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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索德伯格在洛杉矶度过了几年，努力地写着剧本，尝试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况，并试图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境界，但在公园城一个重要人物他也不认识。他已身无分文，编剧、拍摄和剪辑《性、谎言和录像带》已经耗完筹到的35000美元。他甚至都租不起一辆小车，不得不乘坐往返的公共汽车或者步行。除了等待星期三的下一场观摩放映，他无事可做。那天他本想和几个朋友以及两个剧组人员彼得·盖勒（Peter Gallagher）和劳拉·桑·吉亚科莫聚一下。让他吃惊的是放映前半小时票就卖完了，大厅里挤满了激动不已的影迷。这也是第一次有发行商出席的放映活动，来的人并不多，因为那些年没有几个人会自寻麻烦花那么长时间乘飞机去盐湖城。来看电影的发行商中有负责奥利安经典的迈克尔·巴克和汤姆·伯纳德。这两个人在放映20分钟后退场以示警告索德伯格。他想：噢，我猜我们又得直接做成录像了。
艾拉·多伊奇曼坐在剧院后排的地板上，他年轻、矮小、温和，长着一张对创办新影公司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人而言有点过于稚气的开朗的脸。就在数周前，即12月中旬，多伊奇曼被阴谋排挤出公司，现在他带着自己的资金加盟圣丹斯，试图东山再起。他从机场一出来就向出租车司机打听：“你听到有什么好东西了吗？”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回答道：“昨天放了一部片子，大家都在议论，好像叫《性、谎言和录像带》。”多伊奇曼直奔影片下一场放映地。他注意到制片人纽迈耶站在影院后排。多伊奇曼心里清楚，像RCA/Columbia公司这种已经介入影片生产的公司在电影营销方面毫无经验。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方向：他要帮他们找发行商；然后做营销咨询。他立刻找到纽迈耶，提出要参与《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有关工作。纽迈耶说：“太好了，真不错。”
索德伯格是悲观主义者，他不太在乎电影节观众的好心回应，他担心影片日益看好的口碑会招致相反的结果，把观众的期望吊得老高，看完后难免会失望。但他可能没有觉察到，街上已经有陌生人开始跟他搭讪了。有一个人甚至问：“能允许我的女朋友吻一下你的脚吗？”
索德伯格到公园城一个星期后，《性、谎言和录像带》才终于在埃及影院上映。在电影节首场播映时门票就告罄。火暴场面让索德伯格感觉飘飘然起来。他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一股聚集很久的能量向我涌来。我出门走路都很困难了。有一次，一个女人递给我一张商务名片说，我愿不愿意在洛杉矶找个地方跟她待在一起。我的代理帕特·多拉德（Pat Dollard）就站在我旁边，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对方，仿佛在说，这简直太、太荒谬了。”
美国制造 1989（9）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吸引力如此显著，就像一场传染病般。事后想来，这也不难理解。这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独立电影。索德伯格不仅是导演，而且还是编剧，“独立导演”的称呼名至实归。再说，影片的情节非常个人化，源于自己某一段阴暗的生活经历。1987年，在他24岁的时候经历过一场顿悟。他回忆道：“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被骗了，并且在精神上受到别人的操纵。我同时跟其他许多女人不清不白——我都被玩弄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太想被我随便看中的哪个女人接受和认可了，可是一旦得手，我就又不再感兴趣。有那么一次，我在一家酒吧两英尺的半径范围内跟三个女人睡过觉。6个月我后又重蹈覆辙，这种事情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我赤裸到最大限度，喝得酩酊大醉后，又到那里去继续胡搞。直到最后一见女人就厌恶。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这样干是不会有尽头的。这场游戏在把我送进坟墓或者什么人杀了我之前是不会中止的。”他考虑过做一些治疗，但后来又没有去成。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参加一个十二疗程的撒谎症康复计划。
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性、谎言和录像带》成为第一部X一代人的电影，摄影机对准了傲慢、衣冠楚楚、里根时代的雅皮士（享有爱惜自己羽毛声誉的盖勒进行了出色到位的表演），大家很喜欢斯派德演绎的索德伯格经历的翻版：一个正在康复的撒谎症患者，喜欢离群索居、精力充沛、性格温和而又敏感，有些女人气，内心充满了对即将过去的10年间出现的随性而为的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内疚感。这是一个还不成熟的“懒鬼一族”，没有生活目标，没有金钱、职业和理想。斯派德扮演的那个叫格雷厄姆的角色可以把他所有世俗的财富放进自己的小车里。然而，在索德伯格手中，对道德问题的热衷使他显得崇高了许多，尤其是跟盖勒的“唯我一代”的腐败堕落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带有说教和取悦观众的善恶二元色彩（善良的懒鬼一族与邪恶的雅皮士，麦克道威尔和桑·吉亚科莫扮演的互为对立的善良与邪恶的姐妹），《性、谎言和录像带》还是令人着迷。在爱德华·诺顿看来，这部影片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毕业生》。他回忆这部作品的影响时说：“那部影片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表达出一代人的力量。斯派德在处理父母对我们经历过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愤世嫉俗态度时，表现出一种犹豫、一种不情愿、一种抗争的疲劳。这部影片事实上讲述的是一个人拒绝成为被期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故事，而他只想简简单单地活着。我永远忘不了这句台词：‘我只想要一把钥匙。’大家对那种感觉很有共鸣感。”
