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谢谢。”
“我听人说所有死去的纳粹分子都在新泽西超生了。你的电影恰好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
“哦，我没有听说过这种观点。”
接着她朝他的脑袋给了一拳。“第二天我觉得特别沮丧。”史密斯说，“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似乎都弄砸了。”但是有人建议他把影片送到圣丹斯去。史密斯跟其他所有独立制片导演一样把圣丹斯当成推出《性、谎言和录像带》的电影节。他觉得那是一部真正的电影，流畅而又充满了明星或者准明星以及漂亮女人，同时又有很高的制片价值。“我甚至从来都不敢想圣丹斯，”他说，“那里不是我意向中的那种电影节。”但是，令他惊讶的是自己的影片居然被接纳了。他当时还在拍过《疯狂店员》的便利店工作。“我站在柜台后面，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个进来的人，但没有人知道圣丹斯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完全是白搭。”史密斯请皮尔逊代理这部影片。“皮尔逊带着我们去了五家公司。”他说，“我们把录像带交给索尼、佳线、十月、高德温和米拉麦克斯。”塔斯克回忆起是在特里贝卡电影中心观摩这部影片的。当时哈维没有看。史密斯感到很泄气。“米拉麦克斯是最重要的独立电影标牌，一级的团队。”他说，“那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们想我们已经被米拉麦克斯宣布了死刑。头头都不去看它。我们抵达圣丹斯之前，每个人都不看好这部影片。”
史密斯对于在电影节上会怎么样不抱太高期望。皮尔逊也不怎么重视他们，他把注意力放在《钓鱼去》上。但是观众似乎挺喜欢《疯狂店员》。观摩后的问答会上气氛异常活跃。他们很喜欢听拍摄这部影片时睡在便利店地板上的导演的故事。史密斯说他为了弄到柯达的打折胶片而撒谎，他称自己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于是为了得到一张学生证不得不又注册了新学校的一门课程，大家听了爆发出一阵大笑。人群的喧闹声逐渐大起来。塔斯克答应史密斯在最后一场观摩时带哈维来。他给自己的老板做工作说：“我很奇怪怎么就没有人买这部影片。你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去看一会儿吧。”
美梦成真 1993—1994（6）
“不去。”
“哈维，去吧！”哈维有一度好像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因为在一次聚会上一个对他不满的编剧揍过他。后来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但是星期五晚上，哈维还是出现了，他抽着烟，大口地吸着公园城稀薄的空气，吃力地沿着主大街向位于山顶的埃及影院走去。
电影开始不久哈维就显得烦躁不安。片探们为了让他安心坐在那里使了不少花招。他喜欢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这样方便他迅速离去，但是大家把他塞在塔斯克和霍温之间的座位上。他喜欢巴西产的用大罐装的涂着一层巧克力的杏仁。他给周围的人发了些杏仁巧克力，当时大家本来就觉得很燥热而且身上又黏乎乎的，谁也不想碰这东西，最后在黑暗夜色的掩饰下扔在地上了。哈维可以一口气吃掉两听，但是在这种场合却吃不了那么多。塔斯克告诉他：“记住，想想37，你得待到37这个字数出来，那是口活儿。”（他是指一个角色和女朋友之间非常搞笑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有多少人跟她发生关系。）哈维这才提起精神。站在后面的史密斯听到一个家伙疯狂地哄笑。他想，谁他妈的像《恐怖角》（Cape Fear）中的马克斯·卡迪那样如此粗鲁地大笑呢？当然是哈维了。观摩结束后，塔斯克把导演引荐给他的老板。哈维大声说：“他妈的这电影真棒；我想给它添个配乐，然后在多媒体中心上演。”史密斯心想，他妈的成啊。他回答说：“温斯坦先生，很荣幸见到你，我对你出品的电影一直很崇敬，我以一个观众的身份看过四遍这个电影了。每次我都要做记录，我知道只消10或者12分钟我就会被领出去。”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史密斯拨弄着他，他说，“我们看过很多有关剪刀手哈维的报道，但是当你一心想让影片被人选中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个的！如果有人想剪片子，如昆汀所说，就像一个孩子用纸来剪出玩偶一样，你要说：‘给你，拿去吧，我不在乎，随你处理好了！’”
哈维、塔斯克和戴维·林德簇拥着史密斯、莫西尔和皮尔逊向大街对面的食府走去。他们路遇十月公司的雷和利普斯基。皮尔逊请雷和利普斯基说几句大家可以维持和平的话。他们毫无兴趣。哈维继续赞美着这部影片。“我们很快搞定了哈维，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粗鄙的人。”史密斯回忆道，“我们不知道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意识到了没有，或者意识到那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后来，我一直认为他就是那种人。他的嘴一直闲不住。他已经抽了大约九支烟，吃了好几大把薯片。有人说，这个小子居然负责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皮尔逊把他们拉到一边说：“他们的出价不高，你们这帮小子搞这个并不是为了赚钱，对吗？”
“对啊，他妈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会他妈的免费把这部片子送给他们，我不会给——就米拉麦克斯了，你们是傻瓜吗？”
