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什么原因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第13节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