如果《性、谎言和录像带》算不上一部伟大的影片，至少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最独特的是，索德伯格本人常常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他不能也不会做出公正的评判：“当我现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感觉像那种自以为很深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人拍的东西。在我看来，它获得了反响，仅仅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看到的它之外的东西太少了。”
电影节就要谢幕，但还是没有人来买影片。“当时情况有些不同。”索德伯格继续说，“大制片厂可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今天签不了合同就完了的感觉。更可能是这样：我们要看看电影节过后会怎么样。”
随着颁奖晚会的临近，大家开始纷纷议论《性、谎言和录像带》可能会获剧情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大奖。索德伯格跟往常一样，害怕最糟的情况出现，他不想听到这种议论。这次他的担心对了。评审团大奖颁给了《真爱》，这是南希·萨沃卡被发生在布朗克斯（Bronx）的一个爱情故事所激发鼓舞的致敬之作。接着，典礼总主持保罗·马佐斯基（Paul Mazursky）夸张地宣布：“我看过这部影片，我喜欢它，它就是：《性、谎言和录像带》。”索德伯格的影片荣获观众奖。这位导演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眼睛闪闪发光，磕磕绊绊地走上领奖台，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话，表示感谢马乔丽·斯库拉斯，然后就出去庆贺了。第二天他就乘飞机返回洛杉矶。
美国制造 1989（10）
在索德伯格看来，圣丹斯10天犹如一场大梦。他还是一文不名，还得去牙科诊疗室。他渐渐长大后，父母就不用操心带他去看牙医。“我9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疼，差不多第一次看的就是那位牙医。”他回忆道，“那家伙说：‘噢，天呐！’那是在《性、谎言和录像带》放映期间，这位牙科医生说：‘你的下巴都歪了。’他们从我上嘴唇里去掉一些肌肉，移植到需要垫支牙龈的那个位置。这后来成为一场历时4年的灾难。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得带着齿列矫正器。”
后来，一个朋友给了索德伯格5份《综艺》（Variety）杂志上刊登的托德·麦卡锡（Todd MCarrthy）写的评论的复印件，这篇文章对他的影片做了毫无保留的夸奖。他的经纪人接到波拉克打来的电话。他说看了那篇评论，想看看影片。紧接这个电话之后，索德伯格又接到制片人芭芭拉·马尔特比（Barbara Maltby）的电话，她正在雷德福的野林制片公司（Wildwood）做一个影片。耶克萨和伯格曾提醒她留意《性、谎言和录像带》，顺便关心一下《山丘之王》。她告诉索德伯格，雷德福想跟他合作。
堂·辛普森（Don Simpson）和杰里·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办公室也打电话来。在索德伯格看来，太多的制片人只会对他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他甚至都不想费工夫回电话。“他们都是些讨厌的东西，只能勉强算个人。”几个月后他对《滚石》的特里·明斯基（Terri Minsky）说。但他其实并不认识辛普森和布鲁克海默，后来不得不发表一份尴尬的道歉声明。
多拉德在1个月内接了500个找索德伯格的电话，只好安排早上很短的时间给其他客户。“那就像做了1967年的大门乐队的经理。”他当时这样说。多拉德筹到了索德伯格所要求的万元到25万元的创作费、10万美元的修改费、50万美元的导演费。
索德伯格知道，他必须充分利用在寒流侵袭自己之前周围迷漫的这股热潮——他认为寒流随时可能光临。3月8日，他见了波拉克。他有些兴奋地想：哦，悉尼·波拉克！索德伯格推荐了一本叫《最后的航船》（The Last Ship）的书，描写想像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批幸存者，有些像水上版的《海滩》（On the Beach）。后来他接到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电话，他负责经营导演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的巴尔迪摩电影公司，索德伯格告诉他，他对兰姆·多布斯（Lem Dobbs）的剧本《卡夫卡》（Kafka）很感兴趣。这个剧本已经流传好几年，享有很高的地下作品的声誉，却没有人愿意碰它，因为全剧没有一点商业价值。与此同时，波拉克把《最后的航船》推荐给了环球公司的凯西·西尔弗（Casey Silver），她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看到了这本小说。索德伯格忽然像变戏法似的接了三部影片。他灿烂的职业生涯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独立发行商们也没有闲着。