一起跑，你才会跑得更快，即便你是最后一个。那天深夜，我已经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了。”
1990年秋季，塔伦蒂诺和阿瓦里决定写一部短片的剧本，从理论上讲应该比剧情长片容易拍摄。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人愿意投资拍短片，最后这部短剧又演变成一个三部曲，分别由塔伦蒂诺、阿瓦里和一位从来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导演拍摄。最后每部又被作者扩展成剧情片，阿瓦里的演变成《喧嚣年代》（Pandemonium Reigns），塔伦蒂诺的演变成《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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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5）
塔伦蒂诺钓到劳伦斯·本德（Lawrence Bender）这位前舞蹈家兼演员来投资。本德把剧本转交给哈维·凯特尔，他答应出演。在导演蒙特·海尔曼（Monte Hellman； 《双行道》［Two Lane Blacktop］的帮助下，剧本最终送到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手中，这家公司由乔斯·梅嫩德斯（Jose Menendez）经营，直到1996年他在看电视时被儿子枪杀身亡。“蒙特把剧本寄到我家里而不是办公室，我回家打开包裹，然后从第一页读起来。”据格拉德斯坦回忆道，“封面上写着：《落水狗》，编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看到这里时我有点吃惊。稿子上还特别标明‘最后一稿’几个字。我一放下钥匙就开始读起来，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我完全被震住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塔伦蒂诺的态度很明确，他不愿自己被边缘化。他说：“我要自己拍这部影片，不行就在自己家后院用我的摄像机来拍，无论它会花我3天或者3个月、3年时间。”他跟格拉德斯坦谈得很投机。后者决定跟这家伙做这部影片。
当时，Live Entertainment公司从不根据剧本进行预算安排，格拉德斯坦找到自己的老板说：“很有录像的票房价值，里面全是一群持枪的家伙，哈维·凯特尔主演，影院放映结束后我们可以卖出多少盘录像带？”回答是，每盘56元，总共可卖出50万盘。据塔伦蒂诺回忆：“Live Entertainment公司打算跟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投资200万元拍这部影片，我们找不到任何别人。我们只有‘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最后没有合作成。后来Live Entertainment公司说：‘好吧，如果找不到别人，我们就跟哈维合作。’我听到后很震惊。‘如果你拍一部影片’和‘你拍了一部影片’之间有很大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电影都跟自我有关。按照塔伦蒂诺的成长史来解读《落水狗》剧本，他的出场就像一只从音像店的蚕蛹里飞出来的古怪的蝴蝶，不难看出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自己创造的过程。影片中充满了来自他蛰伏了5年的影视资料馆的笑话、双关语和对话的片段，还有那帮伪装过的先生其实就代表着资料馆的同仁们，塔伦蒂诺这位已经离开，事实上已经导了一部剧情片的家伙——在影片中摇身一变成为“橙色”先生；他出卖了大家，爱着他的小偷“白色”先生原谅了他。《落水狗》表达了塔伦蒂诺对朋友们的复杂的内疚感，先是利用他们随后又离弃了他们，同时流露出对从未经历过的、由一位父亲主持的洗礼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又在扮演“白色”先生同时又是这部影片教父的凯特尔身上实现了。
就在影片列上投拍日程之际，塔伦蒂诺到圣丹斯的电影工作室去了两个星期。“我认为圣丹斯电影工作室太伟大了。”他说，“真正到了那里以后，才认识到专业人士，悉尼·波拉克、乌卢·格罗斯巴德（Ulu Grosbard）这些名人。所有那些花给我以及另外八个以前什么也没有拍出过的人身上的钱，都是为我们而服务，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向前。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对我如此信赖过。”
但是即便在天堂也有烦恼。塔伦蒂诺的拍法完全是反传统的，尤其是长镜头的应用。《棉花俱乐部》（The Cotton Club）的摄影斯蒂芬·哥德布拉特（Stephen Goldblatt）就是那些名流师资中的一员。每当他把头探进剪辑室的门时，塔伦蒂诺就大声说：“嗨，我们刚剪完这一场戏。”
“‘太好了，我很想看看。’我们都喜欢的那个片断他却很讨厌，并且说：‘你得再好好剪一剪。’
‘他妈的，我想用长镜头来做实验。当戈达尔——’
‘我也喜欢戈达尔，但是够了！’他很不客气，接着又说，‘最让我吃惊的是你居然是拿自己的钱来拍这部影片的，你就做成这个样子。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拍真正的电影，你会被开除的。’我也怕被开除，因为他们会不让我这种人继续拍片的。”
买卖游戏 1992—1993（6）