“太好了！他们想出200，我给升到227。”《疯狂店员》只花了27万美元。哈维说，”其中1万美元用来修饰影片，重新合成，再转录到35毫米胶片上。剩下的就归你了。”史密斯心想，他们的确喜欢《疯狂店员》，但看中这部影片，还是因为他们已被迪斯尼收购，大家都在质疑“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会看到《哭泣的游戏》那样的影片吗？迪斯尼会允许一个家伙再做独立电影吗？”买下《疯狂店员》无异发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我们还是米拉麦克斯，因为我们选中了一部看上去很粗糙的独立制作的黑白影片，片中还有恶心的###镜头。”有人开了一瓶香槟。当史密斯和莫西尔离开那家饭店时一个对另一个说：“伙计，你想过我们还会拿到分成收入吗？真是太好了。”他们到米拉麦克斯住的酒店去开聚会了。
曾与其合伙人西恩·丹尼尔（Sean Daniel）资助过林克莱特的第三部影片《目醉神迷》（Dazed and Confused）的环球公司制片人吉姆·杰克斯（Jim Jacks）在圣丹斯电影节的闭幕晚会上给史密斯做工作。杰克斯说：“米拉麦克斯买下你的片子了吗？真遗憾，因为我很想替环球公司买下来重新制作。”史密斯说：“我没有兴趣重拍，我不想拍大制片厂影片。《疯狂店员》永远不可能通过制片厂体制拍出来。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是打败对手而已。《疯狂店员》讲述的不过是在便利店工作的几个家伙的故事，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但影片结束时他们还在那里工作，依然痛恨自己的工作，看上去谁也没有战胜什么。我只想做一个独立制片导演。我想在米拉麦克斯工作。那些日子还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制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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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4年也许是《疯狂店员》、《钓鱼去》、《打猴子》这种真正的独立电影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后一年。未来流行的将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这种影片，该片由格莱梅西公司（Grameicy Pictures）发行，总票房收入达5300万美元。瓦尚说：“现在无论如何是卖不出《钓鱼去》这种片子了。那是一部真正的低成本电影。人们对那种电影的期待已经发生改变。观众想看所谓的独立电影时，其实想看的是《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并不想看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东西，那种拍成黑白片、声音很难辨认出来的影片。”霍普补充说：“无论什么人立足于什么现实，你一旦让凯文·史密斯或者罗斯·特罗克这样的人迅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富有起来，你不可避免也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那是一部关于中彩券的影片的标题。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伙计，能把我们的影片放出来就不错了。’现在变成‘是赚大钱的时候了。去拿我们应得的那份吧’。”
曾经在佳线电影公司市场部担任头头的里兹·曼内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觉拍电影是出于某种不正当的理由。那时独立电影导演跟摇滚明星几乎是同义词。这些人把他们的名气寄希望于一部电影。他们已经不是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写的那样了，而是一群彻头彻尾的蠢货！戴着耳麦站在埃及影院前，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贝尔纳多·贝托鲁奇的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安东尼奥尼。这已经成为一种讽刺性的画面。”
电影节的成功抬高了杰夫·吉尔莫在圣丹斯的地位，在他和自己员工头上笼罩了一圈崇高的光环，其他部门则心生嫉妒和仇恨。另一方面，这位电影节的负责人把圣丹斯的其他部门视为吞噬着电影节带来的金钱的寄生虫。凯西·舒尔曼说：“参加人数规模相当庞大，而且每年都在飞速增长，我们增加了更多买特价票的人，大家都问：‘钱都上哪儿去了？’外面传言很多，都说钱流向经营不善的缺口了，比如度假胜地。”
电影节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困难重重的学院中变成一个绝对不可缺少而且又极其受欢迎的赢利中心。“1994年的电影节，按照从圣丹斯拿到更多融资和更大预算的标准衡量是一次转折点。”吉尔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制作精装目录，圣丹斯被描述成一个全国级机构，被业内人士认为在给独立电影提供代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他们不购买影片，也到电影节上来为年轻导演和演员的发展寻找门径。忽然间，前几年使主流电影工业与独立电影区别开来的界线大大模糊了。是经纪人们催生了这一现象。罗伯特·纽曼把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请到哥伦比亚。”