位于伯班克（Burbank）的奥利弗与河岸角上的一幢热闹的新写字楼的拉里·埃斯蒂斯的RCA/Columbia公司办公室的天空却因为萦绕在头顶的买主们而布满了阴霾。精明的赞助商把买主的胃口吊得老高。他们简直像救命索般抓住《性、谎言和录像带》。而且，这部影片的声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埃斯蒂斯和纽迈耶的地位令人嫉妒，他们可以定夺影片的去向。两位制片人坐在RCA/Columbia公司摆放着石面桌子的会议室里，仔细斟酌着入围买主的名单，看着他们在一个小时的会面中低声下气的表演。这些人中有奥利安经典的巴克和伯纳德、新线的珍妮特·格里罗（Janet Grillo）、斯库拉斯的利普斯基。宾厄姆·雷替生动电影公司（Alive Films）出了一个毫不动人的价码，“我们不是像有些公司那样跟风，但我们确实更需要，因为是我，我真的真的很渴望得到这部影片。”他恳求道，“我对这部电影真的有些垂涎。我有意出巨资得到它。我愿意出最高价钱……可是，噢，噢，我拿不出一分钱给你！非常感谢。”当然，他没有拿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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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11）
新线开出了两千万美元的价格，但却因为不带录像版权而作罢，他们认为萨沃卡的《真爱》更值一赌。高德温也蠢蠢欲动。跟汤姆·斯库拉斯一样，萨姆·高德温是好莱坞世家子弟。他时刻提防着那些大制片厂，担心他们的议论，优雅地待在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的圈子里。高德温是一个绅士——温和、高尚而优雅。他的公司规定不能预购任何不带录像版权的影片。但是有一个跟埃斯蒂斯和纽迈耶联系的顽固的小公司却一点也不温和、高尚和优雅。它叫米拉麦克斯。
回到最初的1979年，温斯坦兄弟还只是食底泥鱼——伺机抓住那些谁也不会碰的影片——只要是在拷贝上，什么都来者不拒。他们跟许多做电影生意的人一样，壁橱里堆着的全些是软色情的电影，如《今夜我心神不宁》（I'm Not Feeling Myself Tonight）、《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Arabian Nights）之类。他们知道性这东西好卖。如果真像哈维所称的那样《四百下》改变了他的人生，对鲍勃来说是X级的全裸影片《我好奇（黄色）》（I am Curious ［Yellow］）改变了他。鲍勃在《名利场》上发表文章写道，他们兄弟注意到：“绝大多数爱好艺术片的观众从不看带字幕的影片，除非其中有那么点儿额外的东西，说出来这东西就是性。”他们做的影片主要是英国的X级电影，观众也承受得起它们的定价。他们把这些影片加工得让美国观众更容易明白和接受，然后又卖给饥渴的家庭录像发行商和正在兴起的娱乐时间（Showtime）和新影麦克斯这样的有线电视网。当哈维偶然发现了《再见，艾曼纽》（Goodbye； Emmanuelle）这部没完没了（也是有利可图）、由西尔维娅·克里斯特尔（Sylvia Kristel）主演的系列电影的第三集时，他一定开心地笑了，这又激励着他去烙下一张燕麦馅饼。
温斯坦兄弟当初是带着两部音乐片进入发行领域的，这两部片子分别关于创世纪乐队（Genesis）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1981年元月，哈维在参加完戛纳电影节后的返回途中，顺便在伦敦停留时拿到了《秘密警察的舞会》（The Secret Policeman's Ball）。这是一部给大赦国际举办的义演音乐会的电影版，由英国最大的两家剧团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和派森（Pythons）的戏剧明星们演出，两家剧团曾以演出《布莱恩的一生》（The Life of Brian）（1979）走红，影片里的音乐由皮特·汤森等人作曲。濒临破产的大赦国际的那班人对电影生意一窍不通，对这部影片不抱多高期望，也不指望能预付版税——这正中温氏兄弟下怀。他们把这部影片的价值榨取到了极致。
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马丁·N。刘易斯（Martin ）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毛躁小子，后来成为单口相声演员，他在Mayfair（伦敦的上流住宅区——中文版编者注）的一家酒店会见了哈维。虽然哈维还没有看到影片，但已经显得热情洋溢，用那带点皇后区口音的刺耳声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的咆哮声很少高过一个低音号音域。“真是太妙了，我们完全可以扩大它的影响面，把它做得更大。我们是为保罗·麦卡特尼去做的！！！”刘易斯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很感激，毕竟有人对他的东西感兴趣。听完哈维30秒唾沫飞溅的赞扬后，他由惊奇转为喜欢，大声说：“好吧，我们成交了。”几年后他回忆道：“这是一个相当冲动的表态。那家伙有种说不出的能量。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下流的商人，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想要表达什么的下作商人。”
但是，刘易斯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偶然向哈维提起正在做一个续集。哈维大声说：“太棒了，太好了。”接着，他每周都要打来电话询问：“续集做得怎么样了？”
“哦，我们正在做——”
“你们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9月份吧。我们可以把续集给你，但我们还是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