由于《卡夫卡》的惨败和一些诱人的拍摄计划的夭折，史蒂文·索德伯格最后决定开拍《山丘之王》。他从1992年4月底开始在洛杉矶着手写剧本。5月初剧本完成时正值中南部发生暴乱。影片讲述一个失去母亲、偶尔有父亲照顾、基本上是自己长大成人的男孩的故事，跟索德伯格本人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他的父母婚姻不幸，母亲沉溺于超自然现象不能自拔，喜欢读书、经常举办降神会。贝茨·布兰特利有一次说过，索德伯格的母亲就像“每天晚上出现的噩梦”。“这部影片必须得相当个人化，”制片人芭芭拉·马尔特比说，“这部作品本身和索德伯格从书里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小说写的是一个乐观向上、绝不妥协的孩子的喜剧。在第一次剧情研讨会上，史蒂夫就把它化成一出悲剧，把书中描写的小孩改造成自己成长的翻版。”《山丘之王》至此还没有按照环球公司的意图投入生产，他需要雷德福的支持。雷德福在公司需要会见的人很多，其中有几次要跟环球公司的总裁汤姆·波拉克和制片部负责人凯西·西尔弗（Casey Silver）见面，这些得根据雷德福本人的活动计划安排，索德伯格约见雷德福的要求要么取消，要么雷德福索性不出席，他可能还在恼火索德伯格让他排队等待——或者更有可能是完全抽不出时间。有时他在索德伯格和马尔特比正在面谈的时候打来电话，跟马尔特比交谈很长时间，告诉她如何想给索德伯格打电话，因为错过这么多次约见感到很内疚，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自给索德伯格本人打过电话。索德伯格委婉地说：“他做出很多令我感到很不开心、困惑不解的决定和事情。”
环球公司坚持要求预算不能超过8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得欠薪分成。“这跟拍《卡夫卡》以及《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情况完全一样。”索德伯格说，“作为一个导演，我已经习惯于设想自己想像中的分成计划。雷德福想让每个人的分成比例完全相同。我要他给我本人和制片人开稍高的比例分成，因为这是我们带到野林公司的一个项目，不是野林公司原创的，还没有人在这部作品上投入时间，因为公司还没有动手投拍。”雷德福拒绝了，他说索德伯格的要求是一种侮辱。他们就这个问题纠缠了数周，他仍然固执己见。最后，雷德福毕竟是雷德福，他还是毫不让步。索德伯格深感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后来，在投拍前准备期间，有一天巴尔迪摩电影公司的负责人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问索德伯格是否愿意考虑执导一部名叫《益智游戏》（Quiz Show）的影片，并把剧本给他送来，这个本子由于没有人接而拖延了好几年。约翰逊说：“我想请你先看看剧本，是不是喜欢。”
《益智游戏》讲述的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一桩臭名昭著的电视游戏节目的诈骗丑闻。索德伯格读完剧本后打电话给约翰逊说：“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我很想马上就拍。”约翰逊说：“太好了！”索德伯格跟理查德·高德温（Richard Goodwin）交谈了几次，这部影片就是根据他的著作改编的。他还见了蒂姆·罗宾斯（Tim Robins），后者答应出演片中的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
与此同时，在约翰逊手下工作的盖尔·莫特鲁克斯（Gail Mutrux）肯定把《益智游戏》的剧本拿给她丈夫托尼·甘兹（Tony Ganz）看了，他正好是野林公司的负责人。甘兹一定又把剧本拿给雷德福看了，雷德福认为应该由他而不是索德伯格来导这部影片。当然，索德伯格不了解雷德福想从任何一位圣丹斯认为值得培养的独立导演手中夺过任何一部影片的心思。如果丹尼斯·厄尔（Denise Earle）参与拍摄工作，他对《巨人约书亚》会采取同样的手段，而且对《大河奔流》（A River Runs Through It）也会同样如此。1983年，制片人安尼克·史密斯看中了诺曼·麦克琳（Norman Maclean）的这部作品，从圣丹斯贷了15000美元。她请来作家比尔·基特里奇（Bill Kittredge）和执导过《心灵大地》的理查德·皮尔斯。1985年，史密斯得到去工作室学习的机会。两年后，当她选择的这个项目就要撑不下去时，她听说雷德福感兴趣，她的情绪一下子低沉下去，因为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雷德福控制一个拍摄项目时，这个项目就变成他自己的了。”她说，“他接过这个作品。”果然，雷德福找到麦克琳把版权买了下来。雷德福担任导演后，皮尔斯就退了出来。（最后史密斯和基特里奇担任联合制片人。）
买卖游戏 1992—1993（7）
“雷德福完全是以奥林匹克的方式来工作的。”皮尔斯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懂不懂我想怎么拍这部片子。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番话，对我理解这件事很有帮助。他说雷德福就像一个漂亮女人，当她从这个世界走过时必然要造成某种混乱。但是，我还想说，如果我有一个拍摄计划，正好雷德福的公司也很喜欢，我是不太情愿把影片交给他们去做的，因为可能会发生《大河奔流》那样的事情。”
