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
“请你问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带着法国腔的英语命令道。
那个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诉我们，他叫让—皮埃尔。带着穷途末路时仅剩的那种凶暴，他还补充道，他是图西族人，他对此很自豪。对于这条没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汉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皮埃尔长着一幅典型的图西族容貌：他颊骨高耸，下巴突出，后脑勺特长，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图西族人的模样，尽管许多图西人并不长成这个样子。
“让—皮埃尔？那你姓什么？”汉娜的问题总是十分精准，我译了她的话。
是让—皮埃尔没听见我说的话还是他不喜欢有姓？在等他回答时，我和汉娜第一次长时间地对视着。之所以说“长时间”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务对象是否在听你说，那么看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且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让—皮埃尔也没有。
“请你问一下他住在哪里。”汉娜说道。跟我一样，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咙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惊又喜的是，她这一次好像把我当做她的东非斯瓦西里老乡，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且她似乎还嫌不够过瘾，居然用起了东刚果妇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这里是来翻译的。既然汉娜已经问了病人另一个问题，我就必须翻译。我把她的问题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又把让—皮埃尔的回答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这次我复制了——如果说“模仿”还不够准确的话——她那让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
伦敦口译员 第二章（5）
“我住在希思公园，”我对汉娜说道，重复着让—皮埃尔的回答，就好像这些话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一样，“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离开了这个”——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地方。”为礼貌起见，我把他用来形容医院的那个别称略去不译。“汉娜，”我继续说道，但可能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压抑的气氛，这回我讲的是英语，“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 想看书来
伦敦口译员 第二章（6）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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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口译员 第三章（1）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你很好地掌握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语言，而且你的职业声誉是最高的A级。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视而不见，我们这个部门也不例外。”
我不确定他属于政府哪个部门，但他已经告诉我，他是高级文职官员，这对我来说应当就足够了。我也没问我掌握的语言中哪些他觉得有趣。如果不是因为我太飘飘欲仙了，我可能就已经问他了，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人的尊敬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能呼风唤雨的要人，千万别这么想。”他继续说道，但仍然是在谈我的资格问题。“你会成为一名PTA，也就是兼职助理。你的职位肯定不会比这低。你的身份是秘密的，但你只是我们的外围成员，而且除非我们为你提供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将一直只是外围成员。我并不是在说某些外围成员不是表现最佳的人员，因为有些外围人员恰恰表现得最好。在我妻子玛丽看来，他们干得更棒，表现得更好。你听明白了吗，萨尔沃？”
“明白了，先生。”
我意识到，就像小时候我太常用“您老”一词一样，现在我也太常说“先生”了。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牧师，你就得称呼他为“先生”。
“那么请你重复一下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好让我们彼此都清清楚楚。”他这样建议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