吉尔莫特别欣赏这一点——独立电影和电影业之间壁垒的消失。市场因素虽依然充满风险，但却给了独立制片导演前所未有的机会把自己的电影卖成现金。如果他们的发行商米拉麦克斯和高德温能够推动他们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一方面，雷德福拒绝接管美国电影节时害怕的一切都出现了。独立制片导演不仅在竞争中互相坑害，而且，“这种竞争正在靠近好莱坞。”舒尔曼说。他们喜欢听到某人说什么影片最好。专门负责筹钱的加里·比尔却以跟舒尔曼所反对的同样的理由支持竞争。他的目标是发展圣丹斯，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在高喊着一个词：“打品牌。”糟糕的是，市场化正在吞噬电影节。质量被量化了——用美元衡量——圣丹斯也开始极力向金钱靠拢，几乎公园城的每个地方都高价卖给了竞标者——汽车公司、制片厂、杂志、葡萄园等等。你在主大街上走不了3英尺就会有人把一只装满品牌T恤衫、杯子、帽子或者一两张CD的袋子塞到你手中，事实上，除了圣丹斯本身，汗衫、风衣、帽子、滑雪服，一切都在一些专门的亭子里高价出售。前一年，在圣丹斯，第一次出现把公司的标志打在银幕上的情况。圣丹斯以前的节目统筹员洛里·史密斯（Lory Smith）说：“加里·比尔在吸引企业赞助电影节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现在已经请到了奔驰、波士（Hugo Boss）和白雪香槟（PiperHeidsieck）等支持独立电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要组织好电影节需要呕心沥血。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颁奖典礼必须容纳如此众多的赞助者和保险商，以致独立短片的导演都无处容身了，而其中一些人本想衣锦而归的。皮尔逊已经感到厌倦和失望，那一年电影节后已不再为影片做代理，这项工作也逐渐落到代理公司和律师手中去做了。第二年带着《公民鲁思》参加电影节的亚历山大·佩恩说：“你带着独立电影参加圣丹斯，其弦外之音无非是，接受我吧，我想做一个商业导演，我需要一个经纪人，我想去好莱坞。”宾厄姆·雷则描述得更为简洁：“它已经变成一家动物园，一个马戏团，一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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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成真 1993—1994（8）
虽然圣丹斯的市场化转向对独立制片导演有好处，但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幸运。独立电影界的资深律师琳达·里奇特说：“最初，电影节还有一种支持政治或艺术意义上的反主流文明的另类观点，但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它基本上只关心如何获取成功了。在圣丹斯，成堆的电影即将失去贞操。孩子们在拍摄关于孩子的电影。除了个别例外，独立导演还没有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这里具有席卷一切的力量，导演们被吞没、咀嚼后再吐出来。”
如果说1994年的圣丹斯还处在刀口之上，还可以争论《钓鱼去》、《疯狂店员》、《打猴子》是否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或者新时代的开始，那么，昆汀·塔伦蒂诺的下一部影片将对所有这些发出挑战，并通过明确独立运动的发展方向重新改写游戏规则。
那一年，从未走出过美国大陆的昆汀·塔伦蒂诺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他带着《落水狗》参加各种电影节的巡回放映，在世界各地旅行。他回到洛杉矶后，就和罗杰·阿瓦里住在位于曼哈顿海滩的公寓。丹尼·德维托（Danny Devito）的泽西电影公司给了塔伦蒂诺100万美元用于策划新影片，还给他提供了一切必备的物质条件，他心里一直想着继续写他和阿瓦里因创作《真实的罗曼史》而没有完成的一部电影剧本。他对阿瓦里说：“那个创意太好了，不过——我想一个人把整个故事都写出来。”
“太好了！你写吧！”
“好吧，我能借用你已经写出的那些情节吗？”
“当然可以。”阿瓦里写的“喧嚣年代”讲述一个拳击手拒绝参加比赛，在回忆父亲的金表时引出一些黑帮分子的故事，这些素材构成塔伦蒂诺后来执导的那部影片的三分之一的内容。“最初决定写《低俗小说》时，我们明确将分开写几个部分，两人作为编剧同时出现在演职员表上。”阿瓦里说。泽西公司与马克·梅达沃伊（Mark Medavoy）负责的三星公司签了意向协议。三星公司对阿瓦里不感兴趣，当时这家制片厂打算抛弃他，塔伦蒂诺极力为自己的朋友争取机会。他还动用自己刚刚具备的某种分量；通过让自己担任该片的执行制片人，为阿瓦里的影片《杀死佐伊》（Killing Zoe，又译《亡命之徒》——中文版编者注）寻找资金支持。
塔伦蒂诺经过一场辛苦的世界之旅后已经精疲力竭，最后在阿姆斯特丹休整了3个月，接着开始创作剧本。当时跟他同在阿姆斯特丹的阿瓦里回忆：“我们又捡起‘喧嚣年代’重写了一遍，而我们各自写的内容几乎完全不相干。我们基本上把所有写出的东西编织在一起，然后把精彩场面抽出来，把稿纸铺在地板上串联起来。我有计算机，最后把它们整合成连续的情节。昆汀有三星公司的资助，而我糟蹋不起钱，还得养家糊口，最终决定还是不干了，准备去拍《杀死佐伊》。”
塔伦蒂诺继续写这个剧本：“我们本来可以用800万美元的成本为三星拍出《低俗小说》，他们不会在这部影片上赔钱的，但他们更喜欢让我写成可以启用明星的本子，这样他们可以拿出2500万美元来制作。我觉得他们并不真心想投拍，除非认为这部影片会赚1亿美元。”三星公司的人看着塔伦蒂诺，觉得很难办。塔伦蒂诺跟三星公司的主管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