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思。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艺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第27节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在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我脑子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溶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