史密斯辞职了。“这里面完全谈不上有什么险恶的。他没有义务对圣丹斯提及的一切都插手，不可能一切都用书面规则解决，那里根本就没有规则可言。”洛克菲勒基金会前董事霍华德·克莱（Howard Klein）说：“在洛克菲勒，我要提供资助时有一条严格的标准：我从不接受某位艺术家的任何一件东西。但是我不太清楚鲍勃的心里是否明白，人们认为他从不跟商品打交道。那里存在如此多的灰色地带，他完全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1990年，雷德福在他纽约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对这些指责不以为然。“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我10年。”他说，“有关我们的做法外面谣言很多，我认为他们说得不对也不公平。他们说：‘雷德福把这些影片据为己有。’我从来就没有想出于私心来拍这些影片。”但还不太清楚他是否真的听到过这些指责。“我没有有意排挤任何人。”他谈到《大河奔流》时说，“我们团结了各种力量。说实话，我跟许多人的合作都不是太成功。所以，我总是说我宁肯自己来做。那么，我是做呢还是不做？安尼克对此很会意，她说：‘做。”，雷德福不愿别人说他把优秀的独立电影人排斥在一边，尤其那些不是他投拍的电影，并且忙着要参加他的电影节的导演。没有人说过他在好莱坞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他认为是那丑陋的东西时，因此，约翰逊向索德伯格表示：“我们感到很抱歉，资助《益智游戏》的三星公司已经准备要撤资了。不能由你来拍，因为你参与了制片。我们打算把这部作品转交给其他导演拍。我们有一份备选导演名单。”此事非常令人气馁。“但是这份名单上没一个人能用得上，令人惊讶的是雷德福很有兴趣。他可以立即着手拍摄。”索德伯格对此无动于衷。他心想，这完全是一场阴谋。如果你想急于上一部影片，并且想尽快拍完，你最好找悉尼·鲁迈特（Sidney Lumet），他干活儿麻利，而不应该找雷德福，雷德福工作起来简直像爬行。索德伯格只说了一句“噢”。他很生气，雷德福没有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毕竟，他认为他们还是有“一种关系”。雷德福说：“这个电话本应由我打，这个电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打的。”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做。（雷德福随后解释他没有打电话给索德伯格是因为约翰逊说，他会来处理这件事。但当时有人提醒他这件事，他故作惊讶地说：“嗯，如果我知道史蒂文其实想让我来打这个电话……”并答应给索德伯格打电话，但他一直没有打。）
1993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索德伯格完成了《山丘之王》的拍摄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收尾任务，他在北好莱坞埃尔默大道上跟朋友合用的那套条件很差的三居室公寓里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正在剪辑影片，想打磨得更流畅。许多东西他感到不满意，部分内容也打算重拍，尤其是结尾部分。电话是雷德福打来的。他提到他们之间的尴尬时说：“你瞧，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我也很想商量，但首先我得看到《山丘之王》，你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索德伯格有些不知所措地说：“好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看？”
“明天”。
“我抓紧做吧。我来准备一下。”
“太好了！我要好好看看影片，然后我们可以认真谈一谈。”第二天是星期天，索德伯格得费些劲才能找到放映机，但他设法在班迪（Bundy）附近的西奥林匹克（West Olympic）的兰塔纳（Lantana）用天行者音效系统（Skywalker Sound）放映了一场。索德伯格说：“星期六的那次交谈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谈话。”雷德福一直没有向他提到《益智游戏》，甚至没有跟他继续讨论《山丘之王》。
买卖游戏 1992—1993（8）
后来，这位年轻的导演听到反馈回来的消息说雷德福不喜欢这部影片。“这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影片。”据透露他这样说，“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拍法。”这种说法可能有道理，因为据索德伯格说，雷德福忽然宣布：“我想把自己的名字从影片上去掉，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跟霍奇纳吃了一顿午餐。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挂上自己的名字。”
“好吧。但是，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做，你觉得拿分成合适吗？你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你不能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同时还想拿分成。你究竟选择哪一个？”
“那我就挂上自己的名字，钱也拿。”
那时，《山丘之王》已被戛纳电影节接纳。“我当时特别气愤，对什么都毫不宽容。”索德伯格回忆道。他告诉雷德福：“我们还是任其自然，拿掉你的名字吧。如果我有那个实力，真想大骂一通。”他威胁要把此事公之于众，到时这个问题自会解决。（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