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第18节
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戴着红十字袖箍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病房内外全是伤号，见了这些年轻的义务看护立刻垂下眼皮。等她们走过去，他们却扭过脸，追看她们背影。年轻的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单薄、苍白的少女，他们印象中的女性是红扑扑的，有着圆滚滚的四肢和胀鼓鼓的胸和臀。而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护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层浅蓝、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气、一个精灵。这些农夫的儿子们还说不上喜欢她们，除了新鲜感的刺激，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她们。仿佛她们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人间，尽管她们苍白细瘦的手也做出些泼辣的动作；把他们扔在床垫下血污发硬的土布军装扯出来，扔到一挂推车里，第二天，军装被送回来时，已洗净熨平，一股太阳光的暖意和一丝清淡的浆衣水香气。经过她们细瘦苍白的手，一切都整洁得令人生畏：绑腿、布袜、绷带。一切都洁净得成了她们素净苗条身影的延伸，令农夫出身的士兵们不忍也不舍去触碰。她们和他们隔着一层口罩，她们在口罩的那一面对他们施舍恬淡的笑容。她们的手指清凉如露珠，每一记触碰都在他们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种奇特的、好受的伤痛。士兵们将眼睛闭起，羞得无地自容，感受着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护细瘦、苍白的接触：她们将他们的脚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细细剪去趾甲。或者将他们靠在她们单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汤喂进他们口内。那真是让他们一秒钟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们有时也在雪白的口罩后面讲一两句话。本来就细而柔软的话音给雪白口罩的纱布筛得更加细而柔软，到达他们的知觉时，同样地触伤了他们一样，留下异样的、好受的疼痛。这疼痛包括她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缩减的距离，不可能建立的熟识，不可能将她们挽留住，哪怕是短暂的挽留。而只有一个小女看护是例外的。她总是来得早，走得迟，偶尔会问几句士兵们答得上来的话，比如：家乡主要种麦还是种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涝？大军南下了，可给家里老人捎过信？知道你受了伤，他们会急坏了吗？……
这个跟士兵们颇谈得来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乌黑的齐耳短发被一根白色发带箍在耳后。士兵们认为她戴口罩的脸非常好看。他们认为每个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口罩衬得她眉眼、头发更黑了。她两只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时候也是笑的，没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九月这天傍晚，几位首长来看望伤兵们。那个“月白”少女正要离开，这时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扫向首长们，最后停留在最年轻的首长脸上。她听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她分析着，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首长实际上是一行首长中官衔最高的。他极少开口，偶尔有话，只是一两个字。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枪，军服是种粗毛料，但给腰间的牛皮带一扎，显得很合体。他的军装口袋里插着一本书。
年轻的李师长回过头，发现小女看护紧紧盯着他。士兵们中有个传说，说是李师长打仗勇敢，但从来没挂过花，是因为李师长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假如士兵们在这一刹那看见李师长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他们会进一步相信李师长脑后确实有眼。
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惟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枝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式，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复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