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第03节
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从后视镜里瞅我一眼，说：业余情妇，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业余爱好？
我说：我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我这位朋友来了五年了。我暗中检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处小错，一处大错。这是由于紧张，可我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很可能我在打这个美国男人的主意，不然我这句答非所问、通体毛病的话算什么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给人露一手就变得很没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阿书突然觉得事情有了疑点。
你把我们往哪儿开？！她问他。
你们饿不饿？他说：我特别饿。
过了两个加油站了！阿书揭露性地说。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声音都是笑的：过了四个加油站了。
阿书用中文说：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说我看见她把所有破烂和他的破烂一块锁进后备厢了。她让我把我的皮靴脱下来；那鞋跟不够尖利，不过比赤手空拳强。我说我可不想动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谁的？她说，好，那你把靴子递给我——别从这边！从右边偷偷递给我！
前面灯光稠密起来。阿书催促我快脱靴子。我说我可就这一双过冬的鞋。她不耐烦了，顶我一句：不就是两块钱在旧货店买的吗？我说那么大个旧货店我在里面开矿开了一下午，开出一双凑合能穿的鞋是容易的吗？她简直像吵嘴一样说：打又打不坏！打完他你再接着穿呗！听我不吱声她又说：前面好像是个大住宅区，我叫他停车，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后脑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够沉。我说：不是说好你拍吗？她说：我怕你舍不得你的破皮靴！我说，那你凑合用你的鞋拍吧。阿书说：谁让你坐后面？我要坐后面我就拍！……
他突然说：以后可别随便搭陌生男人的车。你们常搭陌生人的车吗？
我正要说我们从来不搭陌生人的车，阿书却抢先开了口。她大声说，对呀，我们最喜欢搭陌生人的车，陌生人才礼貌客气。这个鬼国家，一成了熟人，才没人来理你！
他说，听说年轻女孩失踪的事吗？
那是年轻女孩！阿书说，我们又不是年轻女孩。真比划起来，吃亏的还不定是谁呢！一般带大武器太累赘，随身揣把微型手枪、催泪瓦斯什么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他说：噢。然后他转脸问阿书：你叫什么名字？
阿书抬杠一样反问：你叫什么名字？！
车进入了人烟旺盛的地带。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顺手向过往的汽车上扔雪团。阿书紧急向我布置：现在车速才三十迈，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车我就喊一二三，你跟着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车！叫你停车！
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车平滑地飘过极光润的马路，两岸的公寓满是温暖的灯火。
停啊！她对他叫道，同时气急败坏地对我用中文说：你怎么回事？！拍呀！怎么这么饭桶？！……
我说：你不饭桶你来。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车！阿书要吓哭了：停车！她吼得肺腑震动。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马上就停。他答应着，一点儿也没听出阿书声音里的哭腔。他的脚在油门上加了一把劲，车速平稳地上去了。阿书说：完了，跳车也没法跳了。他倏地笑出声来，轻打一下方向盘，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闹市区。车子不动声色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
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映射中，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唉，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她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一样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给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戳：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更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